《左传》《史记》名词作状语的比较

文章对《左传》、《史记》中的普通名词状语进行了比较，认为名词作状语由《左传》到《史记》大量增加；名词状语与动词的结合关系有重要发展；名词状语的描绘作用更明显；名词作状语是汉语名词的基本功能之一。     

《世说新语》的语言特色——《世说新语》与《史记》名词作状语比较

文章对《史记》、《世说新语》中的普通名词状语进行了比较 ,认为名词作状语由《史记》到《世说新语》有明显变化 ,复音成分作状语的总数增加了 ,名词作状语的总数也增加了。同样是表比喻 ,《史记》中名词作状语表比喻的句子比例大于“如”、“若”比喻句 ,《世说新语》情形相反。《史记》中 ,方位名词可以直接作状语 ;《世说新语》中 ,不仅方位名词可以直接作状语 ,而且方位词短语作状语大量出现 ,体现出近代汉语口语化的特色     

对“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句的异议

苏轼的散文《石钟山记》被编入全日制十年制学校高中语文第二册课本。该文的第三段里写道:“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郦元之所见闻,殆与余同,而言之不详;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对上文中的“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句:一本语文教学参考材料里说:“而那些渔人船夫,虽然知道这些情况,而不能把它说出来……表现了作者轻视劳动人民的思想。”又一本语文教学参考材料里说:“特别是看不起渔工、水师,更应予以批判。”     

对《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一文的异议

《中国法学》1987年第3期刊用的梁慧星先生《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一文,从理论与法律规定的结合上说明了问题,使我们很受启迪。同时,对该文把“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当作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之论,我们以为宜加商榷,并浅析如斯。梁先生在文章开头正确指出:“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是我国民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本质特征的集中反映。……因此,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民法区别于我     

《对克拉申习得——学得说的异议》一文的商榷

<正> 荆增林同志的《对克拉申习得——学得说的异议》(《现代外语》1991年第4期)一文(以下简称“荆文”)评价了克拉申(Krashen,下简称克氏)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假说:习得与学得的区别。通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该假说的分析,荆文做出如下结论:习得——学得假说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讲不通”,是“失败”的语言教学理论。笔者认为,荆文的一些论点缺乏说服力,对克氏理论所做的评价也欠公允。现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增林同志商榷。     

对《“粟栗”与“栗粟”考》一文的校正

1990年《民族研究》第5期,刊载冯魄同志的《粟栗与栗粟考》,一文,根据向达先生所著《蛮书校注》一书中,将“栗粟”这一族称误校为“粟栗”,从而对近10多年来编写出版的《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傈僳族》、《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傈僳语简志》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傈僳族等,有关傈僳族的族称问题,作了不同的解释。现就此与冯魄同志进行商讨。     

论《随想录》的“历史现场保护意识”——为巴金逝世一周年而作

《随想录》的言说风格,体现了巴金的“历史现场保护意识”。倡言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与“文革”博物馆是这种意识和谐、完整的显现,也是一位世纪老人思想智慧的集中呈现。其意在倚重“五四”新文化资源,重建当代中国知识群体的精神空间和人格范型,追忆巴金的意义在于在当下语境中为知识群体树起一个价值坐标。     

为理想婚姻而“作”的女人——浅议张抗抗《作女》之陶桃

张抗抗《作女》中的陶桃,是一个渴望结婚,渴望嫁个有钱、有文化、有地位男人的女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她凭着女人的身体和容貌从东北小镇一路“作”到首都北京。在遇到理想中的结婚对象“郑达磊”后,更是费尽心机迎合取悦。这样“作”的结果是她最终结婚了,但结婚的对象不是郑达磊。文章主要就张抗抗《作女》中的陶桃进行了分析。     

“质疑”的质疑——与刘再复批判《水浒传》一文商榷

《书屋》2010年2期刊登了刘再复近二万字的长文《社会性“造反有理”批判——〈水浒传〉小逻辑质疑》．文中虽然笼统地宣称作者并非否定一切造反、并非否定许多革命包括暴力革命的历史合理性．     

东学西渐与东化——为《东方论坛》“东学西渐”栏目而作

青岛大学<东方论坛>准备开设一个新的栏目"东学西渐",我觉得这个栏目开得好,开得适逢其时.我愿意写一篇文章谈谈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我一向特别重视文化交流问题,既主张拿来主义,也主张送去主义,对中国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我的基本观点是"拿来"与"送去".就目前来说,我们对西方文化和外国文化,当然要重视"拿来".但我们不能只讲西化,不讲"东化"."东化"这个词是我发明的.根据历史事实,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从未中断过,我认为21世纪应该是"东化"的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在世界上占统治地位.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华,从而把人类文化推向一个更高的阶段.我希望这个栏目能够吸引更多的学者参加,希望把这个栏目办好,办成一个有特色的栏目.     

对《论汉语动词重叠的演变轨迹》一文的几点补充

对李广锋、李淑霞两位先生<论汉语动词重叠的演变轨迹>一文中的一些说法进行了商榷和补充,这些商榷和补充能使该文的结论更为可信,更为充实.     

《文镜秘府论》乃为“济世”“经邦”而作

海外汉籍《文镜秘府论》产生于日本文化在中国文化全面影响下凝结成形的时期,它既是为了适应政治教化之需而编,也是为了帮助日本学习者学习中国文化之需而编。从空海种种“济世”“经邦”之举以及日本人对《文镜》之评价,我们发现《文镜秘府论》千百年来一直是日本汉语学习者的必读书,且对日本的汉诗学、悉昙学、和歌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也谈孔子“作”《春秋》——孔子“作”《春秋》的诠释学解析

对于《孟子》所说的"孔子作《春秋》"一事,学界从认同到质疑,经历了长期争议。从诠释学角度看,孔子"作"《春秋》实际上是以述为作,借文本诠释成就观念创新。孔子"作"《春秋》,使鲁史《春秋》的属性及其功能发生了重大转向,即由侧重历史和实证向侧重政治和诠释的转向。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注重过去,后者注重现在;前者注重客观,后者注重主观;前者注重记事,后者注重诠释;前者注重史料真实,后者注重政治启迪。孔子"作"《春秋》,就是通过诠释《春秋》,以"窃取《春秋》之义"的形式,对鲁史官的资料选择和意义表述进行契合时代的再诠释,即在"上无明君,下不得任用"的无奈中,用褒、贬、讥、绝、讳的方式,阐发和表达自己对社会政治的思想倾向和理想追求,它们包括:尊王尊君的政治秩序、灾异谴告的权力约束、倡导亲迎的伦理秩序,以及由地缘区别到文化差异的新夷夏观。     

一座诗的丰碑——为《朱英诞集》问世而作

<正>像波兰作曲家萧邦在西方音乐史上以"钢琴诗人"名世一样,朱英诞这个名字,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就意味着诗。自1933年在报刊发表新诗《印象》起,至1983年创作最后一首新诗《飞花》后不久谢世,朱英诞的写诗生涯长达整整半个世纪。他一生留下了三千多首新诗,一千多首旧体诗,可以说是以诗始,也以诗终。他曾自称"一个大时代的小人物",但他以他自己与众不同的诗,新诗和旧诗,还有同样与众不     

一个由误解而引发的误解——与《毛泽东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一文的商榷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类社会形态的更迭，正是在具备革命变革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阶级斗争这个动力作用的结果。所以，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解释几千年的文明史，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正确命题。《邱文》把毛泽东的正确观点说成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并加以发挥，实际上这是一个由误解而引发的误解。     

谈《李白与杜甫》——对《郭沫若与杜甫》一文的补白

郭沫若同志写的《李白与杜甫》一书,自一九七一年十一月问世以来,可以说是一家之言,很少有人评论。可喜的是近两年来,才引起了人们的注目,越来越多的同志对此书发生了兴趣,写了一些评论性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谈了对此书的看法,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也是颇有意义的。     

生命科学与科学仪器——为《生命科学仪器》创刊而作

本文回顾了生命科学与科学仪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中国生命科学发展面临的挑战和科学仪器面临的任务,提出没有自主创新的科学仪器,就很难有原始性的技术创新。同时还指出生命科学要发展,科学仪器需先行。     

《全唐诗》“一作”校证札记

近年收集唐语资料,翻检史书之余,兼亦浏览《全唐诗》一遍。取舍之间,常为“一作”苦,遂又自不量力,试作校证。参读岑仲勉先生《读全唐诗札记》(《史语集刊》九本,得益良多。仿岑先生之作,偶有所获,亦笔录成文,积久得二百余事。今摘引三十则,撮录证语,就教于同志。其大要,不过以史证诗,以诗证诗,旁未及逮。区区之作,唯期得为《全唐诗》整理工程添半砖片瓦。校引诗例,均取自中华书局《全唐诗》平装本。引例之后,概注页码,以备复检。史书引文,均取之中华书局标点平装本分部     

关于《文选》选文的下限问题——“天监十二年”说与“只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说异议

窦常之“以何逊在世，不录其文”云云虽有违事实，然其“所录皆前人作”说则符合实际。昭明太子于梁代作家的作品不收其最敬重、且文名更大的刘孝绰与王筠的，而收丘迟、虞羲、徐悱、陆任等人的。其唯一原因，就是前者在世而后者已故。《文选》以天监十二年或天监末的作品为断限与下限取决于诗文的作年而“与作者存世与否无涉”两说，均难以成立。《文选》选文确不存生者，其下限为陆任去世的普通七年。     

高尚而理性的人生观——对《吕氏春秋》“义”的一种揭示

《吕氏春秋》2000年来被称为＂杂书＂,人们总认为它的思想泛滥杂驳而缺乏归趣,其实,它的内容有着非常严密的内在一致性。至少在伦理道理方面,《吕氏春秋》向后人展示了一个完整的高尚而理性的人生观。＂义＂——行为规范是人生的基本前提：不义则无以为生;诚辱则不为乐生;辱莫大于不义。但是,吕子们的人生目标是＂六欲皆得其宜＂的所谓＂全生＂,物质与精神双方面的适意才是他们的人生追求。自杀是摆脱＂迫生＂等悲剧状态的理性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