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对中国传统建筑之影响

"礼"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在以礼制为主导的封建制度主宰下,"礼"既为规定统治秩序、天人关系、人伦关系之法则,也是约制伦理道德、思想情操、生活行为方式之规范。中国传统建筑作为承载社会生活之重要场所,"礼"对其产生了至深至巨之影响。本文从"礼"与中国传统建筑基本原则之确立、"升降出入"秩序之形成、功能布局之理蕴、等级制度之渊源等诸方面对此进行了初步探讨。     

王船山乐以“发情”致和之和谐思想——兼论礼、乐致和之异同

运礼致和,因和而乐(le),和者乐(yue)之所由生,乐(yue)备而和昭。乐备和昭源自于礼乐互用而致和,乐以发情以致和,因为乐以治心,乐以昭和。礼、乐致和区分度明显:因礼而和是以礼调适人之心、性、情,调适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致和,礼主阴,系"抑情"而和;而乐以致和是以礼之调适致而后的喜悦之情的表达,乐主阳,因"发情"而和。乐以致和是礼之调适而致和后的更高层次上的和谐。     

《诗》本义的呈现——从“诗史”阐释到“民谣”阐释

《诗经》汉、唐注疏以“诗史”阐释为核心,对诗歌文本作出带有具体历史人物、事件内容的阐释,“风教”“正变”“美刺”等《诗经》学理论都以“诗史”阐释为出发点。经学史重视文献和师法传承,强调《诗经》学的汉、宋之别,低估了“诗史”阐释传统在宋代以来的影响。传统上认为首开反拨汉、唐注疏之功的欧阳修《诗本义》,对“诗史”阐释传统的延续远高于否定,只是微调了具体阐释细节。首次提出“里巷歌谣”观念的朱熹《诗集传》,乃至推崇这一观念的方玉润《诗经原始》等,都保留了冗长的“诗史”阐释尾巴,甚至有所倒退。直到五四“歌谣”运动影响下以顾颉刚、闻一多、朱自清、朱光潜等学者为代表的现代《诗经》研究的出现,才从深度和广度上厘清了“民谣”观念,使《诗经》阐释彻底走出“诗史”阐释传统,呈现出《诗》的本义。     

孔子与中国的礼文化

“礼”是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更不是“天人”。“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孔子就是以提倡“礼”而闻名的。但是,对于孔子关于“礼”的学说的性质和意义,人们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代表了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体现了孔子的宗教观;有的则认为,“礼”的学说主要反映了孔子的人文观。有人想从中挖掘出新的意义,以弥补现代“法治”社会的不足;有人则揭示其中的保守性,证明其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阻碍作…     

春秋时期礼、乐的分流倾向与“移风易俗”

对春秋“礼崩乐坏”现象,学界多从诸侯对旧有礼乐制度的僭越与破坏之事实层面切入考述。实际上,与西周礼乐一体的政教制度相比,春秋时期,乐仅保有微弱的意识形态地位,礼之意识形态地住衰落而其法治内涵得到强化。礼与乐遂出现分流倾向。这一变化,促使苟子发掘音乐的审美意识形态优势而首倡“移风易俗”．重新在理论上实现了乐与礼的并举、相济,巩固了礼乐一体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略论“礼是郑学”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称“礼是郑学”，究其原因，一因郑玄礼学著作甚多，特专精于礼学；二因自郑玄兼注《三礼》，始有所谓《三礼》之学；三因郑玄能将其礼学付诸实际运用，为朝廷制礼；四因郑玄能以礼律己，“非礼不动”。然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自郑玄兼注《三礼》之后，后世之治礼学者皆以郑学为宗，而不可舍其书，自魏晋至隋唐皆然，故孔氏有“礼是郑学”之称。     

先秦礼学文献的文学研究视阈考察——以“三礼”为代表

先秦礼学与中国早期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孕育着中国文学的早期形态与文化内涵;“三礼”文献作为先秦礼学的代表之作,更是从各个方面反映出这种复杂的内在渊源,具有一般儒学经典无可替代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厘清先秦礼学与古代文学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与视闽状貌,将有助于厘清诸多文学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来源,显现其中重要的文学史意义和礼学史价值,进一步拓展学术研究的宏富视野,加强以“三礼”文献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专题研究.     

郑玄对“比兴”论的阐释与发展

郑玄在《毛传》基础上的理论阐释,以及对周代诗人艺术实践的理性观照,丰富了比兴论的内涵,赋予它以经典性形态,使这一理论范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中最具活力的构成部分。     

“心所同然”与“各有会心”——宋明以来诗学中以解释者为中心的主观性阐释方法摭谈

宋明以来文人对诗歌进行的主观性评点和鉴赏成为中国古代阐释学的一大景观。其主观性不仅表现为对诗人"心所同然"的知音式共赏,还表现为"各有会心"的个体性解读。究其原因,除了以"言不尽意"、"诗无达诂"和"六经注我"为代表的诗学阐释传统,还包括宋明理学、心学背景下,由"尚意"到"尚味"诗学精神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反诠释"倾向。其后,在清代学者毁誉参半的评价体系下,古代诗歌的阐释呈现出多元共生的局面。     

“■(致礼)”与吐蕃对唐朝“宾服四方”的效仿

在《敦煌吐蕃历史文书·大事纪年》中记载了很多其他民族遣使至吐蕃的历史,文书均书以“■”,现今译为“致礼”较为恰当。该词是吐蕃效仿唐朝宾礼的表现,反映了吐蕃随着地域扩大,建立“宾服四方”天下观的愿望,但由于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吐蕃对唐朝的效仿并不成功。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始终对吐蕃具有强大吸引力,对唐朝宾礼的效仿本身也反映出吐蕃对唐朝的向心力,这种向心力为后来西藏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辖奠定了基础。     

源于“三礼”中的成语

"三礼"是传统儒家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承载大量政治文化、礼仪习俗等方面的信息外,还从源头上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语——汉语。我们今天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成语,追根溯源,不少都源自于"三礼"。     

传统之“乐”与人生“幸福”

传统之“乐”认为．“乐”是“安而不忧”、“善美愉悦”与“自然顺适”心理体验;也是“生生不息”、“云淡风轻”、“率性而为”人生状态：还是过程的、信仰的、指向未来的幸福,甚至“幸福”本身就是理想与信仰。在传统之“乐”这种理想与信仰包括两个方面：“天人合一”与“各得其所”。通过分析,传统之“乐”具有以下一些特征：包括四个方面即“静底”、“善底”、“天底”、“和底”。     

“温柔敦厚”宋代阐释的两个转向

温柔敦厚在宋代的接受与阐释发生了两大转变:一是由伦理学领域逐渐向诗学领域过渡,二是与温厚和平交替使用。这两大转变意味着温柔敦厚的性质和内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温柔敦厚从此由一个偏重政教功用的伦理学原则逐渐过渡为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典范。而在内涵方面,温厚和平更侧重于向内转,更侧重于个体心性修养的一面。如此以来,温柔敦厚中蕴含的原始儒家外求以大济天下的理想精神相应就淡化了,逐渐转化为对一种文学风格类型的追求。     

本体论视野中的荀子“礼论”

本文认为荀子首先从赋予礼以新意义,建立新礼学入手,彻底否定了远古以降的神学本体论;其次用天人相分的观点考察人性,把人性之善看成是后天之善,打破了思孟学派的心性进路的道德形上学;最后通过对礼起源的论述、认为礼为天地运行之摹本,建立起自己的形而上学。     

孔子之“礼”新探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语境中,礼之集大成者,非孔子莫属。孔子之礼,源自周礼。在治国、化人、济世等不同的层次,对它可有各不相同的解读。与仁、与义、与乐,孔子之礼均有密不可分的关联。具体运用孔子之礼,必须掌握其本质与具体分寸。当今在弘扬包括孔子之礼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当扬则扬,当弃则弃;此乃对中华传统文化、对孔子之礼乃至对孔子的最好的维护与尊重。     

人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连接——从“礼“的和谐精神中探寻

人权作为一种普遍道德权利,不应当只以西方人权为标准,在讨论人权和中国传统文化关系的时候,应当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中寻找、提炼那些符合人权原理的思想和精神,而"礼"所追求的和谐精神中隐含的人权因素,正可为人权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找到连结点。     

近百年来“诗言志”阐释的回顾与展望

自从诗的本质的最早观念——“诗言志”说诞生以来 ,历代学者对其进行阐释、分析、解说 ,成为中国传统诗学领域中“说不尽的诗学命题”。现代学者对“诗言志”解释大致有两派 :一种观点认为 ,“志”是包含志意、思想、怀抱 ,排斥个人情感因素 ;另一种观点认为 ,“志”指人们的思想感情 ,是意和情的结合。关于“诗言志“这一古老的诗学命题 ,我们应采用多维度思维 ,将其置于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框架下 ,进行整体性和系统化的考察。     

“礼”“法”之间:荀子的“礼”性思考

荀子之“礼”已突破了孔孟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实质上成了“法”的另一种指称。他在对“礼”的起源作了极富历史理性的探讨之后,认为“礼”就是一种社会法度、规范、秩序,是一种社会个体必须普遍遵守的、具有强制命令性的行为规则。“礼”“法”之间可自由穿行。     

传统“礼”与“仁”思想基本特点透视

在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中,"礼""仁"可谓其核心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颇为复杂,究其特点,主要有四:历史发展"礼""仁"递生与时代合离,外在形式"礼""仁"价值损益与地位调适,具体内涵"仁""礼"内外有别与彼此互动,内在实质"礼""仁"具体与目标合理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