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东北地区人口婚姻状况探析

晚清时期,东北地区人口婚姻带有地域特色:已婚人口中女性婚配人口多于男性,婚龄普遍为早婚,且男小女大;未婚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男女终身不嫁的不婚人口很少,但男性较多;丧偶人口中,守寡女性占据绝大多数,鳏夫续娶较多,寡妇再嫁则很少;离婚人口中,有休妻、出妻等绝婚现象,但离婚人口很少。种种婚姻状况,主要是由于东北民族婚俗与陋习、东北移民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决定的。     

性别比失调的社会后果及其特点——来自对台湾人口的观察

由于特殊的政治军事原因 ,1 95 0年前后以青壮年男性人口为主的大批大陆人口迁入台湾 ,导致台湾部分年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性别比偏高使得处在婚龄段的男性人口成婚困难 ,男性终身不婚率高 ,老年离婚男性比例高 ,以及单身老人处境艰难。性别比偏高还导致婚姻年龄的性别差异扩大 ,经济落后地区女性外流严重。性别比失调的社会影响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空间上的扩散性、年龄上的传递性、社会影响的综合性和问题解决的艰难性等特点。     

浙江外来女性人口探析

<正> 所谓外来女性人口,是指从外省(区)婚迁至浙江,居住时间在三个月以上者。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浙江的外来女性人口。已达十万人左右。对外来女性人口的涌入,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为此,我们专门到外来女性人口较密集的浙北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并对此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中国分性别婚姻推迟及其补偿研究北大核心

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人口出现了明显的婚姻推迟现象。婚姻推迟与补偿问题不仅关系婚姻家庭本身,而且与生育水平紧密相关,因而受到广泛关注。然而,以往相关研究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对于婚姻推迟仅仅是人口步入婚姻的“进度”上的减慢,还是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最终导致相当比例的人终身不婚这一问题,现有研究持不同观点,需要进一步检验。第二,以往相关研究多关于女性,但在中国婚姻挤压非常严重的人口结构背景下,分析比较两性婚姻推迟与补偿的特点更具有意义。第三,以往研究在方法上多使用净婚姻表分析其主要指标,但净婚姻表因纳入了死亡因素反而不能反映婚姻的“净变化”。鉴于此,文章利用我国最新普查数据,采用粗婚姻表以及婚姻补偿指数等多个统计指标,从队列和时期视角探讨近30年来中国婚姻推迟趋势及其补偿效应,特别关注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人口的婚姻推迟程度不断加深,近20年男性婚姻推迟程度高于女性;男女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不断减弱,且男性婚姻推迟的补偿效应低于女性。根据男女婚姻推迟与补偿、终身未婚比例的变化趋势,未来15-20年我国男性将过渡到晚婚不婚模式,而女性还将保持在晚婚普婚模式。我国婚姻推迟与补偿的性别差异与婚姻挤压有密切关系。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岁之后的终身结婚期待率要高于1990年与2000年,29-35岁女性的预期单身寿命也较前30年低,较大年龄未婚女性结婚等待时间缩短。     

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存在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本文从界定独身不婚这一婚姻行为入手,通过对中国大龄未婚人口现象的系统描述来认识其存在的特征和后果,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为解决中国大龄未婚人口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笔者认为,中国大龄女性未婚人口现象的存在是和适婚男性非理性的“下娶”相联系的,而大龄男性成婚难则应该归因于适婚女青年理性的“高攀”和跨地区婚姻流动以及自身相对低下的社会经济条件     

从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看藏族妇女的婚姻状况

本文根据１９９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资料对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如下结论：１．和其它人口群体相比,藏族女性的婚姻状况为有配偶率低、未婚率高、离婚和丧偶的人口比重高;２．其婚姻模式表现为初婚年龄高、不婚率高的婚姻模式。究其原因,一是独特的性比例造成女性可婚对象减少;二是藏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使女性没有必须处于婚姻状态的压力,对川藏两地藏族女性婚姻状况的比较说明民族融合有助于藏族女性婚姻模式的改善。     

从上海看中国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趋势——兼论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适用性

终身未育者增多是欧洲第二次人口转变过程中突出的新变化，已有研究大多认为中国仍是“普育”社会，并将其视为中国第二次人口转变的独特之处。文章以中国上海市为例，从代际差异、婚姻状况、社会经济特征3个维度，使用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1995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及相关婚育调查数据，考察女性终身未育现象的变化趋势，并以此为切入口浅议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结果表明，就已度过育龄期和处于育龄末期的女性而言，上海市女性终身未育水平仍低于欧洲国家和同处儒家文化圈的东亚社会；但相对年轻的“65后”“70后”女性与年长队列相比已表现出明显的终身未育水平上升趋势。越是年轻的女性队列，终身未婚对终身未育的贡献越大；非上海户籍女性的终身未育水平低于上海户籍女性，但年轻队列中前者明显向后者靠拢。女性终身未育率还表现出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升高的特征。当前仍处于育龄期的年轻队列受教育程度明显高于年长队列，且婚育观念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和个体性，婚育意愿低迷，推迟婚育的人群规模也在扩大，这些迹象预示着年轻队列的终身未育水平可能进一步上升。在以上海为代表的大城市，女性终身未育现象及其扩散趋势...     

进城还是回村？——跨省婚迁者的空间选择

在经济社会转型、人口频繁流动的条件下,婚迁由乡到城的单向迁移转变成为城乡互动的双向流动。婚迁者留在城市还是回到乡村,要取决于多种条件。本研究通过测度跨省婚迁的性别比发现,自1990年来的20年间我国省际婚迁性别比下降近一半。全国省际婚迁性别比呈现城市-城镇-乡村两端大中间小的“微笑曲线”。在婚迁的空间选择上,男性以城市为主,女性则以乡村为主。进一步分析影响婚姻迁移的因素发现,经济变量中人均GDP对总婚迁和城市婚迁呈正向影响,城镇和乡村呈负向影响;居民收入和消费状况对婚姻迁移产生正向影响,但消费的城乡差别则对其产生负向影响;人口的城乡流动与迁移以及社会变量中各因素对跨省婚迁产生正向影响,而文化变量中的各因素则形成负向影响。     

法律不是儿戏——立法应审慎对待无婚无性生育

近来因吉林省新出台的《吉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中的一条关于终身不婚妇女可以采取合法医学辅助生育技术手段生育一个孩子的规定 (以下简称“吉林条例”) ,在全国城乡闹得沸沸扬扬。对这种无婚无夫无父甚至是无性的生育 ,一个地方法规对其做出了合法的规定 ,是耶 ?非耶 ?赞成者说是体现了先进的生育文化 ,体现了现代法律人性关怀的合理走向 ,维护了妇女本应该拥有的作为基本人权的生育权 ;反对者说这对孩子、对男人不公平 ,成为人口增长的新因素 ,更为麻烦的是随着孩子的成长将出现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法律纠纷和实际问题 ;等等。我们认为 …     

明清江南地区两个家族人口的生育控制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历史人口中并不存在着“预防性抑制”及婚内节育行为。本文对明清时期两个家族人口的生育行为进行了研究，并结合其他的实证研究成果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在人口压力较为严重的时期，不同阶层的中国人口通过推迟男子的婚龄、保持独身，以及婚内节育来应付环境的挑战。另外，“多子多福”仅仅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理想而非现实，因为明清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妇女的终身生育率均在４～６之间，本文探讨了决定这一生育水平的内在原因。     

我国人口的早婚、大龄未婚和终身不婚状况

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在我国历史上首次对全国15岁及以上人口进行了婚姻状况的全面调查,本文仅就我国人口的早婚、大龄未婚及终身不婚的问题作一简要分析。 一、各地还或多或少存在早婚现象,个别地区比较突出 为了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保障妇女的身心健康,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是男不得低于22岁,女不得低于20岁。可是,目前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或多或少还存在着早婚现象,个别地区还比较严重(见表1):     

台湾人口婚姻:现状、特点与问题──兼与大陆地区人口婚姻状况的比较

由于特殊的社会、经济背景,台湾的人口婚姻状况表现出自身的特点与模式。与大陆地区相比,台湾的年轻人更倾向于晚婚、人口的不婚比例偏高、离婚现象相对普遍、已婚有配偶比重较低,而丧偶情况复杂。但在夫妇年龄差、离婚率变动趋势、新郎新娘受教育程度匹配模式等方面,两地也表现出一定的相似性。老年人的不婚与离婚、婚姻市场的“婚姻拥挤”、离婚率的持续攀升,是目前台湾面临的主要人口婚姻问题。     

西南农村妇女东迁婚配态势探析

随着中舀的笠济毕制改革、农衬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封闭式人口逐渐向开放式人口转变。在人口移动的大潮流中,位于我国西南地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农村女性人口东迂婚配现象,日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本文试就此作一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一、农村女性人口省际婚迁中的特殊现象 1.婚迂规挺日越庞大,流势逐渐增强。 省际婚姻迁移是指与居住外省的异性结婚而进行的迁移。这种迁移活动的主体以女性居多。解放以来,省际婚姻迁移一直存在,但数量和规模郁不大,没有形成迁移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省际婚姻迁移,尤其是农村女性入口jL…     

我国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同马尔萨斯人口论根本对立

当前,在人口理论讨论中,有个总的问题需要澄清:我国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和马尔萨斯人口论是不是一回事?所以需要澄清这个问题,有来自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原因。从理论上讲,马尔萨斯主张迟婚、不婚、抑制生育、减少人口,我们则主张晚婚、晚育、少生、控制人口,好象未脱马尔萨斯主义的巢臼。从实践上讲,五十年代末,我国有学者提出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正确主张,却被错误地扣上马尔萨斯主义帽子,致使很长一段时期内视人口问题为禁区,不敢拿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增长对比,不敢谈论节制生育,不敢谈论控制人口,怕有马尔萨斯主义之嫌。所以,七十年代,一当我国正式提出控制人口的政策,就有同志弄不清楚了:这是不是马尔萨斯人口论?还有,我国在很长的时期内未能实现毛主席和     

从社会性别平等角度推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综合治理工作

社会性别意识是国际社会兴起的与人口意识、环境意识并列的现代意识之一。谈起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的问题,人们一般关注的是有多少男青年找不到对象,有多少"光棍"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人。这当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殊不知其背后事关女性生存基本权利的问题,更是关乎社会性别平等的基础性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问题是计划生     

老龄人口婚居状况初探

随着我国人口类型的逐步转变,老龄人口问题已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关注,成为多学科从不同角度研究的重要课题。老年人的婚居状况是老龄人口问题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试以陕西省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83年进行的全省千分之一户“婚姻与家庭调查”为依据,对这个问题做些粗浅的探讨。     

冲突与回应：建国初少数民族地区婚姻问题研究——以贵州省为例（1949-1956年）

建国前贵州少数民族地区的婚姻具有四个异质特征：1．妇女在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2．除了同宗不婚和特殊的“还娘头”外,相对汉族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数民族的婚姻还是比较自由的;3．“还娘头”与同宗不婚或同姓不婚;4．通婚禁忌与婚姻神判。建国后在《婚姻法》的冲击下迅速嬗变：1．离婚案件呈上升趋势;2．处理婚姻问题的权利由传统的三老四少转移到国家政府手里;30对女性是一次重大的解放,从而终于纳入到了国家预设的轨道。     

数量视角下中国青年婚姻态势的城乡比较

文章对晚婚、大龄未婚、终身不婚几个概念进行辨析的基础上,结合权威部门发布的数据,对当下中国青年婚姻状况进行分城乡比较和考察。指出城市和农村在婚姻年龄模式上,男性＂大龄未婚者＂所面临的终身不婚风险上均存在着差异,并对这些城乡差异产生的原因及其可能的社会学后果进行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