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法治与环境污染水平——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例证分析

我国自1973年颁布《关于保护和完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以来,中央与地方政府出台了大量环境治理方面的法律法规,业已成为推进我国环境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那么,环保法治能降低环境污染水平吗?文章探究了环境法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分析了地方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作用机制,在此基础上,以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为样本,选取2003—2017年市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环境法治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检验了产业升级是环境立法影响环境污染的传导机制,同时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区域层面的实证检验、动态效应检验验证了文章的研究假设,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地方环境立法显著抑制了环境污染,且通过滞后效应的检验结果也表明地方环境立法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意味着地方环境立法的减排效果具有长效机制;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分区域的检验结果也验证了环境立法抑制环境污染的结论,与长江经济带全样本检验结果一致,表明地方环境立法抑制环境污染的效果较为稳健,且通过倾向得分匹配法重新对研究样本进行匹配得到的检验结果也支持了地方环境立法的治污效果;进一步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环境立法通过产业升级抑制了环境污...     

环境分权与环境污染治理:基于多维度财政分权视角

地方政府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关键主体,分权是牵制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行为的重要因素。文章将财政分权与环境分权分离讨论,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门槛模型实证考究了多个维度的财政分权、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助推作用;(2)环境分权以及财政体制不平衡对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有负向影响;(3)进阶研究发现,高财政支出分权有利于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而高财政体制不平衡将进一步放大环境分权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负面影响。因此,围绕促进地方政府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目标,可针对财政支出端进行重点改进以解决财政体制不平衡问题,同时应多措并举促使地方政府规范、合理和有效使用权力。     

新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研究

农村环境污染具有污染源小而多、广而散的特点,传统的环境治理模式应用于农村环保之中,出现环境治理主体缺位、治理方法滞后、治理投入匮乏以及城乡环境治理政策倾斜等问题.文章基于环境民主与环境效益的博弈,提出引入农村环境社区治理模式,依托现有的农村自治组织,实现农村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     

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基于多主体与多区域的双重视角

探究长三角环境协同治理的非对称效应，即环境协同治理效果因环境规制的实施主体与区域不同而存在差异，对于规避环境规制的“逐底竞争”,进而规避经济绿色转型过程中的“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至关重要，可为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提供重要的政策参考。基于2009—2016年长三角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空间计量模型结合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在多主体与多区域双重视角下，考察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在环境协同治理过程中的非对称效应，进而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对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研究发现：(1)在多主体视角下，政府环境监管表现出显著的环境治理效应，但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而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的环境协同治理效应也尚未显现，存在多主体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2)在多区域视角下，依靠政府环境监管的协同治理模式在长三角大部分城市产生了积极的环境影响，但在以合肥、马鞍山为代表的安徽部分城市中并未产生积极的环境治理效果，即存在多区域层面的环境协同治理非对称效应；(3)政府环境监管与公众环境诉求能够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降低污染排放强度，但并未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积极...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能否促进环境治理?——基于120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已有多年政策探索，但其对环境治理产生的实际效应仍有待实证考察。借助第三方机构发布的政府环境信息透明度数据，对120个重点城市进行实证研究，以检验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对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在总体上显示出对环境治理的正向净效应；不过，治理效果在不同污染物间存在差别，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能够显著控制PM2.5浓度与工业废水排放，但对固体废物治理的作用尚不显著。分析指出，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的倒逼效应已占主导，但固废污染的信息公开和治理力度有待加强，与政府环境信息公开相互配合的环境治理综合施策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濑户内海环境治理对中国的启迪

濑户内海区域是日本重要的经济带，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曾经对其水域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环境污染。痛定思痛，日本政府相关部门下定决心立法治理濑户内海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与修复。通过比较分析濑户内海环境变迁、环境政策立法与管理模式，发现濑户内海环境治理比较成功主要在于其合理的理念与现实可行的政策导向，即系统的环境管理方式与严格的环境立法和实施措施，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海域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明城市评选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基于PSM-DID的检验

选用2003～2019年全国266个城市作为样本，以工业二氧化硫、工业烟尘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使用多时点DID检验文明城市评选结果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研究发现，当选为文明城市显著降低了环境污染物排放量，这一结果通过了更换样本匹配方法、更换因变量和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按照地理位置、行政等级和人口规模不同对城市异质性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城市规模不同导致该政策实施效果不同，较大规模的城市更易受到文明城市评选结果的冲击。因此，应持续推进文明城市评选活动，并根据城市发展情况适当增加差异化标准，鼓励地方政府关注民生，缩小由城市规模不同导致的环境治理差距，实现创文表彰和城市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引导全民参与污染防治，在加强经济发展的同时强化环境治理。     

环境分权如何影响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基于城市异质性分析

环境管理事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分配方式如何影响碳排放强度格局？基于2005—2018年中国2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环境分权对于城市碳排放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其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环境分权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非线性“倒U形”特征；（2）中介效应分析显示，环境分权通过阻碍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从而推高了碳排放强度；（3）环境分权的影响效应在不同城市存在明显差异。环境管理事权下放，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均有明显的促增效应，但在西部城市的作用效果最强；环境分权显著提高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碳排放强度，但在特大城市的作用不明显；环境分权使得资源型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的碳排放强度升高，但此影响效应在非资源型城市不显著。据此，为实现环境分权在降低碳强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尽快完善中央—地方多级政府的联合管理策略，推动城市环境治理和技术进步，并结合城市实际情况进行差异化的环境事权划分。     

金融发展、金融分权与城市环境污染抑制

金融业作为经济运行的关键领域和清洁型现代服务业,会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本文基于我国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面板门限模型与联立方程组等方法,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且考虑到金融分权对金融发展和金融效率的影响,本文进一步考察了金融分权制度下的金融减排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具有减排效应,并且随着金融规模扩张,金融业对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减的特征.金融发展对城市环境污染的抑制作用存在基于金融分权的门限效应,较高的金融分权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的本地信息优势,强化金融发展的减排效应.此外,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发展会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间接抑制城市环境污染.因此,一方面应当发挥金融在我国绿色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另一方面要深化金融分权制度改革,发挥地方政府和金融部门在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和环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环境规制、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基于调节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本文在Grossman健康生产函数的基础上,通过引入环境污染、环境规制等因素,利用2005—2015年中国30个省份（地区）（除西藏外）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政府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与居民健康关系的调节效应以及环境污染与环境规制空间溢出效应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大小和作用方式。研究发现：（1）环境质量越差、污染程度越高,死亡率越高,居民健康状况越差。（2）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环境污染和死亡率的关系,具有缓解环境健康风险的作用。（3）环境规制和环境污染的健康效应均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性。居民健康不仅受到本地区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政府环境规制强度的制约。根据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增强环境规制强度、落实环境规制政策,提高环境规制决策与实施中周边政府的参与度、增强省际地域间环境污染负外部性的管控和治理以及加强源头降污、形成区域治污、环保责任落实到人等四项政策建议。     

环境分权、市场分割与碳排放

目的/意义环境治理究竟应该由地方政府抑或公众执行、地方政府抑或公众环境治理效果孰优孰劣,现有文献的研究存在分歧。设计/方法将心理学中注意力理论引入环境污染治理研究中,阐释了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之间的内在关联,研究了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影响环境污染的机理及其效应。结论/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耦合协同和高度耦合协调之间,东、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耦合协调度依次递减。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的减排效应研究发现,两者对我国环境污染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提升有利于降低我国环境污染水平,如何提高我国地方政府与公众环境注意力也是我国环境治理进程中急需解决的焦点问题。     

企业外部治理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

公司外部治理环境是影响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的根本因素。政策环境、行业竞争环境和政府干预等外部环境对企业的监督、激励和决策等内部治理机制的运行有重要影响,这些影响效应在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两类不同所制形式的企业中表现有所不同。政策环境对内部治理机制的正向影响效应有助于强化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对治理机制的影响,相比国有企业,政策环境的中介效应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     

多制度环境下我国的环境治理困境:产生机理与治理策略

我国环境污染治理中存在着执行偏差以及污染反复出现等问题，要求对环境治理的多主体逻辑进行系统的分析。多制度环境的分析框架关注复杂制度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有助于厘清我国环境治理困境的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作为环境治理的主体，在实践中分别遵循国家逻辑、科层逻辑、市场逻辑和效用逻辑，不同行为逻辑和动机容易产生逻辑冲突或不协调，不利于形成环境治理合力。对此，提出相应的治理策略：在中央政府层面，实现由“运动式”环保督察向常态化督察的转变，建立环保督察的社会化参与体系；在地方政府层面，提升环保绩效的重要性，建立地方政府环境保护努力指数；在企业层面，鼓励企业进行环保技术创新和应用，建立企业环保“红黑榜”，激发企业绿色生产的潜力；在社会公众层面，加强环保宣教，维护公众的环保参与权利。     

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事件治理研究——基于基金会介入的演化博弈模型仿真

跨界环境污染事件频发阻碍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府际治理博弈中环境污染外溢性使地方政府陷入囚徒困境,从而倾向选择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策略,而中央政府介入治理模式成效不彰。以演化博弈与政府行为理论为基础,创新性引入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与A、B两省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对均衡点进行稳定性分析并进行仿真,进而通过厘清府际行为机理,评估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介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跨界环境污染治理基金会在博弈介入效果与引导调节速度方面优势显著,对行政资源过度依赖问题纾困效应明显。提出引入三方机构参与治理、推进府际治理权力下沉、构建高效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最终实现平等协作、优势互补、互利互惠。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双碳”目标下生态补偿的减排效应

【目的/意义】生态补偿减排的影响机制及其效应是现有文献研究的热点问题。【设计/方法】在系统阐释生态补偿影响环境污染的内在机理、探讨“双碳”目标调节效应影响的基础上，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9年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结论/发现】生态补偿具有降低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的效果，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异质性分析表明，生态补偿对长江经济带不同区域环境污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调节效应分析表明，“双碳”目标约束对生态补偿的污染减排效应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使用平行趋势检验、PSM-DID检验、安慰剂检验等稳健性分析后，减排效应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产业结构调整是“双碳”目标约束下生态补偿影响环境污染的中介变量。最后，从实施低碳试点与生态补偿组合政策等方面，提出促进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治理的政策建议。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环境分权有利于促进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吗？

分权竞争是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相对财政分权,环境分权因缺乏正式的制度安排而被长期忽视。基于环境分权视角,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对环境分权与中国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非线性空间效应进行检验。研究表明,空间效应下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型关系。分解指标方面,环境行政分权和环境监察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之间均存在明显的“U”型关系,但环境监测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却呈现倒“U”型关系。分时间段来看,不同时段的环境分权与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存在异质性。中国目前的环境分权水平没有对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和调整产业发展方式形成有效激励,因此,设置差异化的环境分权水平是深入推进先进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必然选择。     

民族地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门槛效应检验——来自43个城市的经验证据

论文利用2004-2015年民族地区43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采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民族地区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民族地区财政分权水平的提高,水和大气污染物排放量都会逐渐增加。但是,当财政分权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水污染物排放量开始呈现下降趋势,但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仍然会继续上升。同时,经济发展水平在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中发挥了门槛效应。当人均GDP低于1.1万元时,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不显著;当人均GDP高于1.1万元时,财政分权会恶化环境。鉴于此,应当针对不同的污染物采取差异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一步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环保转移支付,大力开展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民族地区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     

“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的减排效应研究

“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有利于减少长江经济带环境污染吗？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108个城市市级面板数据,手工搜集整理环保督察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了“双碳”目标约束下环保督察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督察可以显著抑制环境污染,但这抑制作用具有滞后性,多维度的稳健性检验进行了验证;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显著降低了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环境污染水平,但对上游、中游地区影响不明显,并且相较于非资源城市,环保督察对资源城市的减排效应更加显著;引入“双碳”目标约束的调节效应表明,“双碳”目标约束对环保督察的减排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空间外溢性分析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有效抑制被督察区域环境污染,但对邻近地区影响较弱;最后传导机制分析表明,绿色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环保督察政策降低环境污染的重要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