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黑龙江流域达斡尔人历史考察

达斡尔人是世代生活在黑龙江流域的中国少数民族之一。清朝初期已在清政府的有效管辖与统治之下。本文对清初达斡尔人的居住地区、社会发展水平、生产生活状况,包括社会经济、生活习俗、宗教文化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考察。特别是在沙俄哥萨克入侵我黑龙江流域后,达斡尔人为保家卫国,与俄国入侵者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达斡尔族与兴建齐齐哈尔城考述

本文根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 ,考证我国北方重镇齐齐哈尔城的兴建 ,系由清初达斡尔总管首倡 ,以达斡尔族为主按“民筑”的方式建成的 ;齐齐哈尔城名是由当年倡议建城的达斡尔总管所驻在的齐齐哈尔村名延续而来的。文章考述了达斡尔族为兴建齐齐哈尔城做出的贡献     

达斡尔族与天津的文化联系

达斡尔族从清末民初开始同天津发生文化联系,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天津城市居民的一部分.达斡尔族与天津的文化联系可分为两个阶段.     

达斡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对策思考——以齐齐哈尔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为例

达斡尔族是齐齐哈尔市内聚居的主要少数民族之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非物质文化,这种非物质文化蕴涵着深刻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对真善美的美好追求,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随着社会的发展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力量,是齐齐哈尔建设历史文化名城中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和重要的文化资源.     

达斡尔族民间传统音乐的探寻与珍视

达斡尔族民间音乐题材广泛,内容丰富,艺术表现形式多样.它记载了该民族生存、繁衍的历史,反映了达斡尔族人勤劳质朴的品质和勇敢无畏的性格,展现了该民族生生不息的发展血脉;对达斡尔族民间音乐的继承与发扬,有利于展现中华民族音乐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有利于促进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与传导,更有利于拓展达斡尔族自身文化的发展空间,具...     

人口较少民族口传文化保护与传承发展探析——以达斡尔族为例

达斡尔族是我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梅里斯达斡尔族区是其重要聚集地之一;达斡尔族人口虽少但历史悠久,拥载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其中口耳相传的口传文化"乌春"是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各民族乃至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但当前达斡尔族口传文化的传承发展面临诸多保护难题;基于保护传承的现实需要,必须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对策措施,把达斡尔族口传文化的保护与利用、继承与创新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此推动达斡尔族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一个民族乡书记的“爱民方程式”——记内蒙古鄂温克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党委书记安曙光

爱民,不仅要解决群众的困难,还要提高群众的收入;不仅要为群众的今天着想,更要为群众的明天负责。只有把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办好了,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公仆＂——这就是安曙光的爱民方程式2006年6月,安曙光被选举为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塔拉达斡尔民族乡乡长,从此他就在这片土地上扎了根,从乡长到书记一干就是8年。     

从达斡尔族、鄂温克族共有“乌力斯哈拉”看民族交融——以历史人物博穆博果尔、卜奎为中心

中国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的氏族组织由“哈拉”构成,而且都有“乌力斯哈拉”。文章结合博穆博果尔、卜奎这两个历史人物,探讨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共有的“乌力斯哈拉”的关系。经研究认为,达斡尔族和鄂温克族共有的“乌力斯哈拉”属于“民族互渗”的交融现象,博穆博果尔、卜奎是这两个民族共同认同的历史人物。博穆博果尔和卜奎的事迹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的生动实例。这充分说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不断加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格局。由此可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交融汇聚的历史,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事实组成的。     

晶达：我希望自己是散发“正能量”的人

晶达,1986年生,典型的狮子座,一个不会说达斡尔语的达斡尔族女孩,她的家乡有一个很长的名字：内蒙古呼伦贝尔市莫力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尼尔基镇。     

向盛福 为老司城“立传”的人

正初见时,他面容清瘦,两鬓斑白,身着土家族传统的青布便衣,虽已年过古稀,却还精神抖擞,他就是老司城的忠实守望者向盛福。向盛福出生于1942年5月,永顺县老司城人,世界华人文化名人协会会员,他撰写的《土司王朝》《老司城民间故事集》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情系故土一腔热血洒司城     

“苦芦湾人”的历史变迁

这是一个家族的苦难历史，也是回回民族近代史的一个缩影。 小时候，经常听到一些回族老人说，他们是苦芦湾的人。“苦芦湾”在何处？为什么老人们对它是那样的怀念？这些问题常常挂在我的心头。这几年，因工作关系，我接触了一些“苦芦湾”人后裔，也看到了一些历史资料，在人们的言谈中，在一些星星点点的文史记载中，我才了解到了“苦芦湾”这个地方，了解到了“苦芦湾”回民的来龙去脉，也更使我明白了，为什么许多回族同胞提起它是那样的辛酸，那样神往……     

室韦人“凿冰捕鱼”习俗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对于渔猎民族室韦的冬季“凿冰捕鱼”的习俗,由于史籍记载疏略,后人知之甚少。利用与室韦人有共通习俗的其他北方渔猎民族的历史文献材料和大量民族志资料相互印证的方法,推知室韦人冬捕习俗的内容。这种捕鱼方式具有多样性、普遍性和持久性等特点,虽然当下冬捕是古代冬捕习俗的延续,但古今冬捕存在着显著差异。     

论“文盲双语人”与“非文盲双语人”

本文从双语人是否识字的角度提出了＂文盲双语人＂与＂非文盲双语人＂两个新概念。指出这两类双语人是客观存在的。双语人识字与否决定着双语人的素质也关系到一个民族双语人的整体水平。长期双语教育制下一个民族受教育人口数是与其双语人口数是成正比的。     

历史与定制：雍和宫金瓶掣签初掣实践考

以金瓶掣签的形式进行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哲布尊丹巴和章嘉等重要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认定,是清中央政府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一项历史定制。为配合金瓶掣签制度的实施,乾隆皇帝特命造办处制作两只金奔巴瓶,分别存放于西藏大昭寺和北京雍和宫。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在寻访喀尔喀蒙古赛音诺颜部额尔德尼班第达呼图克图转世灵童的过程中,出现了人为舞弊事件,致使清中央政府以“国家意志”查证舞弊事件,并力促金瓶掣签制度在北京雍和宫完成初次实践。文章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通过梳理乾隆皇帝对舞弊事件的回应,分析了初掣实践的历史背景、过程及其意义。     

从“历史社会学”到“问题与主义”

通过对二战后,再次兴起于西方的社会学分支——历史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研讨了西方学术界,把思想探索和学理研究,现实和书本相结合的治学传统和努力。同时,也由此启发,展开了对当今中国理论学术界在学术研究上,“问题与主义”这两种取向的检讨。通过对以顾准、吴敬琏为代表的中国(改革)经济学的历史实践的考察,和对以费孝通《乡土中国》为代表的中国社会学经典的重新解读,提出了今日中国社会的历史现实已要求我们的理论学术界做更多的思想突破与创新,做更多“主义”取向的问题研究。     

民族记忆与文化基因：“斡包节”的文化意蕴及其现代传承

传统节日是我国各民族重要的标志性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达斡尔族的“斡包节”是集民间信仰、传统文化和现代多种文明等多元文化因子为一体的复合型文化活动。作为达斡尔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斡包节”蕴含着丰富的价值意蕴：敬畏自然的人文伦理、增强民族认同和凝聚力的纽带、弘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等。深入挖掘“斡包节”的积极因素,唤醒达斡尔族节日文化的民族记忆,传承民族文化基因,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不仅有利于提升各民族的自我认知,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且对推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旧译教语部”文献编目工作的历史与现状——以新编《旧译教语部经论本注经典集成》为例

藏传佛教宁玛派将佛教经典分为“旧译教语部”(())、“伏藏”(())两类,这是宁玛派教法体系的两大支柱.关于“旧译教语部”教法体系的创建肇始于17世纪,以后经过历代宁玛派大师不断增加、完善,先后形成了不同时代代表性的文献目录.改革开放以后,藏族古代文献的整理和保护工作取得巨大成就,其中,新编《旧译教语部经论本注经典集成》(())的编辑出版是重大成果之—.新编《旧译教语部经论本注经典集成》集前人关于“旧译教语部”文献编目之大成,广泛收集、整理了留存于国内外各地的相关藏文文献,是迄今为止所收经典最多、编辑科学合理的综合性大型文献工具书,代表“旧译教语部”文献学研究的最新成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奈达的“等效论”与广告翻译的原则

根据广告的功能,广告翻译的最终追求可以界定为劝导效果最优化。据此,广告翻译的基本原则应以奈达的翻译理论“等效论”为指导,大胆创新,力求译出其广告语言符号的“美感功能”和“祈使功能”,以达到相似的广告效果。     

南湖区打造“歌城”品牌的现状与展望

通过现实基础分析和“和谐惠民”的发展定位,打造“歌城”品牌成为当前南湖区文化品牌经营的当然之选。本文立足南湖区实际,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提升南湖区文化软实力、增强区域竞争力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致力于打造“歌城”品牌,以期通过城市文化品牌的前瞻性、科学性经营,凝聚人心,激活文化资源,放大品牌效应,促进南湖区文化的大繁荣,推动我区经济社会的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