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合赋能与多元联动：社会组织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个案研究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是确保贫困群众在易地搬迁安置区“稳得住”“能致富”的关键问题,也是“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基于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的县域个案研究发现,以专业化社会组织同安置区建立嵌合关系为结构前提、多元主体协同赋能为行动策略的嵌合赋能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合作结构;同时,以安置区相关资源进行多元整合为基本逻辑、“三社联动”向“五社联动”的联动升级为核心取向的多元联动作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的互动模式。嵌合赋能与多元联动在实践层面提升了的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后续治理效能与能力,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行选择。     

新疆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多民族嵌入模式与效果评价

本文以新疆南疆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多民族互嵌情况为研究对象,按移民安置房+农村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城市商品房四种模式进行分析,从文化互嵌、心理互嵌、经济互嵌等视角观察社区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认同,探寻多民族社区的嵌入深度、广度。文章建议在南疆深度贫困地区的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过程中,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优势,加大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学习力度,鼓励族际通婚,为多民族互嵌社区居民之间的文化交流、民族互信创造条件。     

易地扶贫搬迁中多民族互嵌社区建设实践研究——以黔东南州L县为个案

易地扶贫搬迁使安置在城镇的少数民族群体直接从村民变成了市民,从散杂居到集中居住,社会关系和文化系统都将经历重构。聚焦因易地搬迁而形成的多民族共居社区,从空间互嵌的形成与经济、心理互嵌等层面分析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存在的碰撞及调适方法,提出党建统领是实现多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的组织保证。     

产业发展、就业质量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机理——基于对凉山彝区易地扶贫搬迁户的田野调查

我国脱贫攻坚战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迎来了全面胜利。作为精准脱贫战略的重要构成,易地扶贫搬迁在“搬得出”目标完成之后,“稳得住”与“能致富”成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进脱贫地区内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本文基于凉山彝区179户易地扶贫搬迁户的问卷调查和入户访谈,实证分析了产业发展、就业质量对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满意度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产业帮扶、发展民族特色旅游、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等措施对政策满意度形成正向拉力,家庭人口特征对政策的满意度有显著推力影响,而鼓励传统农业生产、发展民族手工业和改善社会保障等对政策满意度的影响效果并不明显。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要以做强民族地区特色产业为支撑,以引导高质量就业和优化公共服务供给为路径,多渠道促进就业,强化社会管理,促进社会融入,真正实现物质、精神“双脱贫”。     

易地扶贫搬迁者语言生活和语言文化适应调查：贵州省兴义市麻山社区的案例

易地搬迁是少数民族地区扶贫和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搬迁者普遍面临语言文化适应及新的社会身份建构问题。本文以贵州省兴义市义龙新区麻山社区为调查点,考察布依族、苗族易地扶贫搬迁者的语言生活、语言文化适应和新的社会身份建构。调查表明,调查对象在本族内部主要使用本族语,与其他民族主要使用汉语方言,家庭成员使用本族语的比例随年龄降低而降低。多数人基本能听懂普通话,但很少用于交际。扶贫搬迁改变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环境,为更好地适应城市生活,建构新的社会身份,搬迁者对普通话的社会地位和发展前景有清晰的认识,期望后代最先学会普通话;对本族语的实用功能评价积极;调查对象汉语方言的掌握程度最高、使用范围最广,但对其社会地位、实用功能和发展前景的评价不高。调查对象对移民安置点的满意度总体较高;部分人认为收入降低、找工作难,部分中老年人语言适应和身份转换困难。政府部门应通过多种途径为移民提供多样化的语言文化服务,创造就业条件;搬迁者应克服“等靠要”思想,提升自我发展和汉语文应用能力。     

多民族互嵌式易地扶贫搬迁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实践——基于贵州阿妹戚托小镇的田野调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前党的民族工作主线,全国各地经实践得出大量成功经验。但由于地理、人口、社会经济条件等因素,没有微观层面关于社区(村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探索。本文以贵州阿妹戚托小镇为案例,分析多民族互嵌式易地扶贫搬迁社区(村落)中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提炼这一类型社区(村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中的普遍模式,以期为其他社区(村落)提供参考。阿妹戚托小镇是贵州省第一个实现整乡搬迁的易地扶贫社区,又是民族互嵌式社区,同时还是国家级旅游景区,这三重属性几乎能包含所有社区(村落)的特点,同时也决定了它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有一些独特的经验和实践逻辑：一是重视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实,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夯实政治基础;二是转变救济式扶贫为“易地扶贫搬迁+”模式,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物质条件;三是坚持实现空间互嵌到情感互嵌,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化情感认同。     

教育助力“三区三州”稳定脱贫的机制与路径

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技能等可行能力,促进扶智和扶志,并形成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有利于推动个体减贫与区域经济高质量增长。本文在对三区三州贫困状况进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教育的减贫效应及其实现路径。     

“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脱贫奔康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运用新经济地理学和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分析“三区三州”贫困的特殊性、“三区三州”的禀赋特征对贫困的影响,发现通过提升禀赋结构可实现减贫与可持续发展。具体而言,“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不异地搬迁的村组应考虑就地发展,切实提高农村幼儿教育、基础教育与职业教育水平,产业发展中要厘清发展主体、产业选择和发展方式,以及民族文化产业是分散发展还是集聚发展的问题;易地搬迁村组应整村搬迁、集中居住,搬迁与景区建设相结合,与城镇化相结合,与特色小城镇建设相结合,把民族文化融入异地搬迁并实现产业化。在精准扶贫方面,扶贫政策设计要考虑激励相容,实施贫困家庭振兴计划;理解贫困群众行为逻辑,体现精准帮扶的因势利导和顺势而为;完善社会保障/保险,实现分层次的社会救助与保障。     

精准打好“四场硬仗” 推动跨越发展

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于2018年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示范州,实现31.06万人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5年的13.75%降至2018年的5.02%。打好基础设施建设硬仗,扎实推进科学治贫攻坚农村公路'组组通'工程。截至2018年底,黔西南州建成'组组通'公路2700多公里,完成投资17.88亿元,30户以上的村民组全面实现组组通水泥硬化公路;攻坚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     

“地方”实践中的内地新疆高中班——A、B、C三省(直辖市)的政策执行特点研究

“内高班”是中国政府针对新疆地区的特殊状况而设计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教育政策.由国家发起,需要多个地方的政府、教育部门和几十所学校共同参与执行,国家是主要决策者、地方(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学校)是主要的执行者.本研究关注地方层面的执行者,选取承办内高班的三个省(直辖市)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其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和实践,分析他们在这项政策执行中的具体行为特点(城市的选择、学校的选择、办班规模和编班形式),以便我们了解教育政策的地方运行机制,以及不同的实践对于这项政策目标的影响.     

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践研究——正确认识“三项政策”之二

2016年起国家实施二孩政策标志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我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相应修订的同时面临着诸多问题.本文对针对我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立法的瑕疵及当前人们对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认识的误区,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措施,从而达到民族和谐、社会稳定的目的.     

新时期“两少一宽”少数民族政策研究——正确认识“三项政策”之三

基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文化差异,当下我国少数民族犯罪治理工作践行“两少一宽”政策.这一在“严打”期间形成的独特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特有的时代内涵与历史价值,有必要对其内涵与价值进行历史性考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与重构.然而,由于对政策基本内容与适用条件的认识视角的差异,对政策的理论界说聚讼纷然,在政策的理解执行上甚至存在一定偏差,故对诸学说进行梳理比较分析并进行整合与反拔是从理论上对政策进行合理界说的重要前提.同时,还必须从身份到问题,从自身到系统,从政治到法治,对政策进行“与时俱进”的现实扬弃.总之,新时期民族政策的实施首先要明确界定“民族问题”,并促成民族事务处理过程中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养成,进而用法律来保障民族的团结.     

“造假事件”处理迟到是民族政策执行的耻辱

<正>7月7日,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发布《关于对2009年高考招生中少数民族加分问题处理情况的通告》,明确表示取消31名违规更改民族成分的考生的录取资格,同时表示为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在为考     

刘文辉“三化政策”出台缘由及对彝区教育的影响探析

民国时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提出的“三化政策”之三个目标和六个执行,尽管其出发点和实施策略及手段并非以尊重民族意愿为前提,但认同“彝人也可怀德”、“同化彝人也可为我助援”等理念,实属当时历史条件下宁属地区民族政策的一大进步.至少它在宁属地区酝酿和实践过程中,曾引领政府在动用武力剿杀彝人的程度上有所减轻.单就进剿西康彝人的四次军事行动而言,已经出现与以往进村杀光、烧光和抢光有所区别——采用释放、赎银和坐质读书等缓兵之计,允许保住彝人性命的事件发生;陆续将“质彝所”转制为酷似现代教育的学校模式,即在四周建高墙和设卫兵的校园内,迫使坐质的黑彝上层子弟和部分西昌、冕宁自愿入学的白彝子弟共同学习汉族礼仪和文化.在推进彝人被动开化的同时,逐渐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打下坚实的国文基础,使其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彝族社会的文化精英和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     

文化资本视角下民族教育扶贫的实现机制——以“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为例

当前,民族地区具体文化资本、客观文化资本以及制度化文化资本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缺失,这是导致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作为民族教育扶贫的重要举措之一,从实现保障、实现方式和实现路径三个方面推动提升了藏区学生的能力,保护了藏区文化遗产,改善了藏区受教育水平,分别提升了藏区的各项文化资本,为我国民族教育扶贫的实现机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意义。以此为案例,能够进一步推动我国民族教育扶贫实现机制从全方位保障和多渠道方式入手夯实基础,以提升各项文化资本为突破点和关键,实现民族地区和个人的协同发展、脱贫致富。     

政策代理“责任到人”与农业生产“组织起来”——农牧交错地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动力机制研究

仅仅依靠农民的内生动力和主体性,很难解决小农户横向合作、一二三产业各个环节纵向衔接等困扰农民致富的难题。脱贫攻坚政策代理“责任到人”,下沉到基层,将国家政策红利变现,推动了一个又一个农民组合,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产业组合,这才是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通过脱贫攻坚的实践,继续深化国家体制改革,锻造、选拔出一批既具备行政职业素养,又谙熟基层社会实际的行政队伍,是乡村振兴衔接全面脱贫的动力机制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