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与应得”:中国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的前置导向及整合

当前我国已进入经济转轨期和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期,面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不仅要关注群众的需求,还要寻求价值、实现公民的社会权利等.实现适度普惠型社会两个重要的导向因素:需求与应得,即补缺型的和普惠型的因素,从而为构建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适度的普惠型社会对其进行整合.从而使我国社会政策发生根本性的变革,最终目标便是建立公平、公正、幸福的社会.     

中国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有两对重要的理念类型:补缺型和制度型;选择型和普惠型。前者以社会福利的政府责任为划分原则,后者以社会福利提供方式为划分原则。中国社会福利不是简单地从补缺型转型到普惠型,而是应形成新的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即普惠型福利为主,选择型福利为辅,适度普惠。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的构建是以社会需要为目标定位原则,国家是社会福利提供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其他多元部门也担负着社会福利提供的次要责任,政府、市场、家庭、社区连接成为层次有别、功能互补、相互支持、互为补充的满足社会成员福利需要、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与现代福利观念的社会福利体系。社会成员既拥有接受社会福利的公民权利,同时也承担帮助他人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普惠型社会福利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之重大转型,应当分需要、分目标、分人群、分阶段逐步构建起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论补缺型福利制度的特征

文章从学术和实践角度阐释了补缺型福利供给方式的特征、政策形态和社会背景,以及补缺型与制度型、选择型与普惠型福利政策的相互关系,说明未来中国社会福利政策的发展包含着两重涵意:(1)制度定型:从残缺型到补缺型福利体制;(2)福利提升:从补缺型到以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混合型福利。     

西方普遍主义福利思想与福利模式简析

在国家提出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学理上理解"普遍性":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思想的根源、了解普遍主义福利模式的内涵和建构。普遍主义基于公民权的理念,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这个福利模式包含了全体公民都可以享用的国家设置的多项福利设施和各项福利项目,且这个模式需要国家税收的大力支持。当前,这个模式在西方遭遇了困境。在我们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根源,梳理社会政策学理思路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福利普遍主义,对于构建中国适度普惠的福利体制,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中国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范式演变与制度转型创新

政府责任是中国社会福利制度创新和转型发展的核心议题.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理论有两个主要范式:工业主义范式认为政府社会福利责任的建立是对家庭和社区功能的孙充;公民权利范式主张公民接受社会福利权利和政府社会福利提供责任呈对应关系.中国在改革之前和之后的一段时间实施的是政府高度干预社会、小政府责任的补缺型社会福利,是典型的工业主义范式.中国社会福利制度转型要从工业主义范式转向公民权利范式,建立组合式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     

普惠型养老服务：释义、短板与发展策略

“十四五”规划提出的普惠型养老服务，既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举措，也是老年人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从“补缺型”养老服务，到适度普惠型养老服务，再到普惠型养老服务，我国老年人的养老待遇不断得到改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不清、供需衔接不畅、价格机制不完善等短板，制约着养老服务的普遍性和可负担性。需运用包容性治理理念，协同推进机构养老、家庭养老和社区居家养老，动员多方力量提供多样化服务产品，畅通服务递送渠道，降低服务价格成本，构建既“普”又“惠”的普惠型养老服务制度体系，满足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老年人实现共同富裕。     

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内地与香港的三维比较

残疾人社会福利是中国内地社会福利制度转型到适度普惠型制度的重点之一。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包含三个维度即残疾人社会福利政策、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和残疾人社会福利服务。本项研究以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安排为研究对象,以制度安排三个维度为分析单位,使用内容分析的方式来剖析内地与香港的残疾人社会福利。研究发现,内地残疾人社会福利正在从补缺型向适度普惠型转型,而香港实施的是普惠型。两地残疾人社会福利具有三个维度的异同:(1)社会福利政策维度:内地和香港的政策框架基本相似,但内地缺乏操作性的政策。(2)社会福利机构维度:香港机构和政府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机构管理水平也高于内地。(3)社会福利服务维度:香港推行政府购买服务,其残疾人社会福利机构在服务类型、内容、人力资源等方面领先于内地。综上所述,中国内地残疾人社会福利应该在三个制度安排维度上进行改革和发展,以解决8000多万残疾人困境,提升他们的福祉。     

台湾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制度:社会需要与制度构建

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是台湾社会福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指政府保证身心障碍公民权利,依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给身心障碍者多元化社会福利,以保证其生存、参与和发展等需要的满足。台湾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制度主要由政策、机构和福利品构成。其制度特征为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政策体系化、机构层级化、福利品多元化,形成了满足身心障碍者社会需要的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台湾身心障碍者社会福利发展的经验和问题对中国内地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传统取向与反思--兼论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在中国的适用性问题

本文对转型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传统范式作历史评价和理论反思 ,分析传统政策的思维误区及政策运作机制的内在缺陷 ,并指出转型期中国尚不具备实行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度基础和结构条件 ,因而对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无法有效适用 ;因此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走出凯恩斯主义“扩张—紧缩”型的反周期总量调节的传统政策范式和思维误区 ,把短期内总量调节的需求管理政策和长期内结构调整的供给管理政策有效结合起来 ,在优化和调整结构的基础上进行总量调节。一、转型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范式与取向以市场化改革为目标的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     

浙江农村社会福利发展状况调查与经验分析

浙江农村的福利总体还是一种制度补缺型福利,随着浙江经济发展,部分农村地区向普惠型福利发展,供、养、助福利体系基本形成,在社会救助养老保障、医疗保障、福利服务等方面,政策引导、开展广泛,结合实际、动态调整,基本形成政府、社区、农民共同参与,推动浙江农村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的局面。     

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的构建

社会福利法律制度是对一个国家一定时期所有关于社会福利的法律和制度的总称。在传统社会福利制度下,我国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存在一些缺陷:缺乏体系性、普遍性、组织性和监督性。我国在发展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过程中,要构建发展性、正当性、需要满足型社会福利法律制度,形成在《社会福利法》统领下单项法和专项法组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法律体系。     

“和谐社会”处境下和谐家庭建设与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

家庭是社会生活和社会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社会单元。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家庭的结构功能与地位角色发生重大结构转变,传统的家庭问题演变为当前的问题家庭。笔者参考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模式,首次提出中国特色家庭福利政策框架,指明家庭福利服务体系建设目标、原则和制度化途径,提出家庭福利体系建设战略构想与若干政策建议。     

西学东渐与近代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勃兴

从 1 9世纪中叶到 2 0世纪初 ,伴随着“西学东渐”的进程 ,西方社会福利思想及制度开始传入中国 ,引起了中国思想界的研究和关注。很多思想家从中西社会比较研究入手 ,批判中国传统“宗族福利保障”的狭隘性 ,并试图综合中西社会福利思想主张 ,构建新的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他们还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与中国传统的大同思想结合起来 ,将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推向了新的发展高峰 ,掀起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福利思想的研究高潮。     

参与式福利理念的提出与构建

参与式福利理念是在全球化的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提出来的,这一理念下把福利看成是一种资源和能力,注重公民及社会组织在福利体系建设中的参与性行动,以构筑＂政府、家庭、社区、社会组织、其他个体＂的帮助网络来推动福利社会化建设;并强调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以解决能力贫困,促进公民能力的全面提升;还强化了公民的福利责任,主张变福利依赖为积极创造福利,变消极福利为积极、能动的福利。参与式福利理念的运作机制强调的是优势视角下的增权;助推福利社会化的发展;解放性实践与对话沟通;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     

新型社会保障保系与政府责任

现代人权思想和民主国家的产生在对王权的斗争过程中,对政府责任的扣问导致社会保障制度普遍建立。生存权是社会保障的第一要义,"二战"以后随着经济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的涌现,使得政府责任形象得到加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富民政策以及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国梦"都要求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的构建过程中承担起更大的责任。中国面对如何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建设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     

当代西方“福利国家”政策析评

“福利国家”始于19世纪80年代,在二战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得到较大发展。战后“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行,源于西方国家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劳动大众为争取各种社会权利而进行的长期不懈斗争、社会主义国家的挑战和改良主义等思潮的盛行。但这一政策近年来也面临一系列困境,各资本主义国家也在不断进行改革。尽管“福利国家”政策有其积极的社会效应,但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在自身框架内的一种改良措施,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和劳动的对立,更不可能改变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我国社会福利社会化的目标及途径探讨

在我国,社会福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的一个特定领域,通常指由民政部门主管的专门为老弱病残提供的具有福利性质的社会服务,诸如儿童福利、老人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而服务的方式主要以院舍供养为主。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民政部门一直在探索社会福利社会化的方法,试图改变政府包办社会福利和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格局,从而形成政府与社会组织或个人共同营办社会福利服务的局面。然而,经过20多年的改革实践,企业办社会的包袱基本被取消了,但政府独立支撑社会福利服务的状况基本没有改变,由此而导致我国的社会福利事业发展缓慢,服务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能适应社会变化的需要。本文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一是政府对公民社会组织培育和支持不足,二是政府投入不足,缺少对民间资金的激励政策。社会福利社会化是政府提供服务的方式发生变化,而不是从社会福利责任中的退出。政府必须发挥资金投资主体的角色。     

基于参与式福利理念的中国福利制度建设之启示简

在全球化扩张和风险社会到来的背景下．参与式福利理念作为一种新型福利理念,主张构建积极福利与发展福利。以该理念为指导,中国福利制度建设应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变福利济贫为教育培训,解决弱势群体能力贫困,提高其发展能力,增强社会适应性,减少福利依赖;注重公民“心理利益”的培育,提高民众幸福感、成就感与满足感,变工作与生活负担、风险为机会与福利;提供机会提高民众在福利政策中的参与性,以提升中国的社会质量,共同促进福利改革;重视家庭、开发并扶持社区与社会组织的多元主体、多元福利内容的提供,加快感性实践与感性选择下的福利社会化发展,从而建设一种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满足公民多元福利需求的特色福利体系。     

孙中山的社会福利思想探析

孙中山的社会福利观一方面继承了中国社会福利思想的传统,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西方福利思想的影响,形成他颇具特色的社会福利观,成为其民生主义的重要内容。孙中山关注社会弱势群体,认为为国民提供社会福利是政府的责任,倡导社会福利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建设。孙中山的社会福利思想对民国的社会福利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社会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后福利国家：走向积极多元的福利再生产

自福利国家遭遇危机以后，西方各国纷纷采取大规模的社会福利改革。尽管受多种原因的影响，各国改革措施的具体内容和基本模式有所不同，但由于面临共同的改革环境，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仍然逐渐形成比较一致的政策特征和取向。从整体角度来看，可以发现，后福利国家时代的政策特点具有两个重要的面向，积极和多元的福利再生产。这对于我国的社会政策实践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