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农村移民与青岛城市文化(1891～1937)

从青岛居民的城乡、籍贯、职业与性别构成来看,青岛是客籍的天下,而城市移民中以山东人尤其是男性农民为最多,他们传承了山东传统文化的忠实与进取,社会习俗的守旧之风与乡土文化的质朴与耐劳,从而赋予近代青岛淳朴自然、开放包容的城市特质.     

《阿Q正传》里的城市书写

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一直被评论界所忽略.本文以鲁迅的经典性文本《阿Q正传》为个案,通过解读阿Q进城的描写,分析早期乡土小说中的城市书写策略：一是以城里人的眼光去审视乡下人的愚昧,一是书写乡下人对城市的仰视、惧怕和拒斥心理.由此作者实现“揭出病症,以引起疗救注意”的创作动机.书写乡下人城市感觉的方式对后来的乡土小说包括一些城市小说都有启发.     

身体与城乡结构的象征性界分——以黑龙江吴村建筑农民工群体为例

以服饰、语言、表情等为表征的身体常常是社会身份与地位的重要标志,身体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蕴.在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大规模农民工群体(主要是建筑农民工)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并将一系列服饰、语言、表情等身体标记带入城市,同时也将城乡身份界线由"城乡之间"带入"城市之中",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城乡结构性界限在城市中凸显出来.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展现了农村世界及其与城市世界的差异;另一方面,农民工的身体特征作为城里人对其加以识别的标志,导致后者对前者的"他者化"建构,农民工的身体成为一种社会身份区分的象征标记.虽然改革以来城乡二元结构渐趋弱化,但镌刻在人们身体和认知空间中的城乡二元结构依然惯性延续.因此,一切涉及农村与农民(工)发展的制度安排都必须承认和关照负载于农民(工)身体之中的惯习的存在.     

"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

"乡下人进城"在当下备受关注成为显学,但是,无论作为一种历史存在还是文学表述,"乡下人进城"都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休戚相关.与百余年文学历史相消长.不仅如此,实际上.当城市/乡村作为一种文化、经济、地域实体一经产生,它所勾连出的命题就不可能是单向度的延展,而常常是多维度的发散、往返、双向互动等等--至少,与"乡下人进城"(以下简称"进城")并存共生的,还有"城里人下乡"(以下简称"下乡")这一不容搁置的历史、文学存在.当然.本文无意于勾勒"乡下人进城"及"城里人下乡"百余年的文学脉络,只想撷取20世纪30年代"京海派"笔下的"进城"与"下乡"作一解读.     

农民眼中的城乡差别

一、城里的人下乡找发财门路,乡下的人进城找门路发财。城里人下乡找发财门路发了财的人多,乡下人进城找发财门路发了财的人少。 二、城里人为“安居”发愁,乡下人为“空房”生忧。城里因“安居房”价格偏高,一般居民只好望楼兴叹,而乡村由于年轻人大量涌进城市,乡下的房子无人看守而忧心忡忡。     

权力·性·话语——论沈从文作品中的审美乌托邦建构

沈从文常自称“乡下人”，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他一方面通过自己的民间话语描述“他者”“乡下人”的生存状况，另一方面，又着力立足于历史文化的角度，把同一文化体系中不同文化层面上的中国城乡文明加以对照和比较，通过传达一种对比性的深刻体验和高度抽象性的文本实验中主体性的失落而试图在揭示出人生悲剧的结构之下，映象出民间话语与知识权力的媾和。     

近代中国城乡关系研究及其展望

城乡关系变迁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也是认识近代中国社会的焦点问题.海外学者关注晚清时期的城乡关系,强调城市与乡村间的紧密联系;国内学者则主要分析了民国时期城乡经济上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并强调社会认同方面的城乡疏离.近代城乡关系研究尚待在古代城乡关系、近代城乡转型动因与城乡互动特点等领域进一步拓展,在研究视角与区域的多元化上进一步深入.     

从分治到融合:近50年来我国劳动力移民制度的演变及其影响

建国以来我国实施的城乡分治的移民管制制度不仅人为地将同为国家公民的人口划分为不同身份和地位的“农民”和“市民”两大群体 ,而且也极大地阻碍了农民向城市的移民和农民市民化进程。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的这种城乡分治的制度开始逐步走向融合 ,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城市中出现了大量的劳动力移民 ,这些劳动力移民已经在社会意义上构成了城市的新移民群体 ,并将对整个城乡社会结构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及其特点评析

中国近代科学家群体是在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汇中形成的一个新型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最初由传统"畴人"通过接受近代科学知识教育转化而成,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发展,进入20世纪后逐渐壮大.伴随其群体的成长,近代科学家的地位也不断提升,表现出强烈的爱国政治倾向和鲜明的文化主张,对近代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认同·超越·辐射——互为关照关系格局中的汉口都市文化与江汉区域文化

中国的城市与乡村之间历来就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代的城乡关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处于一种“无差别的统一”状态之中,到了近代虽然有所变化,但城乡关系仍然十分微妙。一方面,以牺牲传统农业文明为代价的城市化与城市近代化使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状态初露端倪;一方面,近代都市文明的诸多先天缺陷又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始终保持着某种传统的默契。这一矛盾关系格局从根本上制约着城市文化的总体格局和发展走向。其中最突出之点便是始终没有建立纯粹的独立的具有近代形态的都市文化。在以农业文明为主要的内涵的区域文化氛围中,中国近代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保持着既同构又异质,既认同又超越,既吸纳又辐射的矛盾关系。因此,中国的城市文化勿宁说是乡土文化的对立物,     

城市性与农民工的城市适应

城市有着不同于农村的文化特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农民工作为城市中的一个特殊群体 ,在以“城里人”为参照群体 ,不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的社会过程中 ,会选择改变自我 ,融入城市社会和在城市重建乡村的生活环境和文化两种模式 ,全社会应采取措施使农民工阶层选择前一种模式 ,尽快完成在城市的适应过程 ,实现向市民的转变。     

论近代中国城乡关系与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

近代中国联系性加强与对抗性加剧同时并存的城乡关系 ,是近代中国社会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这种二律背反的矛盾体的存在 ,不仅弱化了城乡关系中联系性加强所产生的对城乡发展的积极拉动作用 ,而且导致了乡村的残破和城市的畸形发展 ,及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低速缓进 ,导致了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和农民运动的风起云涌 ,最终滞缓了近代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进程。     

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在成都举行

由四川大学城市研究中心主办的“近代中国城市研究学术讨论会”于去年底在成都召开。来自京、津、沪、汉、渝等市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地方史和城市研究的6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应国家七·五重点课题“近代城市史研究”——上海、天津、武汉、重庆四个课题组部份同志于1988年9月上海座谈会上的建议举行的。会议以近代城市研究为中心议题,就近代城市研究的意义、内容和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近代城乡关系、近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模式及其特点与     

卷首语

古训“民以食为天”，把“食”与“天”齐，可见其重要。但今天人们似乎已经不再把粮食当回事了。由于没有了对饥饿的担忧，因而对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很难放到重要的位置。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当今的中国还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有目共睹的是，中国的农村已经大大落后于它所养育的城市了。有一位农民曾抱怨城里人说：你们吃肉的时候，我们只能吃菜；现在我们吃得起肉了，你们却改吃菜啦。我们一直在努力缩小城乡差距，然而这个差距似乎是越来越大了。城市道路的每一步延伸，实际上都在迫使农村土地的无奈退缩；那些依旧面朝黄土背朝…     

城市边缘人

农民工人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城市中出现的一个规模强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与工人的双重性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经历着一种尴尬的处境.本文着重结合笔者2005年所做的一份关于四川成都建筑行业农民工人阅读状况的问卷调查,来透射这一非主流群体在遭遇都市主流文化时的境遇,关注以农民工人为代表的城市亚文化群体的边缘性文化状态.     

"乡下人"的精神诉求与文学想象--沈从文、师陀创作比较论

沈从文和师陀虽然风格迥异,却都以“乡下人”自居。作为都市里的“乡下人”,“怀乡”是其无法逃避的文化宿命,所不同的是,沈从文一心一意地建构“人性的希腊小庙”,而师陀则始终无法回避故乡衰败与凋零的现实;沈从文自觉地塑造理想中的“乡下人”品格,由此寄托他对中国社会人生未来的构想,而师陀则从对故乡丑恶人事的揭露和批判出发,转向了深沉的文化思考,将个体生命的感受与体验与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融为一体。不论是沈从文还是师陀,他们均以“乡下人”表明其文化归属,其意义在于对于个体价值的坚守和对艺术风格的独特追求。他们作为“乡下人”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追求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流动农民留城定居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2002年南京市流动农民访谈式问卷调查,作者从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网络两方面对流动农民留城定居微观发生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的年龄、文化程度和城市生活时间,社会网络连续谱的两端“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显著影响着流动农民的留城定居意愿。本文认为正是在这一社会网络格局下,流动农民与“城里人”形成的可能是一种“隔离性融合”。     

游走在城乡之间——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苦难叙事

＂乡下人进城＂早在城乡差别产生之时就进入了文学的视野,并逐渐成为中国文学的母题之一。新世纪小说中有关乡下人进城书写,展现了进城乡下人在城市文明和农耕文明冲突中陷入身份危机、生存两难、游荡漂泊的精神状态和生存境遇,体现出作家对进城乡下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现实关注和人文关怀,隐含着作家对城市化语境下乡土叙事的思考与探寻。     

2009—2011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

2009-2011年间,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进入了相对成熟的阶段.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一方面,从新的角度或层面继续探讨了近代中国教育、女性、宗教、法律与习俗、社会阶层与群体、社会生活与社会转型等传统领域;另一方面,关注了文化传播、词语分析、历史记忆与民间信仰等以前较少研究的社会文化现象.在拓展研究领域的同时,探索了“身份建构”等新的解释模式.这些研究展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作为“交叉视角”及新史学范式的问题意识与研究特色,但仍存在着研究论题的“碎片化”、解释理论薄弱等缺陷.未来的该领域研究应重视在理论与方法上借鉴其他学科,增加新的问题意识,建构本土化的解释模式.     

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发展之“镜”与“径”——基于“四个自信”的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路向探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振兴关键在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统筹城乡发展需要遵循“政府主导、城镇联动、全员参与”的建设规律.发达国家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采取的“田园城市”“工业化与城镇化并重”和“城市农村一体化”等发展模式具有可借鉴与复制性.有鉴于此,发达国家城乡一体化的内在逻辑及城乡一体化经验可以“镜鉴”到中国特色城镇化的建设进程中,并立体化绘就出“科学发展先行、社会需要导向和多元成本分担”的中国特色城乡一体化建设蓝图,并彰显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新时代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