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的现代意识与母语意识

20世纪末,新诗在冲破封闭的传统与极左政治文化的僵局中,尤其是八十年代后期“后新诗潮”对诗本身的冲击,导致新诗本来就很脆弱的形式,其汉语言艺术更加黯然失色.新诗陷入有魂无面的邋遢境况,其根由是失去母语意识的现代意识所致.新诗建设,归根到底就是对母语的探寻.新诗的语言形式,离不开汉语的特性,新诗形式的创造是现代汉语诗意的创造.几千年的古代汉语诗歌提供了重要资源,有助于现代汉语诗意结构的探索与创造.     

"戏剧化"、"意象化"与"声情化"——中国新诗音节理论的历史重构

从系统的功能化角度来看,新月派的“声情化”与现代派的“意象化”、九叶派的“戏剧化”一样,也是新诗为进一步提升汉语白话的表现力、克服自身早期“直白化”缺点所做的重要的功能性的自我调整。“声情化”的提出,符合新诗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是新诗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新诗现代化与民族化相统一的重要体现。     

论汉语的“韵律词”

本文根据当代韵律构词法的理论,提出汉语“韵律词”的概念及其在构词法中的重要地位。首先讨论什么是韵律词以及它们在汉语中的不同的表现形式,然后分析韵律词产生的主要过程及其对复合词的影响和控制,提出汉语的复合词必须首先是一个韵律词,因此汉语复合词的“形式标记”就是该语言韵律系统中的“音步”模式。     

汉语新文学史的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本文从文学史重写思潮和文学空间整合入手,讨论汉语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实践操作层面的艰难,认为它凸现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有着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的预谋,能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过程中,打通语言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当代中国由“全球化”和“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焦虑。     

废名话语系统中“诗的内容”新解

废名在回望古典诗传统时发现新诗之为诗的根本质素在于新诗必须有“诗的内容”,而古典诗词中以“温李”为代表的晚唐诗词及其同一脉系诗词亦有这种“诗的内容”,是旧诗中的“例外”,潜藏着新诗发展的根据.这是废名对古典诗传统的再发现,也是对新诗自身的发现.“诗的内容”在废名个人的话语系统中指“诗”的内容,从内容维度将“新诗”之“诗”的重要性提上了日程,对新诗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废名对“诗的内容”赋予了特定内涵,即“当下完全”、“完整天然”等特征,并将此作为判断是否新诗的标准,存在偏颇之处.     

科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的转换

科学思潮是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转换的时代因素.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诗歌诗思由重直觉性向情与理相结合转变,由倾“虚”向倾“实”转变,由偏于“字”思维向偏于“句”思维转变.探究科学思潮对新诗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诗歌的理解,因为科学思潮对诗歌的影响并不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汉语诗歌又面临着科学的再一次冲击.现代科技对诗歌创作又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历史语境中科学思潮与现代诗歌密切关系的分析,不仅能从发生学的角度上探究到新诗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洞察到这种变化对新诗形式选择的直接影响,而且对于理解当下诗歌的流变及其形式选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

汉语“知识分子”概念的起源、发展、运用和特色,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对西方的一些intellectual概念做进一步梳理,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个重要概念的历史发展与理论研究,同时也能揭示中国学界至今对“知识分子”概念的某些误读及其相关论说的偏差。汉语“知识分子”概念与西方intellectual概念的脱钩,既是概念史问题,也是思想史问题;而将“知识分子”与intellectual挂钩,则是理解上的问题。“知识分子”概念史清晰地表明,此词是一个富有中国特色的、自成一体的概念。     

中国新诗的本体反思

本文从诗歌本体的立场出发,反思了“新诗”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中的偏颇。文章认为,“白话诗”的贡献在语言变革方面,“新诗”是与“旧诗”相对的概念,它虽然对本世纪的诗歌建设做出了较大的贡献,但较难显示诗的性质与价值。中国诗歌的写作应立足于现代汉语形态,在解构与建构的双重互动中,寻找自己的形式和表达方式,让规则与手段在诗歌文类的意义上建立起诗人与读者的共识     

西方理论语境中的“意象”(“image”)概念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核心范畴 ,这一概念目前已被广泛地使用于美学、文艺理论及批评中。但现代中国学术的建构以及现代汉语本身实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西方理论的翻译构成当下汉语学术的主要资源之一。“意象”在西方理论语境中的对等翻译概念是“image” ;但实际上这两个概念因文化背景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内涵差异 ;本文通过对image在西方的使用历史的考察 ,揭示出这一差异以及因此差异而显示出的两个概念之间的互补意义 ,为在当下汉语语境中重塑“意象”概念提供比较的视野和内涵的丰富。     

汉语新文学概念及其延展性的学理优势

汉语文学与汉语新文学概念具有明显的学术优势,主要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涵盖包括世界华文文学在内的所有汉语写作,避免国族概念的人为设限。汉语新文学概念的劣势主要在概念的延展性不强,不过,有关这一概念的延展性思维,如汉语新小说、汉语新散文、汉语新诗和汉语新剧的提出,可以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提供另一种有价值的思路。     

“南来”与“本土”诗人的版图割据战——评香港诗坛的诗选现象

身居“南来”或“本土”要位的诗人近年的“选学论述”,主要通过遴选表明自己对香港当代新诗史的认识及其地图的“私绘”.“南来”或“本土”立场的隐形存在及其对峙,暗含有新诗史版图的割据战,虽然这“战”是冷战而不是热战.从多元竞争的香港当代新诗选本所建构的典律中,已初步透露了这一信息.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英语意象派运动的文体革命特点及与汉语新诗革命的差异

英语诗歌中的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是西方最大的自由诗运动,在内容及文体的世俗化、自由化上,都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诗歌中的新诗革命。但是新诗革命是政治化的文体大革命,意象派诗歌运动是比较纯粹的文体改良。新诗革命的领袖们严重误读了意象派运动及自由诗革命,不但吸收的是受到庞德等人抵制的,以艾米.洛威尔为代表的激进的意象派的诗观,还夸大了其文体革命的激进程度。新诗革命对汉诗已有的文体秩序的破坏性更大。汉语的新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的诗体是不定型的,应该称为“自由诗”;英语的自由诗革命产生的自由诗是准定型诗体,应该称为“自由体诗”。     

袁可嘉:中国新诗审美规范的探索者

本文立足于现代性的视野,探讨了袁可嘉有关新诗现代化的理论主张及其价值。面对40年代中国新诗的“感伤”困境,袁可嘉从新诗创作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和“新诗戏剧化”的拯救方案,这无疑对当时的诗坛具有纠偏化弊的作用。同时,作者还从文化的角度,对新诗的现代性问题予以深刻的反思,从而坚持了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这种对审美现代性的执着追求,无论对当今主流意识形态给予文学的压抑,还是大众文化给予文学的冲击,都具有某种反抗和颠覆作用。     

"重估一切":初期新诗的语言表述考察

初期新诗是汉语新诗的最早形态,其语言内质是后来任何一种新诗语言形态的必然追溯,因此发生学的意义大于本体论的意义.语言媒介的混杂、外在目的的催生,以及在矫枉过正思维支撑下的对传统汉语诗歌历史延续的彻底拒绝是,导致初期新诗语言繁乱的主要原因.初期新诗很好地完成了告别传统语言表述形态的任务.     

清末民初“新诗”与“新歌”的合流与分化——以赵元任《新诗歌集》为中心

晚清时期,梁启超等提出诗词合乐的构想.文学、音乐改良者携手创制乐歌,试图完成“新诗”与“新歌”一体的转换.但由于两种文体的差异,诗人的创作往往并不能适应谱曲的需要.民国初年,“诗”“歌”合流逐渐成为新音乐和新诗发展的阻碍,在赵元任《新诗歌集》中鲜明地呈现出二者的矛盾.民国初年,龙榆生提出“新体乐歌”的概念,标志着“新诗”与“新歌”的分化.     

概念整合理论视阈下汉语谚语的认知阐释

概念整合理论是由福克聂(Fauconnier)等在心理空间理论基础上提出来的。概念整合理论认为话语理解的过程是在线的意义构建过程。人们在理解汉语谚语时,会经历组合、完善、扩充等认知活动,将汉语谚语所蕴含的概念意义进行重新整合形成新的意义。概念整合理论能细致地阐释汉语谚语的认知机制和意义建构过程,为汉语谚语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阈,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现代时间与新诗

现代时间及其所引致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融入是新诗现代性认识的重要纬度,它是新诗从思潮到语言表述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本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诗在面对域外诗歌和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传统压力下获得自我认知的重要尺度。但同时,以“新”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价值观念也给新诗带来了空前的窘境,限制了新诗从审美规范到语言表达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