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的话语转换--以“概论”课为例

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已经从形式改革愈益走向更深层次的“内容”方面的改革,具体包括话语、逻辑、体系等方面。文章以“概论”课教学改革为例,从话语权失落及其对思政课教学效果的影响出发,从内外两个方面探讨话语权失落的原因,以及进行话语转换的现实根据。最后,从理论创新增强话语权、从文件话语转向学术话语、从权力话语转向平等对话三个方面说明了话语转换的具体途径和做法。以此提升思政课教学效果,更好发挥其育人功能。     

句首话语标记语so使用的兴起反映出的两个问题

置于句首的话语标记语so近年来在英语国家广泛使用,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语言现象.其兴起契合了说话人的使用心理,符合网络时代的交际特点,具备社会现实基础.而从实际交际效果来看,其社会接受性并非与之并肩而立.深入研究这一现象可以得出两点启示:其一,话语标记语的真值语义不会完全消失,因而对其话语功能依然存在或大或小的影响;其二,话语标记语是一个原型范畴,其成员的典型性主要取决于该话语标记语进入本范畴之前的真值语义的负荷大小.     

趋向动词“过来”、“过去”的语义分析与意象图式建构

使用归纳法、演绎法、对比分析法、图像法等对趋向动词“过来”、“过去”单独做谓语的情况展开认知分析。通过对“过来”、“过去”的语义分析与意象图式建构最终得出以下结论：“过来”、“过去”的语义并非完全对称，“过来”包括空间位移语义、时间位移语义和状态位移语义，而“过去”包括空间位移语义一、空间位移语义二、时间位移语义、状态位移语义和事件位移语义。     

嵌入"到L"把字句的句法、语义特征及语用价值

由于“到L”在把字句中的位置不同,使这种把字句表现为三种句式。能进入“到L”把字句的动词多为完成持续性动词,并与“到L”相互制约,使“到L”在句中显示着因不同的语义指向性而形成的不同的语义特征。“到L”把字句三种格式在具体的语境中在表达效果和话语衔接上都显示出特有的语用价值和修辞功能。     

清末民初“少年”的修辞语义和文化影响——兼谈林译《鲁滨孙飘流记》中的少年形象

对“少年”的发现与重视,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文化现象.生理学意义上,“少年”是一个年龄范畴;政治文化意义上,“少年”是一个政治、思想、社会、文化等不同话语建构的体系,被赋予“希望”“冒险”“尚力”“革新”“独立”“自由”等修辞语义,成为清末民初特有的文化符号,与西方近代、中国古代“少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林译《鲁滨孙飘流记》言说全新的少年形象,参与清末民初文化语境中“少年”的修辞语义生成与理解.清末民初有识之士通过理论论述、文学书写、社会活动等方式,建构少年形象和少年话语,弘扬尚力美学,驱动国民精神重塑,也影响了整个民族的生存哲学.     

日语的语义扩展结构研究——个案“すみません”

“すみません”’除了表示“道歉”之外，还有“感谢”、“请求”、“唤起注意”等语义。迄今为止的先行研究，主要是从话语行为理论、固定句式、社会语言学、对比研究等角度来考察“すみません”的“道歉”义与“感谢”义，很少研究“感谢”义、“请求”义、“唤起注意”义等与“道歉”义之间的关系。采用认知语言学的语义扩展机制来考察“すみません”的语义扩展结构及这四个语义之间的关系。     

阶级话语的流变与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

从1927年到“十七年”,随着中国政治形势与意识形态的变迁,阶级话语的语义内涵和功能几度变迁.本文意在通过对“阶级”这一词汇的考察,分析其话语流变背后政治和文化霸权力量的变化,以及以“阶级”为关键词的文学批评功能的转换,从中可以看到20世纪前半期文学批评远离“审美成规”而倾近于“政治成规”、成为政党伦理和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不能自主”的政治化过程.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中国古典美学的空间情结与方法论意义

“空间转向”对现代学术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和西方都有其理论话语.西方的认识论哲学和现代性进程很大程度上遮蔽了空间本体的话语言说;而中国古典美学是空间性美学,在传统文论、文学、哲学中对“空间”的体察和钟情俯拾皆是.整个古典美学从文艺活动到艺术思维,从诗性话语到思想传统,都体现出浓厚的空间特质,主要表现为“散点流观的审美表征”、“境由心生的主体空间”和“诗性同情的空间思维”.古典空间美学的精神实质和方法论价值在现代美学建构中继续发挥作用,经由“体验”为核心的美学方法论到“同情”的普遍性原则,再以“反思”的形式进行检验,形成了“体验——同情——反思”的方法论模式.而这一方法论有效弥补了现代美学哲学方法论与科学方法论的弊端与悖论,最终通达美学本体特质的审美至境与古典梦回.     

连词“再则”的形成及其话语标记功能研究

连词“再则”是在明清时期由短语“再＋则”演变而来的。经过对“再则”衔接的前后成分之间语义关系的重新分析,“再则”可以作话语标记,用于引导话题,指示后续话语与前接话语之间的关系。     

“原话语”的失落与重构——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纠结与转型

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首先是以话语转换的姿态呈现出来的,尤其是原话语的失落和重铸,成为这一过程中充满戏剧性的精彩篇章和命题.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话语的转换不仅是考察这个时代的明显的时间标记,而且显示了一种空间意识的冲突和交叉,体现了文化变迁中的所有矛盾冲突与纠结.     

论网络媒介的公共话语空间及其制度培育路径

分析我国网络话语空间的信息来源、修辞基调和语义指向,发现当代中国的网络话语空间仍然停留在大众话语空间的表达层面,缺乏公共话语空间的理性表述,这一态势阻碍着公共政策决策的民主化进程。由政府以公共理性引领和创设一种关注现实并解决矛盾的网络制度环境,可以克服传统话语空间中的独白式操纵或情感宣泄与无政府杂音,是公共话语空间制度生成的必要路径,有助于决策者对政策问题作出界定。     

关于赵树理悲剧的再思考

从文化意义上来说,大众文艺运动是一场回归传统的思想运动。在文学走向民间的过程中,民族化的选择伴随着对五四的否定;大众化的认同意味着对启蒙的放弃;通俗化的实践并未给作者提供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赵树理方向”的确立最终完成了民间话语向权威话语的过渡,从而导致创作主体失落,严重妨碍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物类·物证·故物·物产：传统技艺与空间叙事——以当代成都蜀锦展示为例

本文在文化批评“空间转向”烛照下，以当代成都蜀锦展示为例，从空间叙事剖析传统技艺的当代生存样态。在区位配置、路线的身体规训、前台公开展演和后台私密生产等空间叙事策略下，“蜀锦”分别被塑造乃至强化为四类文化形象：其一是作为传统文化认同下的物类——“文化符号”；其二成为地方历史建构中的物证——“文化遗产”；其三成为官方认证、商业推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共谋下的故物——“文化资本”；其四作为传统匠人在传承自觉下的物产——“劳动产品”。由此透视资源分配不均的技艺传承生态与传统符号的失落现象。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生产——以“七一庆典”为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生产,指涉以过程性仪式这一空间文本为视觉对象的共同体意识话语生产和认同建构。“七一庆典”表征之维的符号修辞结构,以空间选择的符号意指、空间符码的观看之道、空间符码的音声体系,组构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结构;非表征之维的具身实践,以代表性和全民性相统一的主体参与、程序性和叙事性互构的过程情节、具身性和沉浸性集聚的身体姿态,进行共同体意识仪式传播的空间展演;统合表征与非表征双维共振的修辞功能,以叙述性、调节性、表意性话语的运用,在情感、精神、价值空间的仪式展演中强化“五个认同”。     

基于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和谐公共话语空间构建与舆论引导

在分析新媒体语境中公益传播所涉及“物质”、“话语”两个层面的基础上,提出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的概念;对比分析国内外公益传播研究现状及趋势。基于话语理论,考察了手机媒体话语传播力的形成过程,探讨了手机媒体公益传播与公共话语空间构建、手机交谈与舆论扩散的关系等内容。研究发现手机媒体强大的话语传播力,为人人参与公益传播开拓了渠道;手机媒体公益话语传播对公共话语空间构建,公共舆论引导有重要影响;手机等新媒体公益传播联通了“个人思想空间”与“公共话语空间”,开辟了构建“和谐公共话语空间”的路径。     

“躲避崇高”与“二元对立”思维的消解——论王蒙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的意义

在"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躲避崇高"的理论吁求之核心就在于对知识界所普遍持有的"二元对立"思维范式提出质疑和批驳。这一思维范式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反右斗争",是主流话语对社会思想文化进行干预的产物,象喻着知识分子精神视野和话语空间的收缩与失落。及至进入"新时期"以后,在思维惯性的作用下"二元对立"仍然成为了知识分子据以解读、阐释当下文学现象的一种主要认识框架。这不可避免地削弱了其本应具有的洞察力和思考力,这种后果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人文精神"论争中显露无遗。王蒙主张"宽容"、力证王朔小说的作用与价值,其指归即在于希望以此来冲破"二元对立"的思想樊篱,努力拓展出知识分子更为广阔的话语空间。     

从"能吏"到"进士"--临川王氏一段家族史隐匿之因的社会学解读及其意义

宋人王安石有二位叔祖,即“能吏”王观之和“进士”王贯之。但是,长期以来只有后者进入研究视野,学界皆认定王安石仅有一位叔祖王贯之。“能吏”王观之在临川王氏家族史中失落,主因是左右宋代士人选材记事的社会观念已发生变更,即北宋进入“选举社会”之际,诸多观念皆历经一次从尊崇“能吏”向标榜“进士”出身的转变。受其影响,临川王氏家族在朝向“进士之家”迈进时,“能吏”王观之就在新兴精英士人的话语体系中淡出、消失。追寻此段隐匿的家族史,对于深析王安石的个人学术史、归纳北宋中前期地方士人家族的变动模式,以及勾勒中国儒学复兴的观念背景等,皆不无重要。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的现实挑战与路径探析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过程，就是与世界对话的过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是党和国家适应时代发展、参与国际竞争的客观需求，对于讲好中国故事、塑造国际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参与全球治理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全球话语格局长期“西强中弱”,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建设仍面临自身“话语窘境”“传播困境”及西方“话语霸权”“话语陷阱”等问题与挑战。提升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能力，需要政党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媒介、话语受众等要素的相互配合和协同推进。     

红岩文化的传播及发展:1949～1976

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以前,“革命论”思潮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话语。1949-1976年,在“革命论”思潮影响下的红岩文化传播及发展进程可分为奠基期、高潮期和波折期。作为社会主流话语的红岩文化,其传播及发展流露出意识形态的意向和旨归。“革命论”思潮对红岩文化的传播及发展的规范和制约作用,构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红岩文化表现形态及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