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福建科举与科名的地理分布特点

清代福建科名与明代相比总体上有较大的滑落,但尚能继续保持科举大省的地位。而台湾的科举也取得可喜的成绩。清代福建科名的地理分布特点,继续呈现出东南沿海地区兴盛以及西北山区衰弱趋势。但局部地区却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而且地域性集聚现象更为严重。福州府一花独秀而沿海的兴化、泉州、漳州三府也出现下滑趋势,其中尤以兴化府最为严重。其原因,除了当地政府与民间对文教事业重视不够,重商意识浓厚外,清初的海禁政策与迁界政策是非常重要的客观因素。     

文化自觉与科举学研究

20世纪上半叶,在废止科举制的激愤余绪中,科举研究总体上而言比较薄弱,迨及建国直至文革期间更加被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举研究日渐升温,科举学理念、为科举制平反的理念相继出现,这既是学术研究走向文化自觉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化自觉的一种典型表达方式。科举学的正式出场为科举研究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平台,有助于科举研究走向更深层次的文化自觉,从更为宏观的视野来看则有助于理性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特征——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二）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无疑是一场政治斗争.从科举发展来看,牛李朋党经历了六个斗争回合形成了三次斗争高潮,始终都是围绕科举的改革与守常而展开的.由于历史发展的客观因素作用,这种科举的改革与守常之争又体现为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之争.李党作为科举改革派与牛党作为科举守常派力量对比悬殊的较量使得科举改革归于失败.     

从科举到科学——历史、语言和思想的考察

科举制的兴与废都有其历史必然性.试图将现代科学纳入到科举框架的本意反而最后颠覆了框架本身;科举与科学并非天然对立,科学的原意实为科举;废科举兴新学的背后反映的是绵延几个世纪的思想变迁.只有厘清科举与科学的复杂关系,才能够认清中国选才制度的发展脉络并深刻理解中国社会思想的现代转型.对科举的批判和对科学的崇尚都需在一定的理性限度内.     

科举废而诗愈昌——科举废黜与元前期江南士人生存方式的转变

元灭宋后,科举停废长达三十余年.对于宋代以来“专尚科目”的江南士人来说,这一变化影响甚巨,生活境遇、生存方式、士人心态均发生明显变化.在科举不兴的形势下,江南士人弃学改辙的情形十分普遍,儒学教育和学习陷入低潮.与之形成对照,江南士人中兴起一股学诗、写诗的风气,诗社活动兴盛,诗歌唱和频繁.诗坛风气以晚唐许浑、姚合等人为宗,格调凄苦哀怨.     

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科举文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在利禄的驱使下,一些书院甚至以科举文教育为鹄,此举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而且使国家难以羁縻实才,不少学者对这种浮而不实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批判,而阮元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不课科举文的大胆举措是对这种现象所作的一次重要反击.在家长厚望、生徒需要等诸多压力下,清代很多书院对道德学术教育与科举文教育进行了调和.清代末期,西方实学浪潮对一些书院的科举文教育有所冲击,不过,在科举尚未废止的情形下,实学对清末书院科举文教育的冲击程度极为有限.     

从《镜花缘》看李汝珍的科举观

《镜花缘》不仅充分表现了作者李汝珍丰赡的才学和对社会现实的讽谕,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作者的科举观.李汝珍通过德才兼备的文士唐敖、多九公等被黜落的遭遇,说明封建社会后期作为国家抡才大典的科举制度已不能起到甄拔人才的作用,批判了科场腐败和时文八股之弊.然而,作者并没有因科举的种种积弊以及自身对科举之路的摒弃而全盘否定科举制度,而是表达了对考官清廉、分科选才、妇女应试等理想科举的期待和构想.对于一位生活在清代科举社会的知识分子来说,李汝珍“不屑章句贴括之学”而成就名山事业的文化追求是可钦可敬的,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科举所作的认识和反思,也是客观公允、难能可贵的.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一）

牛李党争是中晚唐政治史上的大事,也是中晚唐科举史上的大事.牛李党争与科举紧密相连,对于唐代科举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基于此,着重论证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实质乃是势族与庶族之间的自觉斗争,是二百多年科举制内在矛盾公开化的激烈表现.     

论戴名世序跋与科举

在清代桐城派作家中,戴名世不可忽视。他生活坎坷,最后命丧于文字狱中,一生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戴名世虽不喜好时文,但没有放弃对科举的追求。他曾多次参加乡试和会试,在科举上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在科举上屡试不售,加之家境贫寒,因此戴名世只得授徒卖文,过着困顿而无奈的羁旅生活,备尝人生的酸楚和艰辛。从戴名世所作的一些序跋来看,尽管他对科举不得真才愤愤不平,对科举中的一些恶劣现象强烈批判,但他并没有否定科举,而是对司教者、衡文者以及应举者提出建议,寄予希望。戴名世与科举有着不解之缘,他的跌宕起伏、惊心动魄的人生与科举有着紧密联系。可以说,是科举贫困了戴名世,成就了戴名世,并最终毁灭了戴名世。     

陈夔龙科举观考述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延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种考试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科举观即对科举制度的认识和看法.陈夔龙是清末贵州籍进士中的国家重臣,深受科举教育影响,他亲历清末科举革废之变,反对科举革废,对科举制度高度认同,综观其一生与科举相关的言行,可以看出:陈夔龙认为科举考试神圣非常,科举制度是立国安邦的根本典章,也是关乎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他高度认可科举制度在教育、选材等方面的功能;认为科举考试的组织与管理严谨而规范.     

台湾的科举和台湾的文学——《台湾近代文学史实丛考》之四

本文拟从科举的角度来记取台湾近代文学的若干情况:作家的遭际、诗人的交往、文坛的风气、科举对文学的影响以及台湾士子在日人据台前后的爱国事迹,等等.虽仅一鳞一爪,或可以知其概也.     

专题研讨:科举制的终结与科举学的兴起

主持人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2005年是中国学术界的“科举年”。今年,不仅许多刊物开辟了科举百年专栏、发表众多论文,而且还将出版第一部科举学专著《科举学导论》;不仅在大学中首次开设了“科举学导论”的课程,而且还将于9月2日这一科举百年祭的日子,在厦门大学召开“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届时将有海内外众多历史学、教育学、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学者,以及文博界、考试管理界研究科举的同仁参加这一盛会。废止科举制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废科举后,深谙社会进化和世事变迁的严复曾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     

科举阴影下的女史心态——以席佩兰的科举诗为例

诗歌研究史中对科举诗的研究相对不足,女性科举诗更是如此。袁枚第一女弟子席佩兰在其《长真阁集》中共有五首科举诗,通过这些诗歌的解读可以洞悉在科举笼罩下女才子的复杂心态。她对科举并非心仪皈依,而是依违两可。她有明显的男性意识、名士情结以及竞技心理。这是女性话语权缺失时代女才子们的常见心态,从中可看出其对科举的思考,对诗歌的介怀,对男性话语垄断的腹诽心谤与抵抗颠覆。     

明清时期青海科举人物时空分布及其原因

本文通过对明清时期青海科举人物以及官吏数量的统计分析 ,探讨了青海科举人物与官吏籍贯的时空分布特点 ,并讨论了其形成的原因。     

晚清教育转型中学政的角色转变与裁改

科举时代,学政的主要职责是进行岁科考试.近代以来,对于新式人才的需要日亟,部分学政迎应变局,开始在考试和书院中增试西学.为发展新式教育,清廷废除科举,学政的角色由此转变,开始由主持考试的差官向管理教育的官员转变.但未久,清政府裁撤学政,在各省设提学使,作为督抚下属,负责一省之教育事务.这一撤旧更新的举措,体现了清代社会由以科举为重心向以教育为重心的转变,亦是晚清由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转型的主要一环.     

科举学的文化地理视角

从文化地理的角度研究科举学具有整体综合的优势,可以丰富和拓宽科举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视域;科举人才与地域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等因素有着互为因果、彼此影响的复杂关系,而科举考试的配额制度作为调节科举人才与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发展的中介机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研究科举考试的区域配额制度对于现代高考"倾斜的录取分数线"问题也具有极为强烈的借鉴意义;这便是从文化地理视角研究科举学的旨趣所在.     

地域流动中的情节建构——论明代科举制度对于小说结构的影响

由于科举的需要,产生了科举中人大规模的地域流动,如科考岁考、乡试会试等,小说情节往往在小说人物的地域流动中发生、发展、完成,这些地域流动对于整个小说情节的规划安排、小说构架的搭建过程以及叙事风格的形成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的后果——牛李党争与唐代科举的发展（三）

牛李朋党科举之争最后以李党的彻底失败、牛党的彻底胜利而告终.牛党的胜利是庶族在科举上的胜利,是科举在政治上的胜利,并由此而导致大唐王朝的灭亡.从有唐一代科举发展来看,牛李党争以政治的形式来实现科举由本义向单纯学问名誉制度转化的过渡,牛党的胜利表明科举作为单纯学问名誉制度的全面发展.     

北宋仁宗朝科举改革与“太学体”之兴衰新探

“太学体”是近年来宋代文学研究的热点之一.考察太学体的科举改革背景,有助于了解其兴衰过程.仁宗朝科举策论考试改革,经历了一波三折的曲折历程:策论的重要性由次于诗赋,上升到与诗赋同等重要;范仲淹改革科举,重策论而轻诗赋.在此过程中,出现了太学体,暴露了策论空疏、怪僻的弊端,导致改革失败,诗赋重新在科举中占据首要位置.嘉祐二年,欧阳修借权知贡举的机会排抑大学体,使之彻底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