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与孟子思想比较

康有为在呼吁立孔教为国教的过程中对孔子和孟子的思想十分推崇,并对其加以发挥。这使孟子的思想与孔子一样成为孔教的基本内容。康有为对孟子思想予以吸收和发挥的过程,也是对其予以改造和创新的过程。这主要表现为:将孟子的天命论演绎为隶天独立,将孟子的性善说演绎为天赋人权,将爱有等差的不忍人之心演绎为平等、博爱等。这使康有为与孟子的思想之间呈现出不容忽视的区别。     

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

戊戌政变之前,康有为的学术重心是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便在其中。在他的视界中,墨子拥有三种身份,一是孔子三传弟子,二是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三是与孔子争教。康有为对墨子的身份归属和定位均与孔子、孔教相关,也奠定了他对墨子的阐发和对墨子的态度。     

康有为所讲的孔教缘何蜕变成了“康教”？

从康有为提出立孔教为国教开始,争议之声便一直不绝于耳。救亡图存的立言宗旨、思想启蒙的时代呼唤、中西和合的理论建构与今文经学的诠释方法,使康有为所提倡的孔教尽管以孔子的名义进行,并且以儒家思想为母版,在实质上却已经蜕变成了“康教”。有鉴于此,对于康有为的孔教和儒学思想,我们要有一个全面而客观的态度——既要肯定其积极意义和理论价值,又要反思其历史局限和理论误区。     

康有为对老子的身份定位

康有为在考辨中国本土文化"学术源流"的过程中,将老子纳入研究视野。在对老子身份归属的认定上,康有为有时将老子说成是孔子后学,有时说老子独立创教。这使老子的学术身份和归属出现了孔子后学与独立创教两种情形,老子的形象也随之呈现出双重性。对孔子的推崇注定了康有为对老子的贬损——因为他对孔子地位的提升与对老子的贬损是相互关联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有鉴于此,考察康有为视界中的老子,不仅可以直观感受康有为对老子身份的厘定,而且有助于理解康有为的孔教观。     

新文化运动与“孔教”观——评康有为、陈独秀之间的一场争论

<正> 新文化运动中,康有为与陈独秀之间围绕着孔教问题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其时, “打倒孔家店”已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和先进分子的共识,张勋复辟清王朝政治活动与孔教主张又有着不容否认的联系;其后,孔教观反对者陈独秀的文化意识和理论思维在事实上长期制约着人们对某些重要问题的看法。因此,似乎不言而喻的政治结论代替了从思想文化角度对孔教观的评价,而争论双方主张本身反倒一直没能引起人们认真的探究。评价这场争论实际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孔教观在政治上是进步的还是反动     

孔教会始末汇考

孔教会是民国年间出现的一个以树立孔子为教主为目的的宗教团体,在社会上一度颇具影响力。孔教会主要是由康有为、陈焕章师徒发起,联合了一些遗老及各种保守人士组成。孔教会本是康有为实现当年政治抱负的一种手段,所以,其成立后就介入到民初复杂的政治纠纷中,其兴衰也与时局的影响有极大的关系。孔教会的兴衰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康有为时期,从孔教会的成立到张勋复辟后康有为辞去孔教会会长职,孔教会从开创迅速走向兴盛时期;二是陈焕章时期,在北洋政府支持下孔教会继续发展,但因局势变化已有了衰落之势;三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孔教会最终在政府的压力下改名为孔学会,并逐渐衰微,终至于消亡。     

康有为、严复宗教观比较

在康有为那里,教与学相混,孔子之学、孔子之教、孔学、孔教异名而同实;严复强调教与学各不相涉,始终侧重对教与学进行区分。这使康有为、严复所讲的教呈现出宽窄之分。康有为将教理解为教化之教,将保教视为保国的不二法门;严复对宗教的态度与康有为大相径庭,认定宗教与科学、自由相悖,反对通过保教来保种、保国的做法。康有为、严复对孔子思想以及孔教的理解既有差异,又有诸多相似之处。这使康有为与严复宗教观的比较成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     

论康有为《中庸注》立教改制思想

《中庸注》是康有为发挥今文经学中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以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依据的重要著作之一。《中庸注》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构建和发挥了孔子的立教改制思想:树立孔子的无上权威,把孔子塑造成有德有位之人;阐明孔教原于天而宜于人,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建立三世三统与变法维新的联系。康有为试图通过对《中庸》的阐释,以建立孔子、孔教与变法维新之间的有效联系。     

论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的"孔教"构思

戊戌维新时期,康有为把孔子学说宗教化,一是为了抵抗近代西方侵略,二是为了制衡专制君主,三是为了改良社会风俗,四是出于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经过康有为改造的“孔教”,发掘出具有普遍人性意义的真理元素,并已留下了近代“西政、西学”影响的深深烙印,从而为“现代性”在古老的神州大地上生根开花结果创造了有利条件。尽管因各种原因而未实现创教目标,从总体上看,康有为的早期“孔教”思想,为会通中西、推进中国现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康有为对孔子教育思想的阐发

康有为将孔子奉为中国的教主,孔教的称谓既表明孔子是宗教家,又表明孔子是教育家。在这个前提下,他对孔子的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宗旨予以探究,从不同角度共同展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正如教育家是孔子是教主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样,教育思想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在中国近代,认定孔子是教育家并阐发孔子教育思想者并非康有为一人,在孔子是教主的前提下发掘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康有为的显著特征,也正是这一点拉开了康有为与同样认定孔子是教育家的梁启超、章炳麟等其他近代哲学家之间的距离。     

清末民初孔教会实践与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

以西方宗教的模式建立孔教会并试图立孔教为国教是康有为面对儒家现代转化的困境而作出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重要事件。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反思,可以使我们深刻地领会儒家在现代中国的发展空间和思想意义。     

康有为及“孔教派”的儒学宗教观

康有为及"孔教派"从儒教(孔教)的性质、特征、地位与功能等方面改造儒学为宗教,并倡导立儒教(孔教)为国教。这一思想主张虽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反映了康有为及"孔教派"对传统儒学的现代诠释和对儒学特质的定位,以及为捍卫传统、挽救传统儒学边缘化与推动传统儒学现代转型所作的努力和尝试。而且,它对二十世纪以来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深入探讨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而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孔子之道是什么——康有为视界中的孔子何以成为教主

在康有为那里,孔子之所以成为教主与孔子的思想密不可分.正是在孔子之道具体内容的展示中,康有为完成了对孔子何以成为中国教主的论证:第一,孔子之道包括天道与人道两部分,天道表明孔子重鬼神,言灵魂.第二,孔子之道以仁为宗旨,这与孔子的救世初衷相印证,也是孔教与佛教、基督教的共同特征.在以仁为宗旨上,孔教与佛教、基督教完全相同.第三,孔子之道具有六艺与口说之分,六艺日以教人,口说择人而传,二者具有高低之别.第四,孔子之道注重变通,三世、三统兼备,后学中分出高级之大同之教与低级之小康之教.     

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和现代转换

康有为认定孟子得孔子大道,并且光大了孔子学说,具体表现为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弘扬仁和不忍人之心,提倡民主政治,传承大同之教等等。按照他的说法,孟子思想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使《孟子》成为领悟孔子之道的入门书和必经之路。康有为对孟子思想的阐发与其孔教观一脉相承,是以孔子的名义进行的,实质上则是对孟子思想的现代转换。     

论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原因

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对孔子的极力神化和对立孔教为国教的奔走呼号令人瞩目,而这一切预示着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从不同维度、方面共同展示出来,原因也颇为复杂。正因为如此,为康有为作传者都浓墨重彩地揭示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有鉴于此,探究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无论对于全面把握康有为的孔学思想还是直观感受刘歆在近代的历史命运都意义非凡。     

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

近代学者普遍把“日本学术”称为“东学”.本文借用了近代学者“东学”的术语,分析康有为“国学”的“东学”渊源.其一,康有为阅读大量日本明治时期的书籍,从而了解了日本明治思想及其日本近代思想的变迁.其二,康有为试图模仿日本明治时期的神道,而使“孔教国教化”.其三,康有为“国学”受日本近代“国学”影响,提倡“国魂”.日本近代“国学”,一直强调“日本精神”是日本之“国魂”,康有为“国魂”的提法也是受到了日本近代国学之影响.其四,康有为思想也受到了日本学者的关注与研究.     

论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及其倡立孔教的活动

清末民初 ,康有为出于保国、保教的现实需要 ,根据自己独特的宗教观 ,利用儒学与宗教的某些相通之处 ,进行了儒学宗教化的探索 :他“援西入中”——实现儒学的近代化 ;“纳儒入教”——实现儒学的宗教化 ,其所设计的大同世界 ,堪称为孔教的彼岸 ,这使儒学发生了质变 ,一定程度地适应了近代社会。甲午战后 ,为实现立孔教为国教的理想 ,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均告失败。其倡立孔教活动失败的必然性值得深究 ,孔教设想的思想价值不可抹杀     

孔教运动的由来及其评价

孔教运动可上溯到维新时期。维新时期康有为、谭嗣同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其整个社会改造工程即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基础性工程。它力图借助西方基督教的形式,完成儒学的宗教化过程,实现儒学向新形态的过渡,以期达到文化救亡(保教)的目的。民国时期康有为、陈焕章等所倡导的孔教运动是维新时期孔教运动的继续,但由于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造成儒家传统的断裂,此时的孔教运动已由文化救亡转向文化主位性的捍卫。孔教运动的领导人先欲借助光绪帝,后想依靠袁世凯、黎元洪等实现孔教国教化之梦,由此而染上了政治机会主义的污名,但孔教运动尊孔而不复古,它是儒学现代出路的一种尝试与努力。     

辛亥革命后的社会环境与孔教运动

孔教运动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后社会失序、道德颓败的特定社会环境,从整合社会秩序、救治文化失范的角度来说,自有其相应的合理性。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的鼓吹与发动,曾在广大的社会层面上获得不同程度的同情与支持,他们的言行亦当属于辛亥革命后社会政治思潮的重要部分。只因其理论上的内在缺陷以及同现实政治的深刻矛盾,影响一时的孔教运动很快走向衰落。不过,孔教运动仍不失为康有为等儒士在传统儒学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崩溃之后重构儒学的首次尝试,属于儒学近代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生存形态。倘若将孔教运动放在辛亥革命后的历史环境和儒学近代蜕变与转型的历史过程来考察,无疑有助于充分认识和理解这场运动所承载的历史内容,透过简单的历史结局,感受历史过程的复杂性。     

近年来孔教问题研究述评

随着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入,近代孔教问题在近年得到了相对集中的讨论。这些讨论围绕着康有为的孔教主张,民国初年的孔教活动等论题展开,这些讨论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本的论说框架,并初步形成了一定范围的学术话语空间及研究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