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生态”、“生生”的跨文化阐释

人文、生态的关系,首先是其自身的生成关系.在中国,“天文-地文-人文”是一体性的;西方则不然,我们所熟知的人文主义是以文艺复兴为基础的人本主张,即一切围绕“人”的原则;生态亦然.对我们而言,它是一个历史不长的舶来概念,并迅速窜红;而在“生态危机”下的各种生态问题,根本上说也与“以人为本”有关.文章认为,我国古代的“生生”概念虽不能与生态边界重叠,所包容的意义和意思却更大,更积极,更符合我国传统的知识体制.它更完整地体现我国的人文与生态的意思,窃以为对当下的生态危机具有治疗作用,故竭力彰扬之.     

从“硬技术”走向“软技术”──一种生态哲学技术观

从“硬技术”走向“软技术”──一种生态哲学技术观余正荣就其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生态哲学乃是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界普遍关系的哲学，也是探索对象与其周围环境关系的一种研究方法。由于技术处于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紧密地联系起来的中介位置，故研究技术也是生态哲学的重...     

道教之“道”与生态保护

道教是中国传统的宗教 ,道教文化蕴涵着丰富的生态保护之“道”。其生态思想和生态智慧对于我们认识和顺应自然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 :道教与生态保护的关系 ,道教的生态之“道” ,“道”与天、地、人的关系 ,生态生命之“道” ,生态保护之“道”等方面。因此 ,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道教文化的生态思想 ,使其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生态技术的现象学分析

在现象学的视野中，生态技术不是预设的方法，也不是现成可用的手段，我们也不能把生态技术简单地称作“是……的技术”。技术、人、社会、自然组建着生态技术。生态技术使技术自身得以真实显现，人的本质力量得以揭示与实现，使天、地、人和谐聚集和涌现。     

生态哲学的研究对象与性质

生态哲学是以生态及生态系统为对象的哲学反思。这里的“生态”,包括人类生存与发展须臾不能离开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存环境,是其二者的统一体;这里的“生态系统”,包括“人──自然”系统和“人──社会”系统,是其两系统的关联巨系统。德国学者汉斯。萨克塞认为“生态哲学研究的是广泛的关联”,也“就是探讨自然、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学说”。①还有诸多学者用“人类生态学”（［美〕巴罗斯,1922年）,大地伦理学（〔美］A·莱昂波特,1933年）,“系统生态学”（［美］E·P·奥德姆,1952年）,“地球伦理学”（［日〕丸山竹秋…     

气候变化下我国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

城市是现代工业文明得以集中之地,也饱受诸多现代问题之苦.城市在继续受到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威胁的同时,又面临气候变暖的巨大挑战.促进城市的绿色变革与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下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必然选择.我国的城市化将同时面临经济发展、环境污染、全球变暖的挑战.能否妥善处理这三大挑战,关系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重大问题.本文把我国城市绿色变革与转型的目标模式确定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气候安全型”城市(“三型”城市),提出建设“三型”城市的对策建议:建立“三型”城市统计、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建设“三型”城市生产方式、产业结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树立生态文明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用生态经济化推动“三型”城市建设;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统筹节能、环保、低碳,形成“倒逼机制”和合力;城乡统筹推进“三型”城市建设;树立建设“三型”城市的理性和共同奋斗的行为准则;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城市.     

“资源诅咒”的生态经济学解析

传统经济学对于“资源诅咒”的研究重点是富裕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作用机理,关注经济增长却忽视自然资源与经济社会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归纳总结传统经济学对“资源诅咒”研究的基础上,从生态经济学的视角对生态资源与经济增长两者关系研究中的思想、系统观点、生态功能及生态资源价值和生态能力等方面与传统经济学分析进行比较,从而更加清晰地解析“资源诅咒”形成的根本原因.     

自然灾害多发期中间技术论思想的价值挖掘

中间技术论以舒马赫提出的“中间技术”为代表,这一概念是舒马赫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提出的,由于其经济效益低下没能得到实际的推广和应用.在自然灾害多发期,由于中间技术能够创造独特的生态和人文价值,因此有一定适用性,但为全面发挥其适用性还需对其进行价值提升.将传统技术与现代技术适度融合起来,并以不过分降低效率为原则,是提升“中间技术”价值的现代途径.     

“道—德”生态及其现实意义

对道德概念的理解必须对“道”与“德”进行生态式诠释.“道”是“德”的前提,“德”是“道”的分享,个体必须既有“道”又有“德”才具有道德.道德感的式微与道德践履的日渐缺失已成为当下社会遭遇的普遍困境.这既是传统思想对现代个体道德感的消解,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追名逐利对“道”的僭越,更是现时代多种思潮相互激荡的结果.个体道德的重塑与道德社会的重构必须基于“道—德”的生态理论范式.一是要完善道德教育,积极培育现代人的道德感;二是要建立奖惩机制,形成“德—得”生态的良性循环;三是要净化社会环境,形成“遵道贵德”的良好社会风尚.从而,在“道—德”的生态互动中达到个体与社会至善.     

“红”与“绿”的交融：生态社会主义理论旨趣探析

“红”与“绿”的交融 ,意指社会变革、社会革命同生态运动、生态革命的结合 ,在未来的社会发展中 ,实现社会的解放、人的解放与自然的解放的统一。从生态社会主义的发展路径、理论来源、理论建构三个方面阐述其“红”、“绿”交融的理论旨趣 ,可以为科学地把握生态社会主义在从“绿”到“红”理论谱系中的合理位置提供一种坐标参照。     

论“理性的公共性与公共理性”之哲学意蕴及启示意义——基于康德1784年两篇文本的分析

康德指明“理性”所具有的普遍性与公共性向度,强调公民应自由且自觉地使用自己的理性进行公开辩论.而“理性”的自由且自觉是产生“公共理性”的前提,“公共理性”则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才具有普遍合法性和实践执行力.“理性的公共性”凸显的是人的内在品质,是个体善;而“公共理性”则标识的是“公意”,属公共善,二者呈现的是“个体至善-社会至善”的互构生态.社会现代化的历史是对民众“理性”持续启蒙的历史,也是“公共理性”不断生成的历史.对康德“理性的公共性”以及“公共理性”的理论澄明,必将对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的持续推进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侗族栖居法式的“人类学诗学”视角探析

侗族神性思维模式与混沌时空观和诗意栖居理念有关联。这种观念模式认为,“气”是天地自然的生命表征;世人因脖子细小柔弱,因而要借助天地自然那口“气”来滋养自己;人与天地自然“主”、“客”相尊,“血亲”关联,既要关注自身的生命存在又要追问生态伦理的价值实现;为此,人们要以“傍生”情感体验和生命皈依方式去呵护生命家园里的“亲族”。这种生态生成观,“预见性”地穿越一切时空,与现代性生态哲学观一理相通、互为呼应。     

从传统经济学到生态经济学

传统经济学理论因受其所研究对象——市场经济的制约,只重视“经济人”和经济规律的作用,而忽视了自然生态系统对经济之基础性的决定性作用。因而,传统经济学的根本缺陷是无根性:只见经济不见自然,脱离自然生态系统之根;只见经济人不见伦理人,脱离生存伦理的根基。这些根本缺陷使其误导工业经济、市场经济而对自然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导致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危机,需要对其进行根本超越,确立与新的循环经济相适应的生态经济学研究新方向:生态计量经济学——在整体上计算投入与产出的效率问题,要扣除对自然污染破坏的代价或成本,主张“自然资本”消耗最小化;生态制度经济学——从根本上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必须超越完全竞争市场的私有化的思路。生态政治经济学——生产力应是一种和谐地利用自然创造财富的能力,自然生产力是生产力的基础;生态伦理学——以生态存在论为基础的“主体-客体-主体”一体共在的规范,其核心是以自然为中介的主体间(当代、代际)外在社会政治关系的和谐平等的一体共生的社会正义法则。     

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对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超越与当代价值

西方生态文明理论在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割裂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内在统一关系,仅仅从生态价值观的维度探讨生态危机的根源与解决途径,其目的是维护中产阶级的既得利益和资本对利润的追求,秉持的是否定发展中国家发展权与环境权的“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立场,其理论是维护特殊人群利益的特殊维度和地区维度的生态文明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吸收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积极成果和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创造性转换的结果,他提出了以“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以及“地球生命共同体”概念为基础的生态本体论,以生态优先为导向的“和”的生态文化价值观以及“环境正义”的价值诉求,辩证地处理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系,具有鲜明的人民性和人类情怀的价值取向,在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以生态文明理念转换为新的发展方式,在生态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把捍卫民族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与促进民族国家消除贫困和全球环境治理、全球共同繁荣有机结合起来,是超越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普遍维度和全球维度的新型生态文明理论。     

德性之知:认识论视野下的张载生态哲学

张载的“德性之知”,是以宇宙共同体为认知对象的生态认识方法.在这种认识视野下,宇宙存在“幽明”的双重境域和“太和缊”的运动形式.张载“民胞物与”的生态境界,不是“我”与他者的直接关系,而是通过“我”与宇宙本体的关系,间接架构起“我”对宇宙成员的道德关怀.张载肯定《中庸》由理性认知而致道德觉解的修养进路,并提出“大其心”的生态修养方法,即人的精神追求应印合宇宙生养万物的生态德性.     

生态戏剧批评中的“跨物种表演”探析

与生态文学批评领域的“动物转向”相呼应,生态戏剧批评领域也出现了“跨物种表演”问题.该问题并非单纯涉及动物行为的表演,而是在动物批评研究的影响下,探讨戏剧媒介如何发挥其生态批评的功能.近十年来,生态戏剧领域的学者们从“动物参与表演”与“人类表演动物”的双向研究路径出发,反思与批评生态危机中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从真实的动物自身具有的思维方式与行为方式出发,“动物参与表演”关注动物、动物性与表演的互动关联,并逐步发展为生态戏剧表演实践的固有部分,但却无法回避人类单边确立的物种等级关系;另一方面,“人类表演动物”则围绕“生成动物”与“物种剧场”两个议题,旨在挖掘动物表演者与人类表演者的内在关联性,并将之整合到各种表演情景中,人类与动物的命运由此紧密联系起来,这对于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伦理观意义重大.     

论环境伦理实践的历史嬗变与当代特征

环境伦理实践是环境道德哲学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本文在梳理农业文明时期“依附自然”、工业文明时期“控制自然”和生态文明时期“尊重自然”的环境伦理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当代生态文明视域中伦理关怀扩展的合理性、文化价值理念的生态性与生态道德律令的普适性等特征.     

关于婺源·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工程的若干思考

婺源的“文化生态”资源,既有种类众多,总体质量高的优势,如历史古迹、古村古建、名人与纪念地、民风民俗、文化艺术等等,也有文化生态资源分布不均,亟待整合的必要。 做好谋篇婺源民俗文章、布局婺源建筑蓝图、做足婺源民艺功课、深挖婺源徽商史实、整理新安医学成就、讲好婺源传说故事、尝试婺源教育“复古”、扮靓婺源生态环境等工作,是完成“婺源·徼州文化生态保护”工程,达到摘掉“实验”的帽子,顺利过渡到“婺源·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之必经之路。     

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

在我国, 从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科学发展观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可持续发展战略内含: “代际持续”; 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协同发展论是一种全新的以统一的观点处理复杂系统的概念和方法, 主张人类社会复合系统的社会子系统、生态 (环境) 子系统、经济子系统, 以及社会生态子系统、生态经济子系统、社会生态经济子系统等应当互相协作即协同运作, 以实现其系统整体的协同发展。同时, 还应当实现其空间协同发展与时间协同发展。而科学发展观, 则是由“以人为本”、“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等四个互相联系与相互作用的发展子系统 (要素), 所建构起来的关于社会发展战略的大系统 (整体)。它的突出特点是: “人本创新”和“系统创新”。     

“天地境界说”对生态伦理的启示

冯友兰的“天地境界说”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提供了三方面颇有价值的启示 :1 .它认为“大全的自然具有最高的主体性” ,主张人应“事天” ,这就克服了近现代西方哲学把自然看作只具有“工具价值”的僵硬的主客二分 ,从而为现代生态伦理学扫除一大理论障碍 ;2 .其欣赏程朱理学以顺应的态度应对世事 ,张扬了一种亲和、顺应的主体性 ,这正好符合现代生态伦理学抑制人类扩张型主体性的理论需要 ;3.其重视以哲学的“负的方法”体认不可言说的神秘的“大全” ,由此敬畏无限和自然 ,从而有效地克服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共同支持的人类中心主义 ,为人类走出生态危机创造了理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