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史研究的方法省思与哲学史的重构

《论证与解释——政治哲学导论》一书尝试性地阐发和运用了一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这种政治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拓展和泛化为一种一般哲学史的研究方式。而对罗格.斯克劳顿所阐发的"哲学史"概念及其研究方法的讨论,对冯友兰所实际运用和阐述的"哲学家的"哲学史研究方法的呈现和辨析,也有助于推进对"哲学式的"哲学史研究方式的理解和论述。     

论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重写中国哲学史,应当破除陈旧的道统观念。对于任何一位哲学家,都不能当成崇拜的对象,而应当成研究的对象。倘若视其为崇拜对象,往往只能歌功颂德,啧啧赞叹,便无法对其作辩证评估和定位。只有视为研究对象,才会抱着辩证评估的态度,一方面指出其学说中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指出其所受到的时代局限。重写就是重新评估,即从分析的角度判断哲学家的贡献与局限,从综合的角度确定哲学家在哲学史上的地位。     

走向真实的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

哲学以反思为其题中之义。这种反思同时应不断指向哲学研究本身所涉及的有关前提。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言，研究的前提首先与文献材料的考释、梳理相关。后者是一种非常基础性的工作，没有扎实的史料功底，哲学史的研究将成为空中楼阁。但除了上述方面之外，中国哲学研究还牵涉哲学与哲学史、中学与西学、形上与形下等理论关系，对这些关系的定位，同样构成了研究中国哲学的重要前提。本文主要就后几个方面谈一些看法。一、历史中的哲学与哲学中的历史哲学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学说、体系，这些学说和体系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往往主要被理解为历史的…     

典范与方法:侯外庐与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科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侯外庐扮演过很重要的角色,对于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而言,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曾经长期发生重要影响,不容忽视.本文将探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在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这样一个脉络之中来考察侯外庐是否合适?换言之,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关于侯外庐的讨论是切题的还是不相干的?第二,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来说,侯外庐所建立和提倡的典范与方法是什么?第三,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如何流行的?那种典范与方法是否只不过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建立之后的结果?抑或对于侯外庐自己来说,这种典范与方法可以视为一种学术发展的结果?第四,对于当今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以及最近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讨论,侯外庐所建立的典范与方法是否还有其相关性和意义?     

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断想

以往以两军对垒为纲的中国哲学安之研究，几乎得出了大部分重要的中国哲学家都是唯心主义者的结论。从这个结论看，中国哲学史没有多少可以令人兴奋的地方。显然，这种方法和观点有着很大的片面性，且易导致民族虚无主义。摆脱唯心主义和唯物王义斗争为纲的教条后，中国哲学史研究取得了长定的发展。从中国哲学范畴的研究到的代思潮的研究，从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到周易研究，以及大晏的空粮学、文献学、出上文物研究（特别是马王堆帛书）、刘6籍的重新整理和重新注释，使人蕾到中国哲学实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国哲学安有其特殊地不文拟在…     

中国底哲学史与传主底哲学史——比较视野中的中国哲学史书写

哲学史书写的目的是变化发展的。早期西方哲学史与最初的中国哲学史的书写都具有某种哲人史的色彩,相比其他书写范式,更有现场感和志载的情怀。作为普遍问题的哲学史框架尽管是源于西方的,但毕竟是普遍的,"西方框架遮蔽中国哲人思想"的原因需要得到澄清。框架遮蔽传主是中西哲学史书写都遇到的问题,因而主要问题并不在于框架是西方的,而在于哲学史框架相对具体内容具有根本性。真正的系统研究是重新激活传主的思想。同情的研究和系统的研究,在终极上是一致的。笼统地区别中国底和西方底哲学史是不够的和"概括过度的",需要进一步追求"传主底哲学史",即表现出传主思想精髓、重新激活传主思想的哲学史;这需要某种程度向"哲人史"的复归和高水平的"原生态的哲学史研究",突破"哲学史中理论重要、是谁的理论并不重要"的成见。传主底中国哲学史,自然地就是中国底哲学史。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主体自觉

自近代西方哲学传入中国以来,数代中国哲学家就共有一个理想,即创造中华民族自己的哲学理论,并使中国哲学走向世界进而产生重大的世界影响。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现在需要做的更真实的工作是如何去寻求、建构、凝练当代哲学的中国元素,找到那些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哲学思想和思维方式。为此,无论是对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研究还是要实现某种"创造性的转化",首先要有对中国哲学的当代意义的主体自觉,更要有对研究者自身的主体自觉,而基于中国哲学自身特质对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者来说也必然要求一种心灵的修养和实践。     

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哲学作为思想中的现实,当代中国哲学史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的波澜壮阔的历史,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总结、概括和反思。在以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历史时期为基本线索的基础上,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灵魂、主线,如何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背景提炼和概括当代中国哲学史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的相互关系,如何选择和阐述各个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如何论述各个时期的哲学状况及其发展趋向,这些都是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理念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必须认真研究和严肃对待的重要问题。     

三种中国哲学史概念

在金岳霖关于“中国哲学的史”和“在中国的哲学史”两种中国哲学史概念的论说背后,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即把哲学视作理论和概念体系,哲学史的书写是叙述不同哲学流派的基本概念、理论的演化和发展历史的.但是,哲学不仅表现为概念系统和理论体系,还意味着哲学活动或哲学实践.中国哲学史的书写既可以是对已有的哲学理论和概念系统的书写,也可以是对以往哲学活动的书写,即“做中国哲学的史”,这就凸显了哲学的实践性品格,也扩展了“中国哲学史”概念的含义.“做中国哲学的史”这一概念更贴近中国哲学智慧的特性,更能体现中国哲学史不同于西方哲学史的特色.通过对“做中国哲学的史”的书写,可以唤醒人们过一种哲学生活的兴趣,开启人们实践哲学、体察智慧的情趣,从而赋予我们一种新的眼光审视哲学的意义和中国哲学的当代价值.     

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变动趋势

张荣明针对近百年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哲学的方法,历史理论的方法,历史文献的方法,新的探索。李焯然指出,以往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各成体系,各不相关,在不同的研究中我们看到的是几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一问题应当随着跨领域和多元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而解决。方光华希望未来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朝着三个方向努力:一是深化对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二是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三是提高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文化自觉反思境界。劳悦强则立足于文化和历史的语脉之中,通过对《论语》中一个鲜为人注意的语汇——“朋”字的语义追踪,揭示出它在《论语》中的最初语义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时代信息。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与方法意识

就“书写”本身而言 ,重写中国哲学史的问题向度至少应当包括两个基本层面 :在中国哲学史的书写范式方面 ,应当实现从“外在化”向“内在化”的转化 ;在中国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方面 ,必须在两者之间达成殊相与共相的联结。重写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意识可以概括为“双向互动 ,层级累进” ,即在“哲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以及“对中国哲学史具体内容的理解与确立整体的中国哲学史书写范式”等构成“诠释圆环”的双方之间不断展开双回向的互诠互释、互融互汇 ,以使被不断书写的中国哲学史累积性地逐渐迈上新的层级。     

谢无量与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是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早期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谢著问世以后,人们积累现代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逐步建构起具备现代学术性质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因此,在中国哲学史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历史性转折中,谢著《中国哲学史》,对现代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形成不无贡献;其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史上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价值既不宜抹杀,也无可替代。     

晚年梁启超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探析

晚年梁启超曾致力于中国哲学史研究。在此领域,他不仅写出一系列名篇佳作,而且对哲学史方法论问题也颇多创见。其哲学史方法论之特征约有四端:一、颇具学术史特色的撰述视角;二、近乎历史主义的态度立场;三、结合中西优长的研究理路;四、注重多角度的切入方式。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诞生至今大致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主题是批判教科书体系,主要针对的是教科书的观点与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点是强化自身的理论基础,通过文本研究提升研究方法与视野;新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视野与路径日趋完善,但面对的任务也更加具体而艰难。当今,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在总结既往中推陈出新、在交流对话中继续前进。     

提倡反思的哲学史

很多教科书式的哲学史著述,读起来味同嚼蜡.其根本的原因可能在于对哲学这种思想活动的理解有偏差,即把哲学当作一种制作好了的知识,而不是一种思想方式.结果便是对某些哲学范畴或命题含义千篇一律地重复,从而失去了哲学应有的灵气.由于教科书负有向读者提供相对客观的哲学史知识的任务,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如何在叙述古代哲人的思想成果的同时,把哲学思考的方式也带给读者? 后者是问题的重点所在.     

从历史与哲学的分合反思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

哲学史是哲学性与历史性的统一,故哲学与历史的分合是人们反思哲学史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视角.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应将哲学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使两者相得益彰,任何将两者对立或割裂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自觉建构——从高秀昌博士的研究谈起

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中国哲学史研究与中国哲学创作

近现代以来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是中西文化比较导致的产物。这个学科在发展中出现种种偏向,从而未能相应地促进哲学创作的繁荣。要扭转这个局面,必须扩展哲学视野,立足于解释中国人的文化与生活经验。经典解释的传统与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这两个论题,表明了以经典为中介反思思想文化经验、发展中国哲学创作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