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承包权流转的原则与限制

农地承包权流转必须在一定的原则指导下才能实现规范、有序;同时农地承包权流转与社会公共利益紧密相关,因而必须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农地承包权流转应当遵循“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和“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应当受到诸如农地拥有数量、农地利用人资格等多方面的限制,同时也从理论、实践等角度对这些原则和限制的合理性及必要性进行了分析。     

农地流转方式福利效应研究——基于农地流转供求方的理性选择

本文对农地流转的供求双方选择何种流转方式进行土地流转能够实现福利改善进行理论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流转供求双方理性人假设和流转成本与收益的约束条件下,农地流转的供给方(农地供给者)进行股权投资的分红收益与流出土地的机会成本(主要是土地的基本保障效用)大小是其对流转方式作出选择的依据;农地流转的需求方选择专业化合作组织参与的流转方式(以股权投资为例)可以为其减少交易成本,并取得生产的规模效用,福利得到改善.     

农地流转、规模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创新研究

在目前农地制度的框架下,农业与非农产业的边际效益悬殊仅使农地流转成为可能,农地的流转收益低以及农地的保障功能较重严重地束缚着农地的流转,农地的规模化、产业化、现代化经营仍不可能得到实现。农地制度一定要重新安排。"股权农地+保障农地"的农地制度创新可提高农民农地的流转收益同时又能兼顾农地的保障功能,这样,农民流转农地的经济驱动力加强了,也没有了土地流转的后顾之忧,农地流转、农地规模化经营可顺利进行。     

论政府在电子政府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电子政府建设已经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策略。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电子政府建设早于中国,政府在电子政府建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本文分析了发达国家政府在电子政府建设中的主导作用,提出了发达国家的电子政府建设给我们的启示。     

后税费时期农地流转制度改革探析

取消农业税步入后税费时期以来,我国农地流转问题呈现新的变化态势。在农地流转的理论与实践探讨中,仍然纠结于政府干预强与弱、流转时期长与短、经营规模大与小和流转方式主动与被动的两难选择,致使农业发展始终难以走出低效困境。解决制约农地流转瓶颈,需要突破产权主体多重约束,确立农民利益主体产权结构;挣脱"长久不变"不确定性束缚,让农地"承包权"物权化落到实处;改变狭隘农业经营观,让农民合理选择适宜经营规模;纠正政府对流转管理的过度与不足行为,让政府宏观管好与市场微观放活有效结合。     

农地流转价格体系的决定因素研究

中国的农地流转市场一直存在,而且流转价格还形成了相应的体系。但是现在的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体系还处在初级阶段,关于地价的决定因素还存在着模糊的认识。因此,探讨地价的决定因素是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研究发现,农地产权结构和农地流转方式决定价格体系。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包括所有权、承包权、使用权,三种产权构成农地流转的价格体系——农地所有权“价格”及其体系、农地承包权流转价格及其体系、农地其他权利流转价格体系。     

中国农地流转问题的多维分析与路径突破

农地流转不同于一般的经济问题.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与农户迁移问题等外延性约束和农地产权问题与经济发展问题等内涵性约束,使农地流转成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和城镇化协调发展的矛盾汇集点.突破农地流转困境需要构建家庭农场、坚持市场方向、加强政府调节、细化使用权配置、发展精细农业.     

中国农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及完善建议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重要途径,对农地流转市场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农业部关于河北等7省(区)2015—2016年的调研数据表明,中国农地流转市场发展迅速,而且在土地配置方面发挥了较为明显的"公平性"作用。同时,土地流转形式多样,流转范围突破本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趋势逐渐明显,流转土地的经营主体仍以农户为主,流转土地的非粮化经营问题逐步弱化,流转规范性日益增强。为进一步提升流转土地的使用效率,在鼓励流转、推动流转的同时,更应规范流转,加快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各项改革,提升流转土地的产权特质,创造利于土地流转并提高流转土地使用效率的政策环境。     

农地使用权流转法律问题探析--从浙江省的实践出发

我国农村农地使用权流转存在许多法律及制度上的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现实要求我们进行理论及法律制度的创新.浙江省在农地使用权流转方面的改革卓有成效,为全国农村工作的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新的改革急需理论及法律的支持.本文通过对原有法律制度的反思,为完善有关法律提供一点思路.     

充分发挥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导作用

本文论述政府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必要性,并对政府发挥主导作用提出对策。     

农地使用权流转的市场化配置研究

以市场机制实现农地使用权流转是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和原发力量,通过市场机制及时实现农村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可以避免集中统一调整农地给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带来的冲击,激发农户改良土地、增加对农地长期性投入的积极性,为农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化,应遵循优化配置原则、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和自愿互利的原则.     

充分发挥地方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主导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社会多方努力,而地方政府起着主导和推动的作用,这种作用从多方面体现出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体制保障;树立科学的公平观,切实促进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转变政府职能,增强对社会的公共管理能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增强全社会的创造活力。     

农地股份合作制:土地使用权流转中的制度创新

农地股份合作制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非农产业迅速发展的前提下产生的一项制度创新,它有效地解决了该地区较为普遍的农业兼业化以及农业效益低下等一系列问题.本文分析了农地股份合作制的制度绩效以及存在的问题,并从进一步发展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交易成本视角下农地流转的机制分析

农地集体所有制并非农地流转和集中及规模经营的制度性障碍,制约农地流转以及农业规模经营形成的障碍是农地流转市场的"低市场性"。事实上,中国尚未建成农地流转市场。这意味着出租方农民和承租方农民在农地流转中都面临着高昂的"交易成本"以及相关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这才是制约农地流转的主要障碍。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变革的时代已经到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成为可能。然而,农地的严重"细碎化"以及我国现在农业生产的根本特征都制约着农地的流转和集中、农业的规模经营以及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只有破除农民在交易中的既有约束,降低农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风险及未来的不确定性,才能使大规模的农地流转成为可能。而这一进程能否顺利推进,需要农民、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这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以及发展现代农业的根本出路所在。     

基于信任的农地流转契约选择研究

农户进行农地流转时,是选择书面契约还是选择口头契约,需要综合考虑交易成本和履约风险。在农地流转过程中,随着人们信任程度由低到高,选择口头契约的意愿越来越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意愿越来越低。实证研究表明: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血缘关系有关,对于具有血缘关系的流转对象,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信任度、农地流转契约选择与交易空间有关,对于同一村庄的农户来讲,信任度高,选择口头契约的可能性大而选择书面契约的可能小。因此,促进农地流转市场低成本运行,培育农户之间的信任是至关重要的。     

农地使用权流转: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我国农地制度的根本问题并不是所有权问题,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重点也不应是农地产权的归属问题.农地的私有化和国有化都不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生产力不发达的实际,而农地使用权流转是任何一项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都绕不开的问题,也是促使潜在利润内部化的帕累托最优选择.     

论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的法律地位

农地所有人不享有土地流转的交换价值、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独立物权地位的确认以及作为农地所有人的非民事主体构造性,决定了农地所有人在土地流转中不应以主体(当事人)的身份出现。但农地所有人对土地经营的管理权的享有、土地作为权利客体所承载的社会共同利益性对农地所有人所产生的社会义务与责任以及农地所有人在国家与农民关系格局中的特殊作用的存在,又要求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农地所有人介入土地流转的具体角色定位应是监督者与服务者,为保障农地所有人在介入土地流转中不偏离自己的角色定位,有必要对其在土地流转中的参与权利进行具体限定。     

农地经营权流转与宁夏生态移民发展研究

笔者通过对宁夏生态移民迁入地发展滞后的现状分析,发现农地建设与经营成本负担是制约生态移民迁入地发展的主因。根据制度变迁理论,结合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文章探讨了生态移民农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提出采取“农地收购”、“招募式移民安置与农地产业化经营模式”是解决当前农地短缺和生态移民发展问题的有效途径。     

产权特性、心理账户与农地流转

基于农地人格化财产特性,结合心理账户理论,重点讨论农户农地转出的决策机理。研究发现:农地产权人格化特征所衍生的农地控制权意识,导致农户的农地流转并非是纯粹的生产要素交易,而是分别表达为以情感为导向和以经济利益为导向两大效用目标,进而形成了关系型契约心理账户和市场型契约心理账户。其中,关系型契约心理账户由于情感诉求而降低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损失厌恶感,激励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市场型契约心理账户由于交易成本而加剧了农户流转农地的损失厌恶感,抑制了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研究结论:农地产权特性所决定的心理账户差异,使得农地流转具有不同的交易含义与不同的运行逻辑,由此决定了农地流转的市场发育进程具有渐进性与长期性。     

经济增长、城镇化与农地流转

农地适度规模经营客观上要求农地能够自由流转,但现阶段农地流转率仍处于较低水平。文章尝试利用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从经济增长、城镇化两个角度解释农地流转率不高的原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可显著促进农地流转,当前农地流转态势只是暂时的,长期内农地流转率将会进一步提高;城镇化与农地流转呈“U”型关系,且城镇化在经济增长和农地流转之间并非起中介作用,而是表现出“遮掩效应”;产业结构促进农地流转,人力资本水平、财政支持力度和市场化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引入经济增长滞后项、考虑内生性后,使用Tobit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稳健,且经济增长对农地流转率较低的省份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