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与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轨的深入进行,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矛盾相对频发的时期.而追求社会秩序与整合一直是任何一个人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对现代社会而言,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最为主要也是最为重要的两种方式即诉讼与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而无论是我国的实践过程还是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均说明,构建一种多元化的纠纷化解机制体系是社会整合与和谐的必由之路.     

乡村社会变迁与转型性矛盾纠纷及其演化态势

战略机遇期与矛盾凸显期并不必然并存,社会转型及改革发展不一定导致社会矛盾纠纷的增多.对社会转型与矛盾纠纷关系的认识,需要转换新视角.分析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矛盾纠纷特征及演化态势,是要加深对社会转型和矛盾纠纷的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矛盾纠纷总体上呈现多元化的形态,大体可分为生活性矛盾纠纷和结构性矛盾纠纷;各种矛盾纠纷显现出发生率较低及规模有限的态势,表明当前乡村社会并未出现矛盾凸显的特征.针对当前矛盾纠纷特征及态势,乡村社会在纠纷管理或治理策略方面,对生活性矛盾纠纷需采取“基层-调解-化解”的管理策略,对结构性矛盾纠纷则要采用“项层-调整-解决”的治理策略.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正处于各种矛盾和纠纷的多发期.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不仅可以有效化解社会矛盾,而且能够弥合紧张的社会关系,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提高全社会的民主法治水平,因此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坚持国家权力在纠纷解决领域中有进有退;积极推进司法改革;大力支持和引导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健康发展;加强诉讼与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衔接.     

论我国纠纷化解机制的发展

诉讼与非诉讼手段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两种主要手段。从建国至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以人民调解为主要的纠纷化解手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化进程加快,人们越来越多地依靠诉讼来解决纠纷。而一个社会想要达到安定、团结与和谐的局面,则需要建立多元化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     

构建西藏化解刑事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刑事和解制度的变通

在经济转轨、社会转型背景下,西藏地区刑事纠纷——作为社会矛盾最激烈的表现形式,呈现出新动态、新规律.而传统的用藏族习惯法解决刑事纠纷这一巨大的历史惯性,与国家《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存在不可回避的冲突和矛盾.将国家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引入西藏刑事司法中,规范和引导藏族习惯法中“民间调解、经济赔偿解决刑事纠纷”的做法,建立多元化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对及时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解,减少社会对抗,促进西藏长治久安建设有重大意义.     

司法实践视角下的行政诉讼调解

目前,行政诉讼法学界主张肯定调解制度的意见逐渐占主流地位.调解本身具有恢复性和灵活性特征,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角度考量,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浅议法院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中的角色定位——以“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之争为视角

能动司法与被动司法之争,给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带来了困惑。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中,法院的角色定位应当有利于各种纠纷解决方式发挥各自优势,有利于"多元化"目标的实现。被动司法不仅能满足转型期社会的特殊需求,还能顺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需要,以被动、中立的角色定位与其他纠纷解决方式平衡发展,共同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法治化语境下的基层矛盾化解路径选择

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呈现出强大的活力,大批社会经济体蕴育而生,社会分工带来效能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层级的分化,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多元化诉求是当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中国步入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叠加,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集中突显。基层是化解矛盾纠纷、维系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从法治化视角,梳理基层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分析基层矛盾化解的当下情境及瓶颈制约,进一步涵养法治文化,完善多元化解协同治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预防和化解基层矛盾的能力,对于规避社会风险,打造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信息化平台建构与人民调解制度的完善——以四川雅安“社会矛盾纠纷动态管理评估机制”为例

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是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人民调解具有独特的优势,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作为一种便捷高效的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和稳控新机制,四川雅安"社会矛盾纠纷动态管理评估机制"是借助信息化平台的建构对现有人民调解制度的工作机制进行优化和完善的有益实践,其本身就属于社会管理层面和实际操作层面的制度创新,有助于推进人民调解工作、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和衔接联动新机制、创新社会管理等重大战略部署的贯彻落实,具有高度的理念价值和实践意义。     

构建解决社会矛盾纠纷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SARA模型

社会矛盾纠纷是社会公共安全治理的重要内容,虽然有关多元矛盾纠纷综合治理的实践一直在持续推进,但依然面临重视化解纠纷而轻视发现纠纷、技术手段创新受限、不同平台间融合不洽等问题,应该在分析产生原因的基础上镜鉴域外经验进行数字化转型,基于SARA模型推动社会矛盾的数字化治理体系建设。在数智时代充分运用数字化改革跨场景优势,引入SARA模型来构建全量、动态、闭环的数智治理体系,基于“扫描”的全量数据汇聚与特征识别、“分析”的风险智能预警与精准研判、“响应”的智慧算法推荐与多元协同处置以及“评估”的全链闭环管控与诉源分流,构建系统、闭环、科学、智慧的社会矛盾纠纷数智治理体系。     

论构建我国社会矛盾预防机制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和谐并不意味着没有矛盾.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存在各种社会矛盾,社会矛盾不仅可以化解,而且可以预防.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过程,也是预防社会矛盾、防止社会矛盾发生和激化的过程.我国已经建立了多元化矛盾化解机制,还应当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矛盾预防机制.构建社会矛盾预防机制包括建立健全党委领导责任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利益表达机制、权益保障机制和社会矛盾预警排查机制.     

我国维稳工作机制探析

维稳对象不是涉稳的矛盾,而主要是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矛盾;我国当代的涉稳问题是一种＂半司法问题＂;涉稳矛盾的核心不是具体利益冲突,亦不能简单定性为官民矛盾。社会主体多元、分化、流动性增强,弱化了传统矛盾化解机制的社会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并导致其矛盾化解纠纷能力出现明显下降;市场经济带来社会集团与行政机关同质性的消解,从而使传统矛盾化解机制的制度权威呈现出下降趋势。以程序公正来实现稳定;增强国家与社会组织的互动,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党委政法委主导下的维稳工作机制。     

行政和解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功能及适用

行政和解制度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权利本位、服务合作以及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等理念,对于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多重价值功能.为使行政和解更好地发挥作用,应在丰富其适用原则的基础上,扩展其适用范围,合理设置其适用程序.     

法治意识、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选择——基于2005 CGSS的法社会学分析

法治意识是指人们对法律性的认识及观念,中国社会在推进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居民的法律权威意识和法律合理性意识都呈现出增强的趋势,同时也表现为规范主义法律意识与工具主义法律意识并存的多元化特征。经验研究表明,法治意识对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并不产生明显的作用,但对人们选择纠纷解决机制有一定影响。法律权威意识越强,选择法律解决机制的概率越低;人们越是把法律当作工具,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纠纷的可能性就越大。基层社会的矛盾纠纷的结构扁平化特征及两极化趋势与法律至上、法律万能的宣传有一定关系。因此,研究它对化解基层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仍具有重要意义。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问题解析

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是指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多样的纠纷解决方式以其特定的功能和运作方式相互协调地共同存在,所结成的一种互补的、满足社会主体的多样需求的程序体系和动态的调整系统.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方式主要包括协商、调解、裁决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方式;公力救济、社会救济和私力救济构成的多元化体系;纠纷解决规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程序的多元化等.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对于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调解工作室制度研究——基于上海与广安模式的考察

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化,我国利益格局处于急剧的调整之中,随之而来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处于高发阶段,而传统的人民调解组织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纠纷解决能力方面不断下降,各种新型调解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浮现,调解工作室则是传统调解组织社会化的代表之一。调解工作室是以调解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工作室,作为新型调解组织,调解工作室在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组织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当前我国典型调解工作室的比较研究,分析典型调解工作室的运行模式和机制特点,从而探究我国调解工作室制度运行的社会结构,深化对我国新型调解组织在转型期社会的独特社会功能和价值,从而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和谐社会构建提供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农村社会纠纷化解:从传统到法治

长期以来农村社会纠纷多由农村精英依据习惯在村落内部得到处理,但现阶段农村纠纷的场域、主体、类型及矛盾尖锐程度都已发生变化,传统纠纷解决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矛盾化解的需要.在整个国家全面深化依法治国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纠纷化解的法治化是这一依法治国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通过法治教育培养村民的法治思维,加强引导促进村民按法治方式办事,利用历史人物崇拜和现实法治资源培育其法治信仰,是农村社会纠纷化解实现法治化的根本途径.     

建立健全基层社会矛盾的预警与化解机制探究——以Q市调查为样本

社会矛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动力,也是社会发生动荡的根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和"健全社会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因此,及时预警基层社会矛盾、规避社会风险成为基层社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课题组以调研Q市基层社会矛盾为样本,研究基层社会面临的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及基层社会矛盾激化的风险程度,探求建立基层社会矛盾预警分级管理制度,并进一步提出化解基层社会矛盾的治理之策.     

依法治国视域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重构——基于广东省实践经验的分析

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是社会生成和国家理性构建相结合的产物,是体现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新理念的制度安排。本研究立足于现有的理论探索和试点经验基础,厘清了经过近十年实践探索发展的多元化解纷方式的主体及其特性,总结了广东作为改革先行先试地区在多元化解纷机制方面的有益尝试和创新经验,进一步分析了多元化解纷机制发展完善进程中的困境,探讨了有效实现各种解纷方式衔接互补的未来进路,以祈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对完善中国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顶层制度改革设计有所裨益。     

纠纷管理、多元化解机制与秩序建构

在快速转型过程中,中国基层社会的纠纷正朝着多元化方向演化。越来越多的纠纷虽对社会秩序不构成直接影响,但个体选择纠纷管理策略则影响纠纷过程进而影响秩序的构建。社会对纠纷的管理关键不在于寻求最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而是要提供多元化解机制,从而可以让个体选择最优的纠纷管理策略,实现社会或集体的纠纷化解效率的最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