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

公元前47年,恺撒大帝率军进入小亚细亚的吉拉城,经过一番激战,平定了老对手庞培部下本都王子帕尔纳凯斯的叛乱。大获全胜后的恺撒用最简洁的拉丁文写了一份捷报送回元老院,将所有喜悦和骄傲都浓缩在三个词里,即"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这也成为世界历史上最著名的捷报。"我来了,我见了,我胜了"。言简意赅,一字千钧,寥寥数语,气象万千。而今眼下,面对如火如荼抗击新冠疫情的大战,我抚今忆昔,有感而发,想把这几句话送给所有为抗击新冠疫情而日夜奋战的人们。     

武汉沦陷时期湖北市有公产清理初探

武汉沦陷后,国民政府设立之公产机构工作停顿,袍笏登场之伪武汉特别市政府开展了颇具规模的市有公产清理工作。通过颁行《汉口特别市政府财政局公产经理处组织规程》等章则,组建武汉特别市公产经理处等公产管理机构,实现公产清理制度安排与机构运作深度结合,三镇公产事务稳步推进,公产收益有所增进,产权界限逐步清晰。其绩效成为之后市级公产清理重要参考,亦为战后重建、社会秩序恢复提供了客观条件。     

"湖北新政"与近代武汉的崛起

湖广总督张之洞以“朝气方新”的姿态在湖北武汉推行以兴办近代工业为核心的洋务新政，使武汉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的发祥地，华中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中国内陆最大的通商口岸，蜚声海外的国际性城市——“东方芝加哥”。张之洞“湖北新政”成功及武汉迅速崛起的原因在于天时、地利、人和。天时：难得一遇的和平发展环境；地利：过渡时代内陆各省唯一出海口；人和：张之洞的睿智、胆识和人格魅力。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与北伐武汉战役

国民党湖北省党部诞生于1925年7月,到北伐战争发动时,发展党员数千人,其领导核心是共产党员董必武、陈潭秋等。它的建立,为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它组织“湖北迎接北伐军特种委员会”等积极配合北伐军解放武汉;它建立的湖北地方政权是北伐军占领武汉的重要成果。     

武汉方言的“在”

＂在＂，在武汉方言里是帮助表示进行态和持续态的词，它可以表示动作的进行、持续或某种状态的持续。     

叶剑英抗战初期在武汉

阐述了叶剑英抗战初期在武汉所从事的革命活动：运筹保卫武汉；指导抗战；广结统一战线；注重党的建设；致力发动民众。     

武汉抗战时期的武汉帮会

武汉抗战期间,武汉地区的帮会得到进一步发展。武汉地区的帮会可分为当地帮会和外地帮会两大部分,其活动具有主客帮会和平共处、积极支持抗战、亲近国民党等显著的时代特征和鲜明的政治色彩;但部分反动帮会勾结敌伪、卖国求荣、强取豪夺、牟取私利,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危害。通过对武汉抗战时期武汉帮会的考察,可以得出两点启示：第一,帮会是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在民族抗战的感召下,绝大部分帮会最终站在了抗日的立场上。整个抗战期间,帮会在“抗日高于一切”“保卫家乡”“保卫祖宗坟墓”的口号下,创造了许多奇迹。第二,帮会带有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明显的落后性及巨大的破坏性,极易被反动势力操纵利用,成为阻碍社会历史进步的反动力量。对此,应予以高度的警觉,必须对帮会进行彻底改造,直至其消灭,切不可与其沆瀣一气。     

陈独秀与武汉

五四时期,从对武汉地区青年进步团体的思想影响,到直接指导武汉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为武汉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大革命时期,一方面,陈独秀争取对大革命运动的领导权,一方面则是执行导致大革命失败的错误策略;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重庆宣传抗战思想的言行,表明晚年的陈独秀,至少是一位保持了晚节的政治思想家。     

武汉会战前的武汉防空建设述论

从九·一八事变后,至武汉会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湖北省地方军政当局,为防备日军空袭武汉,积极组织多方力量在武汉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较大规模的防空建设。会战前武汉的防空建设主要表现在成立防空组织与防空指挥机构、组织防空宣传与防空演习、划分防空层次与建立防空监视网、修建防空避难工事与军用机场、实行防空管制等方面。武汉会战前武汉防空建设有其积极作用,也有其不足之处。     

关于建立武汉学的构想

武汉学是对武汉的历史文化与现实问题进行专题和综合研究的整合型学科，是城市地方学的一个分支。它以武汉地区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为研究背景，以既有的广泛研究成果为基础。创建武汉学的条件业已成熟，并将产生较高的学术和社会价值。但是，作为一门初创之学，武汉学需要在市政府和广大研究人员的通力合作下建立和完善学科体系，深入探讨武汉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设立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开展国内外合作研究，将武汉研究推向深入。     

武汉城防战备与保卫大武汉

武汉地方军事当局自“九一八”事变起即按照国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开始了武汉城防战备。根据武汉第一个对日战备计划——1932年制定的《歼灭日人在汉武力计划》,1937年武汉抗战前夕制定的《武汉防空演习工务实施方案》、《武汉警备计划及必要时之处置》（1936年）、《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计划》（1937年）、《武汉行营对于武汉附近非常时期防卫纲领》（1937年）、《武汉城防作战计划》（1937年）等多个计划的内容及执行情况,分析论述武汉城防工事及周边野战工事的构建,战时交通通信体系,防空体系,城防作战部署的完善等内容。武汉的城防战备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一个城市孤立的战备,应把其放在1937年12月开始的武汉抗战的大背景下去审视,去探讨其本身的规律,去总结其经验和教训,从而扩大武汉抗战历史的研究范畴。     

武汉七七，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

七七就这样生活在别人的生活里，走进去，完成其中那个温暖的角色，认真地，用心地完成，她做到了。     

抗战时期陈独秀在武汉的政治活动

在武汉近一年的时间里,陈独秀在政治上比较活跃。主要表现在应邀于武汉各处演讲发表抗日主张,积极撰文宣传抗日;与《新华日报》的论争;发起“独树一帜”的政治活动等。因此,就其政治倾向和发表的言论来看,他是主张抗日、反对妥协投降的,是站在民族、人民立场上的爱国主义者。     

武汉食品行业管理问题探讨

食品工业是以农产、畜产、水产品等为原料,进行加工制造的工业部门。食品工业产品种类繁多,供应面广,消费量大。大力发展食品工业,对于逐步改善人民的饮食结构,提高人民生活消费水平,方便千家万户,支援农业生产的发展,丰富市场供应,扩大出口创汇,增加国家积累,促进国民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经济政治的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武汉地名文化纵横谈

地名是城市历史发展的大事记,记录着城市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地名可以为历史记载补遗,通过地名甚至可以剖解部分历史之谜,证实被史官忽略的历史真实;地名也是山水园貌的真实反映,同时也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某一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特色。     

抗战时期武汉人口疏散问题再研究

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大批难民因东北、华北、长江下游等地逐渐沦陷而不断向南、向西涌入武汉,致使武汉难民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出于武汉会战和抗战大战略的需要,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国民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了诸多有力举措,组建高效的疏散机构,进行广泛的宣传动员,通过沿途救助、后方安置等诸多手段,将集聚于武汉的难民和武汉市民一百余万紧急疏散至四川、广西、贵州、陕西等大后方,为中华民族坚持抗战保存了一支重要的有生力量,并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处理和管控重大危机提供了历史借鉴。这一规模巨大的人口紧急疏散事件及其体现出来的中国空前未有的最完全的团结精神的武汉精神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人民坚持抗战、不屈不挠的标志,并被赋予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武汉在中部崛起中的投资环境比较分析

在国家“中部崛起”政策的推动下，武汉作为中部六省的沿江特大城市，其经济的发展与中部经济崛起息息相关。通过相关年份的统计数据分析，把武汉与中部另外两个重要城市长沙和郑州进行比较，论证武汉在中部的核心作用。武汉有明显的区位和市场优势，而缺乏诚信度则成为制约招商引资的关键，所以要狠抓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诚实守信”文化，提升政府整体形象。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榜样和基础，树立政府诚信是关键中的关键。     

武汉商业区位分析

武汉的商业区由改革初期的内环汉口和武昌梯推至内环左右的钟家村、解放大道、中南路、徐东路及内环线与中环线内的王家湾、洪山、鲁巷、常青路、舵落口等地 ,商业区的投资决策主体由政府归于市场竞争者。文章运用区位论做出了武汉商业等级序列的一、二级商业区列表区 ,并对商业区的聚集、增值、辐射功能作了相关论述     

蒋介石与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时期,蒋介石对外力争国际反法西斯阵线的同情与支持,对内积极动员、组织和团结各抗日力量对日抗战,先后督导或指挥了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使抗战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相持。同时,还为部署其他各项重要抗战工作及安置难民、难童等做出了重要贡献,成功地实行了抗日战争由东部向西部的战略大转移,为谱写这一时期中国抗战的辉煌篇章立下了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