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教育研究中的“史论结合”

"史论结合"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对事物已经过去了的发展过程、当前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发展过程及相关事实的总和的全面研究,全面把握事物的历史发展实际,并进一步发现相关事物的发展趋势和规律性,提出更加科学的理论及指导事物进一步健康发展的科学观点。教育研究中实行"史论结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它能够极大地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从而有助于教育事业更加健康地发展。教育研究者要很好地在教育研究中实行"史论结合",除了要具备"史论结合"的意识外,还需要达到多方面的要求和具备多方面的素养。     

历史转向中的中国翻译研究:读张旭教授《近代湖南翻译史论》

近读张旭教授新作《近代湖南翻译史论》(以下简称《史论》),联想到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翻译学界在文化转向过程中所做的大量的翻译史研究,深感这么多年该领域的研究进展之迅猛,影响之深远。文化离不开历史,历史离不开文化。而大凡与异语文化有过交流的民族都有一段翻译的历史,这种交流越深远而广泛,这个历史就越厚重而复杂。翻译史的研究成果表明,改变历史的原因有多种,其中之一便是翻译,而这一原因一直以来被学界所忽视,学界以外的芸芸众生就更是不知其然与所以然了。近年来翻译史研究所揭示种种具有历史价值的成果已经引发不同学科对翻译的重视:没有翻译,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文化、乃至我们学界各自所据的学科,能是今天这个样子吗?《史论》从一个侧面论证了这一命题。     

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翻译研究的一个历时视角

译史研究的传统方式长于史料的爬梳与整理,而疏于对事件之间联系的分析,因而导致记述与分析的失衡;译史研究的文化方式则偏重揭示翻译活动与文化互动,虽然部分克服了前者的缺点,但是造成了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新的失衡.新史学理论的历史中时段对于处理好记述与分析之间的矛盾带来了重要的方法,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内外之分,为处理好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据此可以将翻译史分为内部历史和外部历史,前者以理论为研究对象,以范式为中时段,辨认理论发展所经历的范式并指认具体译论所属的范式,在对范式的把握中勾画内部历史的发展的图景;后者以译者(或者其他相关主体)为研究对象.以文化为历史中时段,选择具有文化意义的史实并解释其文化成因,在与文化的参照中重建史实之间以及史实与历史整体之间的联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的内外并重、双维平衡的翻译史解释模式,不仅能够处理好记述与解释和理论与实践在翻译史中的关系,而且从理论上预见了内外译史之间就共同关心的课题从不同角度展开研究的可能性.     

翻译批评的范式研究

通过对翻译、翻译批评、范式等术语的解说，提出了翻译批评研究的范式研究的重要性，结合西方翻译研究的范式分析，指出翻译批评的范式研究也应该更新观念．扎实地开展工作，以促进翻译理论，翻译实践及翻译批评的进步。     

关于外史论与内史论之争的思考

关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外史论强调社会因素的作用，内史论强调科学的自身逻辑，综合史论则力图克服二者的片面性。本文通过对科学的发展历史以及科学的门类结构和学科结构的考察，分析论证了科学在不同具体历史条件下和不同层面，其自身逻辑同社会因素之间的不同关系。     

文学作品中的隐喻翻译研究

由于引进西方翻译理论,中国的翻译研究有了很大的发展,跨学科研究的分量加重。翻译活动和翻译现象本身呈多元性和复杂性,所以多学科研究才能促进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目前隐喻理论被尝试用于翻译领域,指导翻译研究和实践活动,并形成了新的隐喻翻译研究范式。隐喻不单单是一种语言表达手段,它更是人类认知活动中的一种重要手段。隐喻的本质不是一种语义现象,而是一种语用现象,因而需从语用角度分析文学作品中隐喻的有关问题。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隐喻词语,译者不能机械地照字面翻译,而应根据语言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感情并结合汉语表达习惯来确定翻译对策。     

翻译认知研究范式论略

中国翻译界已经开始对翻译的认知研究引起重视,目前的此类研究比较零散而缺乏对其研究框架的系统构建。结合认知心理学相关理论,提出翻译的认知研究可遵循信息加工范式和生态学范式,并论述了两个范式下可用于翻译认知研究的具体方法。在对信息加工范式与翻译认知研究的内涵和关系进行分析后,提出此范式下的翻译认知研究可以从三个方向展开,即对照实验、自我报告和计算机模拟与人工智能;在对生态学范式与翻译认知研究的内涵与关系进行分析后,提出此范式下的翻译认知研究也可以从三个方向展开,即自然观察、多因素实验设计和个案研究。最后,提出只有将信息加工的翻译认知研究范式和生态学翻译认知研究范式相结合,才能构建更为科学和完整的翻译认知研究体系。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述评

《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控》以多国历代文学名著的翻译为实例，从翻译、撰史、编选专集、批评、编辑等几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意识形态和诗学制约翻译选择的改写理论，研究视野开阔，论证有力，对翻译研究综合性理论的建立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但这一理论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特别是夸大了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制约作用。文章认为，翻译研究应该融合各种范式的合理成分，促进学科获得良性的发展。     

从历届国际翻译日主题探讨翻译的发展

国际翻译日主题一直是翻译行业发展的风向标。随着信息科技的迅速发展,全球化贸易活动和科学文化合作的日益频繁,国际翻译日主题不断发展变化,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也经历了很大变革。认识并把握这些差异与发展,可以加深对翻译的理解,从而更加有效地指导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活动。     

浅谈史论关系

建国后三十多年来,在史学界有史论关系的争论。这场争论经历了“以论带史——论从史出——以论带史——论从史出(亦有提史论结合的)”的曲折过程。本文就这个问题略谈一点看法。两次“以论带史”(58年、66年)都     

对历史研究范式问题的一点认识

范式的导入对于历史研究意义重大,但是史学界却产生了＂弃用范式说＂和＂万能范式说＂两种认识倾向。其实历史研究范式具有科学性和历史性,我们不能武断地抛弃范式和神化范式。在建立历史研究范式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正确处理科学推断与人文领悟的关系,认真对待历史时间观与历史空间观的影响。     

学术话语二元构成视角下的中国翻译绘画类比

中国翻译学术话语形成了由西方和中国传统译论构成的二元结构,产生了科学观和艺术观的对立。中国翻译的艺术观是中国传统翻译观的主流,是世界独特的译学模式,其中翻译绘画类比是理解中国翻译理论的关键。它构成了翻译史的框架,植根于中国文化的艺术性思维取向。只有理清这一类比历史脉络才能真正理解际遇中的西方译论并与之平等对话。临摹意义的翻译观被创造性绘画的翻译观置换,原文"现实"同原文一道成为翻译的参照,缓和了作者/原文与译者/译文之间的紧张关系,但真正消弭二元对立格局,建立原文与译文、作者与译者平等对话关系的前提是建立共享世界的历史视阈。     

西方文论研究与翻译视野

近期,国内的西方文论研究开始出现反思趋势,西方文论本身也成为反思对象之一。反思过程中出现了对西方文论的一些误读,原因之一在于部分研究者可能忽略了自身研究奠基于译文之上的事实,将译文直接等同于原文,因而也可以说是翻译视野的缺失。在西方文论研究中引入翻译视野,即意味着基于译本进行的文论研究须与译本拉开一定的距离。翻译视野又包括转换意识、语境意识、差异意识三重内涵。转换意识即意识到译文是语言转换的结果,同时意识到由转换所导致的信息不对称性;语境意识是指意识到西方文论扎根的特定时空的文化形态及理论家的认知形态;差异意识是指对原作与译作所处时空差异的意识。翻译视野促使我们主动去了解西方文论在原语语境中的起源及发展,辩证地探讨其在译语语境中的适用性,有助于我们在西方文论译介热持续上升的今天,真正深入地理解与反思西方文论的内涵,更好地吸取其精华,批判其糟粕,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发展,建构中国自己的理论体系。     

中国社会学说史研究的方法论

中国社会学说史更经常地被人们称作"中国社会思想史",但这种称谓是不准确的。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史不能用机械的唯物主义或阶级标签法,科学的方法应是全面、客观、公正地解读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学说,去除一切非历史的东西,通过符合历史真实以及逻辑推论的系统分析,来建构中国社会学说史体系。     

翻译学从属于语言学吗？——析语言学派的翻译学定位

翻译理论研究能走上系统化、科学化和客观化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语言学的发展。不过,语言学派翻译研究者大多把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或应用语言学的范畴,这一做法不能全面反映翻译学科的根本性质。这种范式体现出单纯精准科学化的片面性,在翻译研究中并不完全适用。把人文科学中并不稳定的客体当作相对稳定的自然科学的客体来看待,在较大程度上抹煞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使翻译研究成了一种程式化的规律研究。翻译实践不是一般语言活动,而是双语转换活动,是一种人文性极强的实践活动。研究翻译实践活动的翻译学是一门与语言学、文艺美学、文化研究及信息传播学等学科相平等的独立的人文学科。     

中西第一次翻译高潮的对比

中西第一次翻译高潮 ,指中国的佛经翻译与古罗马的圣经和希腊古籍的翻译。它们在翻译材料、文化移植和翻译理论等方面存在着一些相似性 ,也在时间和规模、历史文化背景及翻译理论等方面存在着差异性     

对跨文化翻译的哲学诠释学反思--理解、译解与解释的动态效应

伽达默尔合理的理论内核——从理解的历史性到视域融合，对当今译学理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并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译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译者只能在不断展开与升迁的理解能力范围中与原文本的意义域保持一种动态的历史对应。在跨文化翻译中，语言和文化之间的透明互译是不存在的。跨文化翻译标准是一种动态的、不断演进的、难以最终确定的相对标准。     

试析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重写的冲动和焦虑仍困扰着当代学人,一些学者执著地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要切实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应做好“重读”、“重释”、“重建”三件事情。“重读”意在发掘被遮蔽的新史料和作品,它能加固文学史研究的根基,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重释”旨在赋予已有史料以新的内涵,它能使研究者在新的视野下重构历史,是拓展、丰富文学史的重要手段。要达到此目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崭新的理论视野和多值的思维方式。“重建”是指充分整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扎实地建构文学史研究的学理体系,它的达成需要做好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准备。     

中国语用学研究范式的自觉、批评与优化

由日本语用学家Sachiko Ide等自2007年提出的解放语用学范式尝试挣脱西方语用学理论体系的束缚,为中国语用学研究范式的凝练与更新提供了重要参考。因此,系统地研究解放语用学产生的背景、架构及其运作,具有一定的学科观照意义,也是进一步结合当前国际和国内语用学发展态势,开展中国语用学当下境遇与未来走向的客观批评与提升文化自觉性的重要前提。具体来说,第一,解放语用学的目的与原则可以看作中国语用学研究范式自觉的起点;第二,解放语用学的范式与应用可以看作中国语用学研究范式批评的重点;第三,解放语用学的价值与启示可以看作中国语用学研究范式优化的焦点。上述几点共同展示了中国语用学学者向国际语用学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的可能路径。     

论新媒体时代的传播研究转型

新媒体时代以来,社会传播现实的变化带动了传播学界的观念变化,促使传统的“媒介-受众”关系研究不断向“新媒介-用户”关系研究转变。新媒体技术诞生的初期,乐观的技术决定论经常占据主导地位,而当新媒体技术扩散和采纳的比例逐渐提高,学者们又总是适时地转向社会塑造论,探讨新媒体技术的应用何以在社会历史情境中产生社会影响,进而推动社会塑造的进程。在中国社会语境下,新媒体事件的传播实践成为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独特而具有影响力的传播现象,吸引了大批华人传播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大多属于个案研究,或以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情境,未能阐明基于中国新媒体环境的新传播机制究竟如何作用。为此,应将诠释研究范式带来的传播研究的“文化转向”更好地融入新媒体研究中,借用文化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深描”新媒体事件在中国社会文化情境中所建构的特殊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