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说方式与身份建构——安琪与娜夜诗歌话语的对比分析

将安琪和娜夜置于性别文化与语言哲学视野中对比研究,可以彰显诗语与主体身份建构的内在关联.二人都有强烈的语言意识,但诗风迥异,安琪尖锐多变,娜夜平静圆融.一个是当下诗歌场域中的行动者,一个是自我体悟的言说者.不同的诗写方式体现了不同的语言禀赋,映射出各自的遭际、识见、胸襟、气度和隐秘的生命之流,与不同的生产环境、地理人文影响有关,也体现了在面对存在境遇时,她们感受生命、言说自我和建构身份的姿态有异.     

和谐与分裂的双重变奏——论海子诗歌中的身体意象

海子以身体投入诗歌创作中,使其诗歌出现了大量的身体意象。这些身体意象总体可归为两种,一种是带给人稳定亲切感的和谐的身体意象,一种是带给人撕裂苦闷感的分裂的身体意象,这些意象涉及身体与自然、身体与欲望、身体与死亡、身体的有限性、历史的肉身化等多个方面。海子诗歌中身体意象呈现和谐与分裂双重变奏的原因既与海子的诗学观有关,也与海子个人的身心遭际、时代环境以及他对人类命运的思索相联。     

建安赠答诗的抒情色彩

赠答诗源于先秦时期，在汉代发展成熟，到了建安时期，由于社会、个人等因素，进入蔚然的勃兴时期。建安时期的赠答诗不仅在数目上有了客观的成绩，更重要的是，建安赠答诗中，赠答主体在与赠答对象沟通思想感情的同时，抒发带有强烈主体色彩的个人感情，诗歌风格刚柔并济，呈现出慷慨悲凉之美。     

《征清诗史》对甲午“战争影像”的建构与其“诗史”特征

《征清诗史》是一部反映甲午战争的日本汉诗专集，其以诗歌的方式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完成了对“诗史”的阐释，在甲午日本汉诗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征清诗史》详细记述了甲午战事的经过，表现了战争场面，通过对战争环境与氛围的渲染、对战争场景的多元表现及对参战人物形象的塑造等三个方面建构出了甲午战争影像。在形式方面，其诗、注、评有机结合的叙事特点拓宽了传统“诗史”的表现形式，组诗的叙事方法又强化了其“诗史”特征。另外，《征清诗史》中征引了大量日方战争史料，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客观化”诗歌中的自我展示——析读马永波的诗

马永波的诗参与了当代诗歌的后现代化过程,也践行了新诗从"叙事"向"叙述"的转向。其诗歌以一种"客观化"的样态出现,但往往在客观的叙述背后蕴蓄着巨大的情感力量,同时也在现实与超现实之间进行着显性和隐性的双重叙事,从而践行其"伪叙事"的诗歌理想。通过风格与情感、现实与超现实的双重背离,在隐性层面突出了诗人的主体性;其诗歌也在创作层面追求间离化效果,以现象学还原和梦幻般众声喧哗的方式,努力让读者感知真正的真实。他的诗歌注重场景转换,大量对话涌入文本,甚至有些叙事体现出小说的功能。与此同时,其在叙事进程中也擅长安置种种可能性,形成一种语言和场景的复调,进而形成了独特的间离效果;在试图还原诗歌语言天然属性的同时,马永波完成了诗歌语言的形而下滑移过程,最大程度上实现了对当代诗歌中语言暴力的消解。     

怀故悼逝之诗与文人意绪

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大量以怀故悼逝为内容的诗歌。这类诗歌通常表现了生者对亡者的无限追思,以情感的悲剧性引起读者共鸣,当中还渗透了文人对人生世态的诸多感悟。本文从怀故悼逝之诗所表现出的生死观、个人身世感等方面来作探讨。     

吴兴华诗歌的叙事艺术

吴兴华诗歌是20世纪40年代沦陷区一种独特的存在.他采用幻化时间、时空联结视角等艺术手法.通过营造浸润了个人情感和思维的意象群落来加强叙事作品的诗化程度,使诗歌呈现出神话性、意象意绪化等特征.吴兴华引入西方诗歌的叙事技巧.注重在现代语境中挖掘古典叙事与现代情绪的反讽效果,增添了戏谑成分,结合穿插旁白体,造成多方叙事的角色转换技巧.     

唐末诗歌中的淡泊情思及其原因

我们在研究唐末诗歌时,发现大量描写个人心绪的诗作,无论是闲适诗、战乱诗,还是抒情感怀诗,普遍都会带有一种淡泊情思。所谓淡泊,就是指心境上保持闲静、恬淡,不受外物干扰,对世事无所进取,满足于目前的宁静,并乐在其中。本文拟对唐末诗歌中的这种淡泊情思及其原因作一初步探索。第一,闲适诗中的淡泊情思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高蹈的世界,是由浮世的纷扰,个人的失意而生的苦闷的救济场。这无须乎说,是因为在那里独善——个人的自由——绝对的被容许的缘故。”(《中国文学概说》)唐末诗人在战乱四起及仕途失意时纷纷躲进了庄园、山林。皮日休、陆龟蒙便有大量的江东唱和闲适诗,其它诗人或多或少也有写闲适的诗。他们力求忘却尘世的丑恶,让人的心境得以平和自由,所谓“不知冠盖好,但信烟霞活”(陆龟蒙《樵叟》“居兹老复老,不解叹年华”(皮日休《樵家》),即是他们所追求的。     

方方：爱情悲剧的诗意阐释

方方小说中的爱情书写大多是悲剧，且悲剧之中蕴藏着诗意之美。散文化叙事、对意境的追求与营造以及语言的诗歌化表现等无不体现出方方对爱情悲剧的诗意化阐释。     

杜甫咏物诗情感内涵试论

作为中国古代咏物诗发展历程中的一位重要诗人,杜甫的咏物诗体现出儒家仁民爱物的现实主义情感取向、以时事入诗、咏物以议政的政治情怀,同时在诗歌中杜甫以物抒怀,寄寓人生遭际之感,丰富了咏物诗创作的情感内涵,在咏物诗发展史上产生深远的影响。     

闺阁的观物之眼——清代女诗人的咏物诗

清代涌现了大量的女诗人，创作了许多诗歌，咏物诗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类别。清代女诗人创作的咏物诗固然多写她们琐细的日常生活，但同时也敏锐地关注社会上出现的新事物，尤其对西洋传进的物件深感兴趣。总的来说，清代女诗人的咏物诗并不刻意追求寄托，但也重视对于“意”的表达。她们的作品非常重视以形传神，甚至希望做到遗貌取神。处于强大的中国文学的咏物传统中，她们也和前代的经典作家或同时代较为重要的文学现象进行对话，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情趣。这些都体现出一定的时代特色、性别特色和个人特色。     

描摹个体人生的画卷──论山谷诗的题材取向

作为一代诗坛领袖，黄庭坚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标示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范。本文仅就其题才取向所显示的特点展开论述。在诗歌取材上，山谷诗表现出强烈的关注个体人生的倾向。诗人的大量笔墨倾注于身边的凡人琐事、伦常生活以及个体的心灵世界。特别是以自我为代表的士大夫生活充满琴棋书画诗酒茶的雅致生活，以知音相赏和惺惺相惜为基础建立的深厚友谊，洋溢着对天伦之乐热切想往的归隐之思，以及兄弟之情、人格修养、理想抱负等等构成了山谷诗的题材主体。这一关注焦点既不同于唐诗，亦有别于黄氏之前宋诗诸家。其形成是社会环境、时代思潮、诗人的身世经历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色情”话语与都市书写——90年代诗歌“个人写作”诗学观念的转变

身体叙事已经成当下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卫慧、绵绵、上海宝贝已经接力90年代陈染、林白、海男的“个人私语”,拓展女性身体言说的新空间。90年代诗歌写作也不能免除身体的“介入”,无论男性诗人还是女性诗人,他们的诗中总是或多或少、隐晦或直白的关涉有关身体的一种色情情调。诗歌中的色情并不一定用身体的赤裸程度来表示,90年代前期的诗歌偏向于强烈的性暗示和暧昧的描写。而到了“下半身”写作时则突出了以身体的性为武器的性爱书写。色情由暖昧到明朗、复杂到浅薄、个别到普泛的过程,昭示了“个人写作”在美学观念上的鲜明的渐变过程。“色情”话语加上都市诗歌的再度兴起,二者一同打造了90年代“个人写作”的整体诗歌风貌。     

回到世界最初的模样--《日光流年》的叙事艺术分析

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从一发表就因为叙事的独特受到了高度的关注。本文旨在通过对独特的叙事结构、狂欢化的叙事语言以及由此营造出的文本陌生化效果的分析，来对小说的叙事艺术进行一些梳理，从中体会到作者强烈的生命意识。     

匡文留民族诗学创作论

满族女诗人匡文留在三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中,以独特的民族诗学探索取得骄人实绩,其诗既延续上世纪80年代西部诗的阳刚奇崛,又形成以民族风情入画、民俗生活入骨、民族史入诗的诗学风尚,探索“行走的诗学”创作旨趣,诗作结合地域文化、民族风情、民俗事象抒情叙事,具有民族诗学新品格,体现了民间文学的诗歌化与民族诗学的美学化倾向。       

唐代乐伎诗歌创作研究

乐伎在唐代是一个颇具规模且引人瞩目的社会群体,对唐代诗歌的创作有很深的影响.乐伎不仅是诗歌的传播者,也是诗歌的描写对象,更是诗歌的创作者.作为诗人的乐伎人数众多,妙兼色艺、慧擅声诗.她们创作的诗歌与男性诗歌相比,笔融细腻,情深词婉；与其他女性诗歌相比,大胆直白.唐代乐伎的诗歌还显示出拟男的创作倾向:她们以男性士大夫所推崇的标准为其创作的标准,表现出和男性一样的心胸.她们的创作打破了男权社会中女子“无才”的偏见,更是对封建礼教的大胆反抗.     

诗界革命视野中的《清议报》诗歌

以1900年2月梁启超揭橥诗界革命旗帜的《汗漫录》发表为界,前后期《清议报》诗歌发生了显著变化。前期以康有为、谭嗣同为压阵大将,后期以梁启超、蒋智由、毋暇、邱炜萲、丘逢甲、高旭等为骨干力量。《清议报》诗歌在题材题旨上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炽烈的救亡启蒙情怀、深挚的忧国忧民情结和夺目的革新图强思想光芒,大量诗篇宣扬了平权、共主、独立、自由、民权、女权等近代启蒙观念,乃至倡导破坏、暗杀、扑满、反帝等民族革命思想主张。形式方面,既重视篇幅较长、容量更大、诗体更为解放、语言通俗易懂的歌行体和歌诗,又注意保留"古风格",使其不失为"诗人之诗"。较诸戊戌前的"新学诗"试验,《清议报》诗歌虽大量使用"新名词",但已无晦涩难懂之病;此前"新学诗"中大量出现的宗教性"新名词",逐渐为反映西洋近代政教文明和科技文明的"新名词"所取代。     

个体主体意识的彰显——试论李贺诗歌悲剧精神的独特性

李贺是中国古代诗歌史上一位风格独具的诗人,在政治腐败、战乱频繁、仕途苦闷等各种不幸的命运遭际下,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诗歌创作之中,以之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因此,李贺诗歌所呈现出的悲剧精神是由内而外的情感的自然流露,这和魏晋以来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有着直接的承继关系。正是由于李贺在诗歌中高扬个体的主体意识,使得其诗歌创作的取材和艺术表现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呈现出鲜明的个性特征,具有长远持久的生命力。     

后情感主义时代的小城经验——杨章池诗歌创作论

湖北诗界实力派诗人杨章池的诗歌创作是后情感主义时代小城经验的独特书写。杨章池的诗歌在表现形式上以叙事化的场景及细节建构诗歌空间,并不同于此期的其他同类形式诗歌,其叙事性背后凸显的是身处后情感主义时代依然葆有的传统时代的情感本真。由于理性自觉的缺失,交织于其诗歌中的现代感则常常表现为一种错位的现代性;而在一些诗中诗人智慧对自我经验的超越性审视,则构成了其诗歌中分量不轻的审智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