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意文学作品在意大利的翻译出版刍议

意大利与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学交流史,近几年来中国文学作品在意大利的翻译量和出版发行量不断增加,作品传播呈现出多元化、频繁化趋势。中国作家的写作风格,在对象国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文读者对其作品的选择;不同的译者对中国文学作品所呈现的社会现实有着不同的映照和体悟,译者的观察视角、个人好恶都会影响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意大利的出版社和出版机构出于各种原因也开始注重中国文学作品的出版发行和研究;意大利的公共传媒对中国的关注度不断升温,各种报道不断吸引读者的注意力,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中国文学作品在意大利的传播。从作者、译者、出版社、传媒等四个维度入手来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在意大利的传播,可对扩大中国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和影响力提供参考。     

《尘埃落定》英译本的生态翻译三维研究

阿来的边地少数民族作品《尘埃落定》向读者展现了解放前川西地区藏族人民独有的社会生活文化，经译者葛浩文的翻译后在国外受许多读者的追捧与好评。生态翻译学强调“适者生存”与“天人合一”的思想，与小说所展现的生态意识不谋而合。采用定性研究，通过生态翻译学主张的三维转换理论研究葛浩文对《尘埃落定》的翻译，探索英译本的成功因素。研究发现，葛浩文在翻译《尘埃落定》时选择以归化为主、异化为辅的翻译策略，使译文流畅且容易为目标语读者所接受，也让目标语读者在其翻译中领略到不同国家的文化魅力，促进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对外传播的同时也对日后其他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翻译具有借鉴性。     

文学翻译预设现象刍议

以语用学和哲学阐释学为依托,描述预设在文学翻译过程中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意义的传递和翻译策略的选择所起到的作用,进而论述文学翻译是作者、译者、读者之间的一种预设性对话活动这一本质特征。     

“惯习”“资本”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译介研究——以葛浩文英译《生死疲劳》为例

文章基于布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惯习"和"资本"概念,通过分析惯习和资本在《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具体应用,尽可能地囊括文学作品对外译介中涉及的不同因素和主体,主要论述译者葛浩文的惯习在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选取中的体现,以及不同资本的表现形式,并通过亚马逊读者评论分析《生死疲劳》英译本的接受情况,以期丰富社会学视角下中国文学的对外译介研究。     

中国文学走出去与翻译

翻译是中国文学对外传播的重要媒介,中国文学作品蕴含着丰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与非传统文化。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更加说明翻译在我国文学对外传播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下,该文为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了几点建议。     

后殖民语境下《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

上个世纪80年代,翻译研究领域发生的“文化转向”使得人们对于翻译本质的理解更为深刻、全面。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文化交流活动,作为使者,译者在面对出发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时,应该采取怎样的态度和沟通方式,是翻译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后殖民语境下分析《红楼梦》两译本的文化与翻译,对当下的中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对外传播,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文学翻译中读者对译者影响的伦理分析

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给翻译过程中读者主体的研究予启发。伦理道德因素是翻译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不但制约译者,而且影响读者。翻译活动中,读者对译者的影响不容忽视。本文从伦理的角度,以文学翻译为例,探讨读者对译者文本选择、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影响,这对翻译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翻译与变异——与葛浩文教授的交谈及关于翻译与变异的思考

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功不可没。葛浩文成功翻译过四十余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使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国外学界对中国的文化的译介与研究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与接受,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架起了桥梁。葛浩文的翻译实践表明,文学作品的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根据目标语文化的变化而进行适当的语言变异,只有遵循变异的路径,符合目标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读者的口味,一国的文学作品翻译才能够真正融入目标语国家,并丰富目标语国家的文学宝库。     

“创造性叛逆”:莫言《生死疲劳》英译特点及启示

中国当代小说家莫言作品在海外得以传播，并于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其译者功不可没。选取受西方读者欢迎的《生死疲劳》英译本为个案研究对象，探究莫言“御用”英译者葛浩文的个性化翻译。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文学作品被引入一个新的接受环境而导致了“叛逆”，翻译的“创造性”赋予了作品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次崭新的文学交流，使得原作跨越国界得以传播。个性化翻译是创造性叛逆的一种表现形式，通过研究《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个性化翻译，包括对原作的背叛、删减等，指出该英译本的英译特点和风格，并非有悖于传统的“忠实”原则，而是一种深度忠实，是现阶段中国与西方国家文化接受不平衡这一形势下的必然选择。     

文学作品模糊语言的翻译

模糊性作为自然语言的基本属性,直接导致翻译活动的模糊性。文学作品中模糊语言的使用在所难免。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如能正确而能动地使用语言的模糊功能,将会使文学作品的翻译有质的飞跃,读者也将有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     

翻译中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翻译适应选择论视域下鲁迅早期科学译著的选材与翻译策略

翻译适应选择论从生态社会学的视角诠释翻译现象,凸显了翻译活动的社会性和译者的主体性。根据翻译适应选择论,翻译是译者在受制于多元的翻译生态环境的同时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的社会活动。译者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依据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择当译之本",选择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实现目的语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考究了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著述的社会活动,指出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取材适应了中国"科学救国"的翻译社会环境,翻译策略的取向实现了汉语世界的多维度"适应性选择转换"。     

论近代翻译与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

近代翻译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从中国小说的近代发展历程线索和中外文化第二次大规模碰撞与融合,即近代西学翻译的背景来看,近代翻译对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影响表现在5个方面：汉语语言的通俗化、创作技巧的革新、功能的嬗变、社会地位的提高和创作局面的繁荣。     

论晚清小说类型的近现代转型

晚清小说的类型很多,既有中国传统的小说类型,又有引进西方的新类型。文章对其中主要类型如文言小说、白话小说、传奇弹词(小说)、政治小说、侦探小说、科学小说、短篇小说、理想派和写实派小说等作了历史探讨,并从总体上对晚清小说的类型规范性作了简要评论,同时阐释了小说类型产生的意义。     

叙事学视角下《射雕英雄传》英译本研究

武侠小说是华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金庸的作品因其历史性、文学性、故事性成为了武侠小说中的经典,而译介武侠小说是向海外读者推介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条重要途径。以青年译者郝玉青翻译的《射雕英雄传》英译本为研究对象,基于叙事学翻译理论,从视角建构和标示式建构两方面对译作展开研究,指出译作与原作在叙事视角、人物姓名、章节名、文本素材等方面存在的不同,并分析这些不同对译文读者所造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科学小说的误读

清末民初,在"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下,大量科学小说译入中国,随后本土作家开始积极从事科学小说的创作。但是,自科学小说译入中国起,译者和作者对科学小说的误读却屡见不鲜。无论是译者还是作者,都在一定程度上赋予科学小说科普读物的功能。     

从翻译适应选择论看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以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小说的个案研究为例

翻译适应选择论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适者生存＂学说引入翻译理论研究,凸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的选择性适应与适应性选择,为翻译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径。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的指导下,以鲁迅早期译介域外科学小说为个案研究对象,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选择、适应特定的翻译生态环境,并依此择译合适的文本、实现＂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转换＂,以提高＂最佳翻译＂的＂整合适应选择度＂。     

言情与世情:张爱玲与中国传统人情小说在精神上的内在联系

张爱玲的小说在精神上深受中国传统人情小说中的“世情”传统与“言情”传统的影响。她的小说与世情小说的契合之处在于共通的对于世态人情的兴趣,同时,由于对末世的绝望和对人性的悲观,它们都得出了世情虚无的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言情经历了“怀疑———肯定———彻底幻灭”三个阶段,在赋予“情”以正面意义时,它企图依靠言情以超越、抵抗世情的虚无,这与言情传统相当契合,但由于“情”的力量极为脆弱,言情最终被世情吞没,从而使得她的小说最终走向对“情”的彻底幻灭。     

论汉诗英译翻译标准的价值取向

中国的翻译学从某种角度来讲是发展得很不平衡的 ,这体现在重口译、轻笔译 ,重外译汉、轻汉译外等方面。而且在汉英笔译中 ,译者们又往往各持己见 ,顺着自己的习惯、长项自定标准翻译 ,缺乏严谨的翻译要求、标准 ,这一点在汉诗英译中尤其表现突出。鉴此 ,笔者提出汉诗英译翻译标准应遵循的 5条逐级递进的价值取向 :形式吻合 ,内容准确 ;文字优美 ,照顾双语 ;音韵协调 ,体现诗美 ;意象传达 ,力求完整 ;神韵难求 ,不可不求。     

同调之中唱反调--鲁迅文学批评研究之一

<〈月界旅行〉辨言>主要是一篇针对(科幻)小说的产生、功能、作用的文学理论批评.娱情多趣、去庄而谐,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鲁迅所共同认可的小说阅读感受;两者也都承认小说有巨大的社会作用.但前者从政治与文艺联姻的角度,把小说抬高到可以兴民亡民、兴国亡国的万千人事之根源的崇高位置,其性质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而后者从科学与文艺沟通的角度,则认为小说的发生发展有一个历史积淀和历史进化的过程,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作用的产物,其性质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视俗语且文言与俗语参用,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鲁迅共同的语言选择.但前者在理论上崇奉俗语之魔力,对文言则一棒子打死,文言的参用也只是实践中的权宜之计;而后者在理论上认识到俗语之利在于人之易,其弊则在冗繁,文言之利却恰在简洁,文言的参用则是一种主动积极的选择.借男女之事编织小说以娱读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与鲁迅都看到并认可的一种题材选择.但前者认为天下无妇人之小说,后者则认为超俗之作,可无妇人,读者亦阅而不厌.所以,鲁迅在1903 年便初步形成了与资产阶级维新派息息相通,但在本质上根本不同的文学理论批评观点.     

中国古代小说学析论

小说学侧重于小说的学术史研究。以文学批评史为背景,以小说史为依托,探寻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史的发展中所做的实际工作及其理论贡献。突出我国小说学研究是以小说的外围研究为主体,以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相对文体意义的形式为研究重心的特点,揭示我国小说的实质是中国小说史内部自身发展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