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儒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折衷中西思想的探索者,是一位从儒家内部出发并努力调融中西思潮的思想家。近现代中国最明显的特点便是向西方学习,由被动的接受到主动吸收、升华、再创造的发展过程。儒学也是如此,只有以儒学为主体,不断吸收并消化西方先进知识,使之成为儒学的有益补充,儒学才能真正获得新生,才能更好地的发展。西学视阈下康有为对儒学的改造,开辟了中国传统思想向近代转型,是将经学研究与救亡图存相结合的最杰出的代表。     

论康有为的儒学和近代化

为了适应变法和近代化的需要,康有为站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立场,以大胆怀疑精神和对西学的粗浅理解,“援西入儒”,对传统的儒学进行了重新解释和整合。康氏儒学中的近代意识可概括为:哲学上的变革思想;政治上的民权思想;伦理上的博爱平等、合群竞争思想;以及信仰上的崇拜孔教。康有为的理论虽然难免有牵强处,以致成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混合体;但他对儒学的改造是对正统儒学的第一次真正的冲击,其思想启蒙的功绩亦不可没。     

偏离与歧出:康有为新儒学的路径

康有为与儒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康有为打造的新儒学否定传统儒学传承中的原有道统,建立起儒学的新道统;引入西方进化论来论证其公羊三世说,将儒学打造成孔教。康有为将儒家思想解读成帝王之学,将《春秋(公羊)》抬高成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经典,将教化的儒学打造成宗教儒学。康有为新儒学已经偏离了传统儒学,他打造的新儒学是传统儒学的歧出。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简朝亮对朱次琦学说的传承与发展--兼与钱穆先生榷议

无论是重塑朱次琦的经师人师形象，接着朱次琦的“四行”、“五学”往下说，还是遍注儒家经典，简朝亮都是结合新的社会形势，朝着朱次琦学说的既定目标、具体路径为它输进新内容，使获得了较大发展的朱次琦学说延至民国中后期，并与同出一门的康有为别出的岭南近现代新儒学产生尖锐冲突，呈现岭南儒学近代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因此，钱穆认为简朝亮未能传承朱次琦之学，实是未能抓住简朝亮经学生涯乃至朱次琦学说的要害。     

康有为对传统儒家经典的新阐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破除传播西学的舆论阻力争取中国知识界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认同和支持,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宗旨,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传统儒家经典,使传统经学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试评现代新儒家会释西学的逻辑

现代新儒学是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强调中西文化的融合。新儒家认为中国文化应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使自己不仅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且成为“政治的主体”。也就是说,它要在中国文化的土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通古今之变”：康有为儒家宪政思想的创立

康有为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启蒙大师,为解决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出路问题,康有为＂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在学术上首创借用西学因素以＂通古今之变＂的论证模式;康有为首次提出宪法概念,从＂仁＂出发,进行了民本-民权-人权的阐释。康氏用西学对儒家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首创儒家宪政思想,即建构对国家权力有所制约的君主立宪制度,体现为传承、西化、实践儒学,给新儒家提供了智识资源,开启了后人建构中国独特的儒家宪政制度的新思维。     

一以贯之：庞德与儒学的情缘

埃兹拉·庞德与儒学的不解情缘可以用“一以贯之”来形容,它经历了三个阶段：知遇之感、信仰之重、重生之恩。庞德对儒学的痴迷,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儒生”,并使其在西方视域下建构了庞氏儒学。庞德与儒学的不解情缘贯穿于他多舛的一生,他追求礼乐仁和的政治理想,将儒学作为医治西方社会道德危机、心灵腐朽的良药,因此他发出西方社会“亟需孔子”的诉求。     

经学更新运动中的一个转折点——论庆历之际的社会思潮

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学说,在唐宋间近四个半世纪中(公元八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初),完成了它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程,朱维铮先生称之为“经学更新运动”。更新了的封建统治学说,是哲学化了的经学,也就是现在通常所说的“理学”。经学更新运动肇端于中唐,但真正拉开帷幕却在北宋中期。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伴随政治上求变呼声的高涨和“新政”的一度施行,学坛上兴起了一个批判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的出现,标志着唐代以来儒、佛、道三家鼎立的学术格局的终结,和经学更新运动由潜行期进入发展期。本文试就这一思潮作初步考察。     

“腐儒”的话语流变与中国儒学转向

周秦鼎革之际，诸子学派的“非儒”之争与贵族们质疑“儒效”同构了“腐儒”话语生成的思想场域。为建立健康的学政关系，荀子强调“君子必辩”，着力清理屈尊于势的参政儒人，于当时建构出“腐儒”原型以供学术批判。进入帝制时代，“腐儒”话语政治化，经由官方建构出新的话语霸权，逼迫着儒学两度转向：一是从“进取”转向“守成”；二是将先儒的道德哲学调适成一份廉政学说，率以维护帝国行政安全为首任。伴随着近代治权危机，“腐儒误国”之论鹊起，它又大体折射出人文与科技、东方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多重冲突。全球民主化进程中，资本与市场的双重渗透既催生出真正的腐败之儒，又将下层儒学庸俗化为“腐蚀”大众的工具。总之，一部围绕“腐儒”的汉语概念流变史，既刻记下古代儒学应对治权变迁的跌宕起伏及思想得失，又映照出近现代儒学的发展困境与选择偏向，能从一个侧面深化认知中国儒学史。     

西汉经学的发展与王莽改制

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因为这场改制运动的特点是据经托古,而又别有新意.所以,它的出现同汉代经学的发展演变密切相关.一、西汉经学的兴起和发展汉代经学即对先秦儒家《六艺》的注释和研究.通过传释儒家《六艺》以推演其义.汉武帝即位后,立《六艺》为《五经》(《乐》已散佚),经学之名由此始.春秋时期创始的儒家学说,主要著作即为《诗》、《书》、《礼》、《易》、《乐》、《春秋》,即所谓《六艺》.战国之时,诸多学子研究传释《六艺》,分成若干派别,著名的有八派,在这八派中,除孟氏之儒和孙氏之儒两大派别在政治上颇有建树外,其余诸派多在《六艺》的传释上产生分歧.整个战国时期,儒家学派在诸子百家中最为强盛,被百家诸子奉之为“显学”.秦朝一统后,独柄法家学说,禁绝儒学,儒学典籍濒于灭绝.汉初,汉惠帝“除挟书之禁”,儒家诸子又获得了自由争鸣的环境,公开地研究《六艺》.但是,当时他们面临的任务是非常艰难的,经过秦火焚书及其数年战乱,儒家典籍大量散佚残缺不全,甚或只凭口耳相传,所以补正阙疑.教授弟子城为当时的急迫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公羊家的文质概念与晚清变法思想

晚清变法思想之理论根源在于公羊学,其中,康有为通过对公羊学的孔子改制学说重新进行阐释,发展出一套极具现实政治意义的经学理论,从而为其变法主张提供了经典依据。本文主要通过对公羊学的文质概念的梳理,一方面,由此澄清了儒家固有的关于孔子改制的思想,以及后世学者的一些误解;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康有为对文质概念的阐释实际上赋予了新的内涵,其目的则在为中国指明一个朝着西方新世界的路向,并为这条路向的具体步骤提供合法性的说明。     

“儒学的‘知识考古学’研究”导言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然而不论如何升沉变化,儒学始终是中坚。自王官之学降为诸子,百家争鸣,儒学成为显学。汉承秦制,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于是经典化。然而东汉与西汉经学异途,魏晋玄学渗入,隋唐佛学西来,遂激起宋儒改造之念,而理学已与经学异趣。及至清初     

儒学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

今天所谓的近代儒学的衰落,是理学的衰落。儒学复兴的条件是新的思想文化资源,途径是回归、开发原典。在近代中国,构成人之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正在发生着变化,儒学必须适应这个变化。儒学的当代复兴与"西学的充分中国化"的关系很值得思考。因此,学习西方,并在此基础上探索"西学充分中国化"的途径,将是儒学复兴的根本任务之一。儒学复兴需要资源———充分中国化的西学。儒学复兴的途径还应该是"回归原典"。"回归"就是透过对这些原典的新诠释,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之交会的当下存在状态。     

“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大陆新儒家反思

号称大陆新儒家的"康党",不但没有正本清源之理论自觉,而且反其道而行之,以吊诡的"超越牟宗山,回到康有为",效法康有为的"托古改制",否定牟宗山等现代新儒家。康党不惜背叛儒学道统,以"儒家两期说"改造儒学传统与制式,为了投机政治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否定儒学所具有的哲学与科学性质,任其妄为,势必使儒学再次产生"罪天下"之后果。是故,对康党以"新康有为主义"对儒学进行政治化与宗教化的"托古改制"进行反思,认识其丧失儒家根本立场及其背叛儒学思想原则,以还其"康党改制"与"道统背叛"之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