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1991～2000年生育模式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分析生育模式的变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 ,通过计算 1 991～ 2 0 0 0年中国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 ,清楚地看出 ,提高初婚年龄和拉大一孩至二孩生育间隔所造成的生育模式的变化导致中国 1 0年间TFR偏低。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TFR’较之TFR更加接近中国妇女的实际终身生育水平     

应用队列累计生育率分析我国生育水平变动趋势——兼与郭志刚教授讨论

本文对反映生育水平的两个基本指标——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进行分析,肯定多年来多个调查所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反映的是"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但历次调查所反映出的1990年代以来生育水平变化趋势是持续下降,并推断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6以下。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1990年代以来 ,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下降 ,已经进入低生育国家的行列。 2 0 0 0年人口普查 ,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为 1 2 2 ,明显存在漏报。那么中国的生育率到底下降了多少 ?本文利用亲生子女法、生育史重构法和胎次递进比方法分析了 1 990年代生育率的下降过程 ,认为 2 0 0 0年总和生育率最准确的估计应为 1 5 8。通过分解总和生育率的变化 ,认为 1 990年代生育水平的下降 ,2 /5归因于结婚年龄的推迟 ,3/5归因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     

利用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的探索

理论上终身生育率是衡量妇女生育水平的理想指标,但由于时滞问题而难以运用;实践中采用的总和生育率用不同年龄妇女生育率加总进行替代,虽然简便易行,却存在一定偏差。与现有的利用总和生育率推算终身生育率的研究有别,本文尝试利用真实育龄妇女队列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依据1950²011年育龄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数据,发现初育年龄与终身生育率之间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并且具有较好的拟合效果。这表明,应用初育年龄可以及时提供妇女终身生育率的可靠信息。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1990～2020年中国的婚育推迟：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

基于1990～2020年历次全国人口普查和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对中国不同人群婚育推迟的变化趋势与典型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初婚推迟在城乡普遍发生但并不同步，2000～2010年城市初婚推迟快于农村，2010～2020年农村初婚推迟加快，导致城乡差距先拉大后缩小；受教育程度提高显著推迟人们的初婚时间，其中，高等教育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其在推迟男女两性初婚时间的同时，降低了男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中国育龄妇女生育率曲线的峰值向右向下移动，城市育龄妇女生育峰值年龄推迟更快；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不断提高，2000～2010年生育推迟速度快于2010～2020年；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均不断推迟，其中，一孩和二孩生育推迟更明显；不同受教育程度的育龄妇女均表现出生育推迟趋势，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生育推迟越明显。     

递进人口发展模型的提出与总和递进指标体系的确立

利用上述初婚模型对妇女初婚状况进行再分析,由抽样调查数据、普查数据或登记数据可以求得妇女分年龄、分年度的初婚率。某一年度的年龄别妇女初婚率是各个同年出生未婚妇女队列在该年度的初婚比例,为了分析该年妇女实际初婚水平,应用上述模型,采用队列的方法,假定一同年出生的妇女队列按照该年分年龄妇女初婚率度过其整个初婚期,便可计算某年妇女年龄别初婚递进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根据我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将所得的总和初婚率与总和初婚递进率列表比较,如表1及图4、5和图6所示。     

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中国生育数据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研究

面临近年来极低的全国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水平，有关研究一方面集中于出生漏报的估计，一方面集中于针对极低生育水平的对策研究。但是，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却被忽视了，即由于近年来生育年龄变化而使得ＴＦＲ指标的内在缺陷更为突出，已不能很好反映妇女终身生育水平。就此，本文介绍了Ｂｏｎｇａａｒｔｓ和Ｆｅｅｎｅｙ新近提出的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ＴＦＲ’）方法。应用中国历年生育数据对 ＴＦＲ’方法的检验表明该指标的确比 ＴＦＲ指标更接近于实际队列的终身生育率。而根据最新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虽然近年ＴＦＲ仅为１．３，但作为从时期生育行为对终身生育水平的较好估计，近年ＴＦＲ’值却为１．７，这表示全国终身生育率大体仍在政策要求的水平以上。如果再进一步考虑数据中的出生漏报问题，那么实际终身生育水平还会更高。本文还分析了其他有关指标，并对该方法在应用中的若干技术问题进行了讨论。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

本文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样本用新方法对 1 990年代全国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 ,就计算结果讨论了 1 990年代生育水平迅速下降的特点。本文还比较了多个其他来源对该时期生育水平的不同估计 ,并对当前仍占主流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意见 ,发表自己的见解及其理由。     

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中国的生育水平——基于模拟的验证

中国的实际生育水平一直存在争议,2010年的普查数据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生育水平的新证据。本文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使用人口模拟模型,选取不同的生育水平方案,来模拟2001—2010年历年的出生人口数量和2010年的人口总量,以判断2000—2010年生育水平。结果表明,现行的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下,1.6左右,2010年在1.6以下,但降到1.5以下的可能性也非常大。为了避免低生育的更进一步的严重后果,中国应该适时地完善生育政策。     

中国婚姻结构与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分析——基于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

利用易于获取资料的、简化的邦戈茨中间变量生育率模型分析不同时期生育控制和婚姻结构对生育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前期(1970~1990年),其主要影响因素是生育控制,而在生育水平下降的后期(1990~1999年),主要影响因素则是婚姻结构。在新世纪(2000~2008年)生育水平的小幅度上升中,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大致相当。婚姻结构和生育控制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规律可从文化堕距理论中得到有力阐释。     

广东妇女生育水平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第五次人口曾查资料,本文详细描述了广东妇女生育水平的现状。并从实际出发,对影响广东省生育水平和生育机制的农村生育模式,生育孩次构成,文化水平和职业构成等四个重要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就稳定广东省低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科学管理等问题提出三点建议。     

1990年代中国出生性别比:究竟有多高?

当1990年代各种人口调查"过低的"生育水平难以置信时,其"过高的"出生性别比数据却被广泛接受。本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2000年人口普查出生数据漏报的性别差异的分析,利用教育统计数据,重新估计2000年及90年代的出生性别比。结果表明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并不像2000年普查数据反映的那样严重偏高。我国实际的出生性别比和低年龄组性别比要比普查反映的水平低5～9个百分点。1990年代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部分中,女婴漏报的作用高达50%以上。本文还根据2000年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考察了出生性别比的社会经济差异。     

1990年代中国生育水平研究

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究竟是多少,这一直是个谜。本文利用中国一直独立存在的严密而周全的教育统计数据,来估计2000年人口普查中的漏报,最终估计我国1990年代的生育水平。通过教育统计数据对人口普查数据进行调整,重构2000年普查0~9岁人口的年龄性别结构;并将2000年0~9岁人口转换为1991~2000年历年的出生人数,进而估算1990年代我国的生育水平。从推算和估计的结果看,我国1991年生育率达到更替水平,之后进一步下降,低于更替水平。1990年代后期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7~1.8。     

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出生人口性别比与生育水平变化的历史回顾

本文以“四普”、“五普”数据为基础,采用人口间接估计技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少数民族人口的生育水平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化的历史过程进行回顾,探讨生育水平下降过程中,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变化趋势,并以蒙古族、回族和维吾尔族为例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当生育水平下降到较低水平时与出生人口性别比之间有明显的相关关系。     

Stalled Fertility Decline in Egypt,Why?

After experiencing rapid decline since the 1980s, fertility in Egypt seemed to be stalling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In an effort to identify the population segment(s) responsible for the stalling, this study considers fertility trends of women from three standard of living strata (low, middle, and high). Using data collected by the 1988, 1992, 1995, and the 2000 Egypt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e reproductive behavior of women from high and middle standards households is largely responsible for stalling of the fertility decline during recent years, and that prospects for a lower fertility in the future is limited, once the gap between the three groups closes. This means that the expectation of achieving replacement fertility Egypt within the next 15 to 20 years is in doubt if the current trends in the both actual and desired fertility of the middle and high strata continued. The key for future decline in fertility is the decline in desired number of children below the current level of 3 children by at least one segment of the population. The fact none of the three population segments expressed a desired fertility below 3 children deprived the society of a vanguard group that leads the rest of the society to replacement level fertility.     

中国人口增长之探讨

利用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1989年生育表基础上,分别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妇女产次别平均生育年龄和产次别生育率水平这两个变量,仿真推算其变化与平均世代间隔、总和生育率、净再生产率、真实人口增长率及总和递进生育率等指标间的关系,并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和政策做了深入的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