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律师调解制度中的角色冲突及其化解路径

我国律师调解制度的本质是律师作为调解员参与到各类调解中,是律师与调解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在该制度中律师混合着“代理人角色”与“调解员角色”,而这两种角色在地位、理念、行为规范、行为模式等方面存在冲突。此角色冲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实践中存在律师调解员中立地位易受影响、难以适应调解工作、存在道德风险、参与调解动力不足等问题。从比较法视角看,建立和培育专门从事调解的律师事务所与律师是化解角色冲突的关键,但其目前在我国仍面临着律师行业与商事调解欠发达的困境,因而现阶段可主要从制度完善层面缓解因律师调解角色冲突产生的实践问题。     

律师调解制度的实证考察与完善路径——以京津冀地区律师调解工作实践为例

律师调解制度彰显了律师法律服务专业性与调解制度便捷性的优势特点,对于推动矛盾纠纷解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经由京津冀地区律师调解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发现:当前律师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本质属性尚需明确、角色冲突亟需化解、调解协议效力保障尚不清晰以及配套制度仍需完善的实践困境。针对律师调解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明确律师调解制度本质属性、化解律师调解制度角色冲突、保障律师调解协议效力、完善律师调解配套机制。     

律师调解制度的实证考察与完善路径

律师调解制度彰显了律师法律服务专业性与调解制度便捷性的优势特点,对于推动矛盾纠纷解决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发挥律师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职能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经由京津冀地区律师调解制度运行的实证考察发现：当前律师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着本质属性尚需明确、角色冲突亟需化解、调解协议效力保障尚不清晰以及配套制度仍需完善的实践困境。针对律师调解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应当明确律师调解制度本质属性、化解律师调解制度角色冲突、保障律师调解协议效力、完善律师调解配套机制。     

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再思考

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调解所具有的真正化解纠纷的功能在和谐社会建构中被再度重视。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用以进一步规范调解和提升调解地位的司法解释,使调解制度一跃成为当下民事纠纷解决场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为强化民事审判中调解的积极运用,最高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为贯彻这一政策,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调解运动。不可否认,全国各地法院基于调解化解了大量纠纷,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如此火热的调解制度,法学理论界不得不冷静思考并认真评判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特别是如何理性看待这一司法政策、如何摆正法院判决与调解的关系以及这一制度的未来走势等。基于此,本刊围绕这一中心,特推出了法院调解这一组笔谈,以期推动对该问题的研究。     

调解程序中的律师：功能定位及障碍消减

律师职业伦理以利他性为中心。调解程序中律师的使命则应致力于向当事人提供法律信息,以利于当事人而不是代替当事人作出正确的决定,促进当事人自治的实现。但律师自身的利益诉求和职业惯性有可能成为承担这一使命的障碍。因此,应该建立律师参与调解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包括将法律援助引入调解程序、改革律师收费制度、建立相关费用的分散化机制等,以保障当事人接近律师的权利。此外,律师还可以通过直接担任调解员和参与律师的和解制度等方式促进合意的纠纷解决。     

法律生态化视角下我国律师惩戒制度的构建

法律生态化关于以可持续发展为出发点,在立法倾向上以预防优先的观点对于目前我国律师惩戒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有着积极的理论指导意义。在我国现行"律师协会和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两结合"律师管理体制下,通过借鉴国外律师惩戒制度的先进经验,健全和完善一个统一高效、公正公平的惩戒制度,极具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的一个重要法治课题。     

关于我国公职律师制度的经济学思考

本文将从公职律师制度的起源着手 ,对其概念、特征展开分析 ,依我国国家机构设置的特殊性 ,从一个崭新的角度 (经济学 )重点论证我国不应机械移植该制度的原因 ,以供参考。     

对我国离婚调解制度的思考

法院调解在离婚诉讼中是一个必经程序,但我国婚姻法、民事诉讼法对这一制度的立法不够完善,应当在离婚诉讼中建立专门的离婚调解规则:规定离婚调解中的和解制度;对参与离婚调解案件的法官的综合能力应有具体要求,并特别注重对其法律工作以外的社会经验的培养;实行离婚调解和离婚判决的分离,加强我国离婚诉讼中调解的功能,最大限度保护妇女及未成年子女的权益。     

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构想

法院调解作为一种有效的纠纷解决机制,历来受到我国法院的借重,但由于其自身的诸多弊端,确有进行改革之必要.对其改革可从基本原则、具体程序设计、适用范围、方式等方面着手,以期构建出适应我国现行的司法环境的法院调解制度.     

对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的思考

准确界定我国《民诉法》第122条新增设的先行调解制度的概念和性质仍有必要。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粗疏,先行调解制度存在诸多不足,如先行调解应遵循的原则、适用的案件范围、适用期限、组织调解的机构和人员、启动条件以及调解协议的效力认定等。为保证先行调解制度预设功能的实现,应对以上不足尽快一一予以完善。     

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构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行政赔偿诉讼以外,行政诉讼不得适用调解,但纵观国内的行政诉讼审判实践,严禁调解在"协调和解"中被悄悄躲避,行政诉讼案件撤诉率一直以来处于高位已是公开的事实。文章在考察、借鉴欧美发达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调解立法制度的情况下,从模式选择、适用原则、适用范围和程序设计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我国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理论构思。     

法院调解强制化走向与我国法院调解强制化机制之重塑

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调解所具有的真正化解纠纷的功能在和谐社会建构中被再度重视。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用以进一步规范调解和提升调解地位的司法解释,使调解制度一跃成为当下民事纠纷解决场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为强化民事审判中调解的积极运用,最高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为贯彻这一政策,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调解运动。不可否认,全国各地法院基于调解化解了大量纠纷,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如此火热的调解制度,法学理论界不得不冷静思考并认真评判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特别是如何理性看待这一司法政策、如何摆正法院判决与调解的关系以及这一制度的未来走势等。基于此,本刊围绕这一中心,特推出了法院调解这一组笔谈,以期推动对该问题的研究。     

我国行政调解的溯源、发展与困境突破

由行政机关主持民事纠纷的调解在我国既有一定的历史传承,又有强烈的现实需求,是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举措。当前我国行政调解尚无统一的专门性规范,实践中各部门各地方的民事纠纷行政调解工作各自为政,发展极不平衡,严重制约了其定纷止争作用的充分发挥。鉴于行政资源的有限性,行政调解相关制度必须兼顾公正与效率,其所适用的民事纠纷范围划定不宜过宽,具体程序设置需繁简得当,同时有必要适当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调解,并赋予行政调解协议高于一般民事合同的强制执行力。     

民国晚期成都地区律师制度概述

民国晚期是中国现代律师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时期。经过民国初年的创建,律师制度在中国已经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大致认可和接受,传统法律文化对律师的偏见正在逐步减弱;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负面东西,以及来自政府对律师的不信任和控制,又在促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律师制度悄然地发生着质变。本文以成都地区的原始档案为依据,通过实证的方法,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关于调解担保制度的思考

笔者认为,案外人为调解协议提供担保时,具有其他诉讼参与人之诉讼地位,并享有相应的诉讼权利。同一债权在民事活动中设定担保后,在调解程序可能又设定另一担保,此时的处理规则应有别于民法中两种担保方式并存时的处理。     

我国法院调解的定位与发展方向

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调解所具有的真正化解纠纷的功能在和谐社会建构中被再度重视。为此,国家先后出台了多个用以进一步规范调解和提升调解地位的司法解释,使调解制度一跃成为当下民事纠纷解决场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为强化民事审判中调解的积极运用,最高法院确立了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为贯彻这一政策,全国上下都在深入开展调解运动。不可否认,全国各地法院基于调解化解了大量纠纷,为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面对如此火热的调解制度,法学理论界不得不冷静思考并认真评判这一制度的利弊得失,特别是如何理性看待这一司法政策、如何摆正法院判决与调解的关系以及这一制度的未来走势等。基于此,本刊围绕这一中心,特推出了法院调解这一组笔谈,以期推动对该问题的研究。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及其程序保障

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目标体现其对司法改革需求的有用性,决定其程序设计的价值取向。与之对应,以调解原则和调解模式为核心的程序建构,是实现法院调解价值目标的程序保障。重新思考并准确定位法院调解的价值目标是当前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课题,也是重构法院调解制度的关键所在。     

对完善我国律师制度几个问题的探讨

我国律师法诞生以后，律师制度有了很大发展，但不完善。完善我国律师制度，应当包括承认个体律师事务所并进行规范；大力促进律师专业化；加强执业律师人身权的保护；促成我国大陆律师制度与港澳台地区律师制度的对接。     

明清调解制度及其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启示

中国古代民间调解一般分为亲邻调解、宗族调解和乡里调解三类,而乡里调解是具备半官方特点的一种。乡里调解最初萌芽于原始部落,采用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至明初《教民榜文》颁行则以法定调解制度的形式被固定下来。虽榜文最后被废除,但这种伴有官方权威特色的调解方式已深入人心,并不断被延用,且仍对现代基层社会治理具有不可小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