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旅游地开发中的“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研究——以济南市南部山区为例

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以其自然、轻松的特点受到人们的青睐,乡村旅游地开发得到了蓬勃发展。但是,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也存在诸如旅游资源过度开发、旅游环境受到污染、旅游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公地悲剧是人们对公共物品过度使用而产生的不良结果,而反公地悲剧则是公共物品得不到有效利用被闲置而造成的资源浪费。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解决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不能完全依靠群众的自觉行为,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解决。     

人类中心论的“整体主义”误区

人类中心论脱离二元论模式来把握人类中心主义的特定内涵,将其曲解为"人类整体主义"。"人类整体主义"是一种极具欺骗性的观念,从国际环境正义的角度看,对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极其不利。我们应透过西方生态伦理学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论述,透视西方学术话语幕后深藏着的生态帝国主义和生态殖民主义玄机。     

《管子》对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而《管子》的生态智慧却整合和超越了二者,以人—自然为理论基点,既肯定人类的价值,又尊重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和存在权利,为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观念提供了价值取向。     

生态思维与伦理思维的契合方式

生态思维的发展为激活伦理思维提供了新素材、新契机。在这一过程中 ,理论界出现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契合”方式 :一种是以传统伦理思维适应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思维即人类中心论的契合方式 ;另一种是将原本作为自然科学的生态思维当作一种伦理思维即生态中心论的契合方式。不同的契合方式造就不同的学科定位与学科性质 ,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廓清这场争论的理论底线 ,找到整合不同观点的理论平台 ,以强化理论指导现实的针对性。     

两种"公地悲剧"的比较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调整

对比两种“公地悲剧”的产权结构、成因和解决方式,可以发现产权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效率相适应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有效的产权制度必然促使成本与收益向行为者集中。产权结构调整与产权束调整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无论何种方式的产权制度变革都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其调整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权效率、增加产权主体收益。     

“公地悲剧”问题的制度经济辨析及比较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为视角

"公地悲剧"问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在论述外部性引起的公共资源过度消耗时经常引用的一个经典案例,成为西方经济学批判公共产权乃至公有制经济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传统的分析范式受限于理性人假设、分析对象范围、分析方法和缺乏历史分析等因素还有诸多的局限性。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分析这一问题的新路径。传统的"公地悲剧"问题并不是公有制的悲剧,而是工业生产力发展后资本主义私有制发展导致的传统小私有制的共有财产制度被淘汰的悲剧。现代西方的"公地悲剧"问题则是社会化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无序发展与公益冲突的问题。促进生产力发展、完善社会分工体系和经济发展的比例协调关系,才能解决现代"公地悲剧"问题,并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     

环境伦理的代际维度——“人类世”中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能性

环境伦理学自产生之初就包含了"非人类中心论"和"去人类中心论"的向度。然而自21世纪初,国际地质学界主张地球已经进入了"人类世",指出人类活动将持续对地质气候产生重要影响。这使得"非人类中心论"面临着现实效用和逻辑结构的双重困难。在环境伦理学中引入代际伦理的视角、确立未来人类的主体地位,能够解决"非人类中心论"的理论困境。同时,代际伦理研究可以促进跨文化、跨领域的共识,是"人类世"背景下完善环境伦理责任的可行路径。     

发展伦理与西方中心论——发展伦理学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西方身份并不是西方中心论的必然条件,但目前的西方发展伦理学在本质上仍是西方中心论的."神圣古希腊"是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作为一种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作为西方历史、精神和逻辑优势论的统一,西方中心论是对东西方关系、西方文化自信的扭曲反映.没有对西方中心论、种族中心论的超越,也就没有发展伦理学的真正合理化.对"发展"本身、"伦理"本质及"学科"建构方法进行深层反思,是发展伦理学超越西方中心论的重要知识基础.确立全球视野、推进感性交往、加快自身发展,是应对西方中心论的重要实践路径.在批判西方中心论的过程中,也要避免走向东方中心论或其他类型的自我中心论、种族中心论.     

环境伦理之争与我国环境法的伦理抉择

正如古希腊智者学派代表人物普罗泰戈拉所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传统人类文明是以"人"为中心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环境问题的不断恶化,西方学者最先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质疑,"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浮出水面,两者在伦理学界展开了争论,并对环境法律制度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     

农田水利的“反公地悲剧”研究——以湖北高阳镇为例

在税费改革、水利市场化改革和乡村治理体制改革的综合作用下,高阳镇陷入了集体大水利无法利用的反公地悲剧,其后果是个体小水利的兴起。现有农田水利治理体制未能充分估计水利体系的特性,未能克服水利体系的非对称性和反公地特性。农田水利所需的动员型合作在高贴现率社区中本来就难以达成,村庄文化激励和承担协调成本主体的缺失,进一步使水利合作格局崩盘。高收益的水利合作无法达成,高成本的小水利最终成为农民走投无路的选择。政府应当提供制度供给,将分散的农户重整为可以协商的利益主体,引导农民走出困局。     

非人类中心主义能否替代人类中心主义——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对抗的层次

当代全球环境危机的出现使得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在如何重新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产生了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种对抗的理论观点.笔者认为,这种对抗源于这两个概念内核的不同,因此本文从分析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结构入手,通过对二者对抗层次的划分、理解与评价,试图澄清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它们理解上的混乱,从而得出非人类中心主义不能替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结论,并且指出这种理论对抗对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本身带来的后果及引发的现实意义.     

人类意识·悲剧精神——吉狄马加与聂鲁达诗歌的比较阐释

20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文化多元的时代,文学也迎来了百花齐放的语境,拉美文学的爆炸、少数民族作家的崛起成为一个鲜明表征。吉狄马加与聂鲁达的诗歌创作成为"双子星座"。本文力图通过对两位作家在"人类意识"与"悲剧精神"层面的比较分析,探索其成为优秀诗人的奥秘之所在以及给文学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和思考。     

论叔本华的人类悲剧与艺术悲剧观

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围绕人类所受的痛苦并如何摆脱这种痛苦展开的。这种痛苦的摆脱是人的主观认识的产物。他认为,悲剧艺术暗示着人生的本来性质。悲剧冲突双方具有同一性,是同一个生命意志的显现。叔本华的悲剧理论是没有善恶分别的。     

对疫情危机的反思：从“西方中心论”的弊端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当今的新冠疫情已经呈现全球大流行的状态,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一次疫情危机。在此次疫情危机中,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中国与坚持“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国家应对危机具有完全不同的态度与方式,让“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再次凸显出来。对疫情危机进行反思,能够看到“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这对于建立新型国际关系与国际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环境危机的根源——人类理性的阙失

环境危机正在威胁着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探讨环境危机的根源和解决途径已成为全球性的重大课题。环境危机的根源在于人类理性的阙失,而人类理性的阙失在工业文明时期和现代文明时期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在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理性的阙失主要表现为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方式使人类社会自身面临环境危机。     

后现代生态视阈下人类的生存悲剧——以哈代与贾平凹比较为视角

高度发达的后现代工业社会,一方面高扬着人的主体性精神,将人自身的力量延伸到自然界的各个领域,使自然在整体上呈现为人工图景;另一方面则是随着技术的发展,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与社会生态越来越处于失序状态。在后现代生态视阈下比较哈代的威塞克斯小说和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从而审视人类的存在。两者分别展示了现代及后现代时代处于技术力量操控下的生态环境中人类追求的荒谬及其悲剧。这些昭示出人类在后现代背景下构建自然、社会、人三位一体有机健全的整体生态观的迫切性。     

主权债务危机还是苏菲的抉择:论欧洲的悲剧、罪恶与责任

2011年,针对金融危机,欧洲峰会叠起,但效果不佳。我们应该开始在金融领域之外进行深入思考。文章将以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的故事及《苏菲的选择》为例,阐释悲剧的意义,从而透视欧洲危机的深层问题。解决欧洲危机的关键在于唤起人的责任感。新自由主义弊端开始在欧洲显现,当前,迫切需要将政治与经济联系起来,在政治和文化的意义上定义欧洲,而不是纠结于金融政策的改革。     

论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

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的研究有三大视角,即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及认知科学三个方面.这三个视角从不同的层面揭示了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人类行为与制度关系研究的视角之一是规则遵循者与理性最大化者之间的关系;视角之二是制度与人的有限理性的关系;视角之三是基于认知科学的制度研究.这三个层面对人类行为的研究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也就是讲更接近于现实的人,这在很大程度已验证了科斯的断言,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应该从现实的人出发,只有从现实的人出发,我们才能揭示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规律.     

消解与构建的协奏——威廉斯《现代悲剧》的现代性

1《现代悲剧》一书致力于探寻西方悲剧理论历史运行的航迹,描述悲剧文学发展的态势,对其进行批判性和历史性的考察,并在此基础之上重新厘定悲剧概念,阐明新的学术立场。     

论环境伦理制度化的依据、路径与限度

人类道德培育的规律和城市化进程中传统伦理控制力的失效,呼吁道德建设走伦理制度化之路。作为道德建设日益重要的部分,环境伦理的制度化是环境道德建设的未来趋势,也符合环境伦理作为一种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特殊伦理的特征,同时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环境伦理制度化主要有环境伦理基本原则和要求自身的制度化以及环境伦理渗透到已有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律法规当中的两种制度化路径。环境伦理的制度化既具有一般伦理制度化的普遍限度,也存在其特殊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