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政府与人权的关系

阐述政府与人权的现代含义 ,进而论证二者的关系 :人权先于政府而存在 ;政府是或应是人权保障的工具和手段 ,人权是或应是政府权力运行的最终目的。在现实生活中 ,政府与人权的关系又具体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关系 ,基于权力的扩张性和权利的易受侵害性 ,实现人权则对政府实施权力控制     

论紧急状态下公民基本权利救济机制的完善

紧急状态下为了公共利益、公共秩序的需要,国家享有必要的紧急权力,其中包括限制或剥夺公民基本权利的权力。由于紧急权力的超强势地位,其侵犯人权的危险极大地增加。为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和专制的出现,必须对紧急权力加以宪法和法律上的规制,建立紧急状态下的人权救济机制。     

民权与人权:区分及其意义

现代国家的人权与中国古代的民权有三点差别:其一,主体不同,民权是百姓之权,是“下层”的整体权利,与其对应的“上层”权利乃至君权也是整体权利。人权是个体的、分散的权利,其对应面有他人权利,但主要是国家权力,后者不是一个整体,而是被分解为立法、司法和行政等权力。其二,内容不同,民权是含糊有限的,主要指生存权等私权利。人权则既包括生命权、财产权等私权利,也包括选举权等公权利。民权不完全是权利,有时也是权力,而人权仅仅是权利。其三,来源不同,人权是天赋的,有权源的特征,国家权力源于无数个体的授权。“民权君定”“君权神授”,君权是一切权利和权力的源泉,争民权可能是争人权的初级阶段。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权保护的均衡器

在刑事诉讼中,人权保障是一项基本准则,甚至有学者将人权喻为刑事诉讼的“王冠”。而人权是多方面的,有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有被害人的人权,有社会公众的人权等。显然,在刑事诉讼中,这些人权都要得到相应的保护。而在刑事诉讼领域提到的人权保障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对有可能侵夺公民个人权利的国家追诉权等公权力进行控制,通过抑制权力的滥用以促使其理性、规范行使,从而保障人权免于国家公权力的侵犯,并且主要是为了防止过于追求追控、惩治犯罪的效率而不当侵犯个人人权。因此刑事诉讼法可被看成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大宪章,不管是立法者还是司法者,都着力于保护嫌疑人或被告人的人权。     

论我国人权的立法保障

人权的立法保障是人权保障体系中首要的最基本的方面,它直接影响着一国人权的享有程度和实现程度。我国人权立法一贯坚持以“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为最高原则,从实际出发,以宪法为依据,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为标准,立足全局,统筹兼顾,走民主立法之路,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保证权利与义务相统一。无论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还是刑法、民法等,人权立法的内容都紧紧围绕赋予公民法律权利,规定公民权利现实化的条件这个中心,使我国的人权立法保障不仅切实可行,而且行之有效。     

论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人权是一个人作为人所享有或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它是一种道德观念上的权利。要把它变成现实,在我们这样一个有礼法政治传统的国家里更需法律制度的推动。作为“制约权力”、“保障权利”且有“动态宪法”之称的行政法在保护人权方面承担着重要责任。改革开放20多年来,人权保障在我国的行政立法、行政执法以及行政权利救济等方面不断得以体现和落实,但还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尚待进一步完善我国行政法治中的人权保护机制。     

人权保护视野下的刑事诉讼程序价值

人权保护与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存在着密切联系。刑事程序权力的行使过程很容易伴随着侵犯人权的可能,尤其是被公认为人权保护最后屏障的司法审判权对人权的侵害会成为所有侵犯人权行为中最大的侵害。在国外,刑事诉讼程序价值包括程序工具主义理论、程序本位主义理论、经济效益主义程序主义理论。在国内,主要有工具性价值优先论和价值层次论。为了保障人权保护下的刑事诉讼程序价值的实现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首先,需要确立刑事程序价值原则-无罪推定原则和裁判者中立原则;其次,需要建立相关制度,建立司法审查制度、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和程序性救济制度;最后,将人权保护入宪问题,即赋予被告人更多的程序性权利,并将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和程序性权利写进宪法,并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从而达到以宪法基本人权的高度来制约权力的目的。     

对自然权利理论的三个误解

近代西方自然权利理论首次系统论证了人权,随着人权理想进入政治法律实践领域,自然权利作为一种理论却受到学术界的质疑。最典型的质疑有三种：在性质上,人权能摆脱社会关系而成为自然的吗?在适用性上,人权能超越于人的多样性以及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成为普遍有效的规范吗?在理论依据上,人权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能根据理性来论证吗?本文根据自然权利理论本身的思路而论证了：这些质疑存在某些曲解或误解,并没有对自然权利理论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理性、传统与自然权利——埃德蒙·柏克的保守主义人权理论及其影响

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柏克质疑了启蒙思想家的理性主义。他视理性主义为“野蛮哲学”,认为用抽象理性指导具体的实践是“理性的误用”,以绝对抽象的理性衍生的权利一定是“虚幻人权”。某一国家或民族之成员从祖先继承而来的权利才是真正的人权,它是具体的、历史的权利。政府的基础并非奠定在抽象的虚幻权利之上,而是来自有史以来约定俗成的“先见”。柏克的权利哲学一反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证范式,对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宪制转型影响甚巨。余脉所及,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保守主义人权理论,对今天的人权建设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与价值。     

论西藏的少数民族人权保护

西藏的人权问题一直是少数西方国家和藏独势力攻击中国的一个借口。西藏是否真的存在所谓侵犯少数民族人权的问题？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阐述国家承担人权保护的国际法义务的前提,并对照国际人权法的相关规定与西藏人权状况的事实,论证了中国在并未承担全部国际法义务的条件下,对西藏少数民族尤其是藏族,在宗教信仰自由、藏族文化的保护、藏族人民使用和发展语言文字的权利方面实施了最充分的保护,以法律和事实戳穿了关于中国政府侵犯藏族宗教信仰自由、实施文化灭绝、藏族人民没有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的谎言。     

论国际刑法与国际人权保护

本文针对当今世界上存在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存在着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在人权问题上存在着分歧。而种族主义、新老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是造成大规模严重侵犯人权的主要根源,目前存在的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贫富国家差距的日益扩大依然是危害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生存和发展权利的障碍之一,根据国际刑法和国际人权保护的类似和相重合之处,即国际刑法的一些重要法律文件同时又是国际对人权保护的法律依据,国际刑法所规定的某些国际罪行同时也是侵犯国际社会所保护的人权,从人权的直接国际保护和人权的间接国际保护两方面阐明国际刑法与国际人权保护的关系。     

论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是刑事诉讼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侦查阶段的侦查机关所拥有的强大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来合法地进行调查取证,也可以被滥用以至于侵犯犯罪人的合法权益。因此,法律必须赋予犯罪嫌疑人必要的程序性人权,以使犯罪嫌疑人的实体人权得以保障。本文就我国目前对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归纳,并在此基础上就如何完善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制度提出了建议。     

试论罪犯的人权保障

“人权”口号是伴随着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而问世的。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启蒙到形成、成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罪犯人权概念的提出与发展 ,既是同西方国家进行人权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 ,又是中国监狱行刑现代化的必然结果。罪犯人权的基本内容包括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对罪犯的人权保障既要注重权利内容的完善 ,更要注重其法定权利的实现     

囚犯人权享有的正当性研究——基于人的主体资格维度的分析

囚犯享有人权是囚犯主体资格的内在表征。囚犯作为人类成员享有人权：人权是一个“人”仅仅因为他是“人”便应当享有的权利,具有无条件性与绝对性;囚犯作为社会成员享有人权：人权产生并存在于社会之中,犯罪人作为社会中的犯罪人,享有基于社会成员的身份而享有基本人权;囚犯作为国家成员享有人权：囚犯虽受刑事处罚,但公民资格并未被剥夺,享有基于公民资格而应享有的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权利。     

突发事件应对法人权保障评析

突发事件非正常状态下存在紧急权力与紧急失权的冲突，合理平衡二者的利益边界是立法的关键。突发事件中对人权的限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人权保障是立法的逻辑前提和终极目标。突发事件应对中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既有适用人权保障的一般原则，又有特殊性原则。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仅确立了人权保障的一般原则性，如人权理念、比例原则、法治原则和人权保障原则，缺乏最低标准原则、宪法保留原则、权利救济原则、不歧视原则，应当予以立法创新并完善。     

论习惯权利与人权推定

从自然权利、法律权利或宗教权利来建构人权内容都缺少生活性内容和民众性主体,而习惯权利与人权在本质、内容与产生方式上存在着契合的可能性。二者契合的方式是习惯权利的人权推定。它包括立法程序中的立法直接推定与习惯法法源地位的间接推定,以及司法程序的司法解释推定与司法判例推定。习惯权利的人权推定应遵循合法性、正当性、合理性、价值性与程序性原则。     

第四代人权论：数字时代的数字权利总纲

第四代人权问题于我们而言,是一个崭新且所知甚少的学术领域,这一正在发展中定型的人权议题将是21世纪人权的主色调。第四代人权论承继卡雷尔·瓦萨克的三代人权理论接着讲,这种世代人权类型化方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再加上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权利纠葛的背景因素,第四代人权就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第四代人权主要是广泛适用数字领域的人权,其核心特质在于数字社会背景下的数字化的权利需求和权利的数字化实现,主要包括数字自由权,数字平等权利,参与和构建数字公共环境的权利,工作场所、商业环境及特定环境中的数字权利。为预防数字人权风险,需要构建数字技术包容性价值,同时要强调数字技术权力异化的人权规制。当然,现在的权利已经不严格局限于人类,部分的“非人化”权利已经存在,第五代权利正在悄然生塑。     

关于儒学中"历史文化优先"意识的一些思考

儒学思想有一种原则,就是崇尚历史文化。历史文化是多个世纪累积而成的精神尺度。儒家相信人不应受动物属性和快乐欲求支配,而应在大的精神尺度上成为一个“人”。这个大的尺度就是由历史文化累积而成。现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是从自然人权的初始假定引申出来,与从“人禽之别”引申的儒家道德有很大不同。前者可称为“权利”道德,后者可称为“教化”道德。中国现在尤其需要落实“权利”道德。但“教化”道德也应纳入学术界的视野。     

浅论“亲亲相隐”制度在新《刑事诉讼法》中的重构

中国古代“素亲相隐”是一种亲情伦理立法,东西方主要国家法律都确认由亲属身份而自然获得的某些例外特权,这是一种亲属权利立法.中国刚刚通过的新《刑事诉讼法》又重新将“亲亲相隐”制度引入其中,从人权角度看,体现了中国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意义重大.     

中国自然灾害立法的人权审视

人权主流化的基本趋势以及国家契约观的哲学基础表明,必须用人权视角审视自然灾害立法。近年来,无论是立法目的、还是权利保障的范围、关注的中心以及立法的技术等方面,中国的自然灾害立法都体现了人权理念的深刻影响。尽管如此,在人权保障的模式、范围以及权利救济等方面,中国自然灾害立法仍然存在一定的不足。为了更好地保障人权,我们应该在自然灾害立法中建立“权利-义务-责任型”人权保障模式,拓宽权利范围,完善程序保障和畅通救济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