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促进至善是人之道德义务”命题的义理基础与实践指向

康德至善论中有一个颇具争议的核心观点,即每个人都负有“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而为何“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他并未清晰地阐明。对此,许多批评者不仅明确质疑“促进至善”是人的道德义务,而且质疑它在康德伦理学中的实践意义。通过深入分析至善与道德法则紧密的义理关联,可以发现,康德之所以将“促进至善”设定为人的道德义务,根本原因在于至善是人的理性道德意识潜在映射的一个理想的道德世界,后者构成人的道德实践必须预设的一个背景性条件。基于此,康德认为,当至善以道德法则为基础,就能够且应当完成对纯粹意志的完整规定,而一旦至善获得规定意志的合法权利,也就存在着“促进至善”的道德义务。这项义务的特殊性在于,“促进至善”本质上是一个与“义务的后果”相关的实践命题,充分发挥着对其他义务的范导性作用,即通过“一个目的之整体的理念”,使所有道德性的义务能被系统化为一个统一整体,共同致力于理想道德世界的创建。     

牟宗三文化哲学视域下西方至善理念的认识论转向及其困境

牟宗三以文化哲学为视角探究了西方至善理念的形成和演化过程。"善"的理念作为古希腊城邦政治构建的前提,具有统摄性、超越性和永恒性。肇始于人们求善的一种活动,善成为了脱离人类主体而在外部世界架构出来的纯粹理性之物,它有着理性之外延表现,避免了抽象化但能够为人类知性所领会,进而发生了认识论转向。至善理念的道德意蕴之所以得到弱化,其困境在于:向主体之外探寻的路径所建立的道德意义难以自足,强调客观化领会善的行动无法确证道德本身,不依赖于人的主观证实的善也是不存在的。作为道德主体性的彰显,唯有人的主体性确立起来,善的伦理学价值方可确立。     

康德论道德与宗教之关系

对康德而言,道德与宗教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道德哲学问题,也是一个宗教哲学问题。至善是联结道德与宗教的桥梁,至善不蔑视幸福,但在至善中,配享幸福的德性具有优先性;而德性只有在预设自由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因此,在本质上则是自由具有优先性。自由作为康德之道德与宗教的最高精神,实则完成了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在伦理学中,自律伦理学取代了他律伦理学;在宗教哲学中,一种理性的、给予人自由和尊严的道德宗教取代了传统启示的宗教。     

对康德哲学中至善理念研究的再思

在康德哲学中,至善概念源初的涵义是纯粹实践理性之对象的无条件的总体,其派生的具体内涵是道德和与之一致的幸福相结合的整体。在更具体的层次上,宗教的至善和尘世的至善这两种至善概念贯穿在整个康德思想中,都是富有实践意义的理念。至善的理念作为一种实践的理想,为道德行为提供了指导;作为一种信念,至善能够促进道德意向,对持久的道德生活起必要的作用。     

何谓善

苏格拉底指出,人要行善,必要首先知善。公正客观地认识＂善＂概念及其道德体系,是在现实生活中避恶行善的基础。本文首先指出善是对事物效用性的价值判断及善的多义性,其次对善与伪善进行道德分析,最后再以善的道德标准体系论述社会的公正与善之何为。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幸福、道德与至善——康德关于幸福与道德的二律背反

至善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在提出了"至善是幸福与道德的统一"的命题时,康德发现了纯粹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追求幸福的欲求是德行准则的动因"和"德行准则是幸福的原因"。康德通过纯粹实践理性的两个"悬设"即"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解决了幸福和道德的二律背反,把道德及作为道德主体的人推到了崇高而神圣的地位。     

至善：德性与幸福的合题——论康德伦理学中的德福观

从西方伦理思想史看,德福问题一直是伦理学家讨论的话题。康德伦理学的哲学基础是人的理性,即人的德性。康德认为,幸福不是道德的根源,幸福不能作为道德的动机,伦理学不是“幸福学”,不是怎样谋求幸福的学说,而是教人怎样配享幸福的学说。康德认为只有与德性相匹配的幸福才是有价值的,有德性的人才配享幸福,德性是幸福的条件。最高的善是善良意志,是其他善的条件,但不是完全的善———至善,德福的完美匹配才是至善。透过他的德福观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的德性论与幸福论论争的历史和现实价值。     

王阳明道德自觉论及其现代价值

通过道德实践提升自身道德修养,成为孔孟之后至今一直在研究的道德主题。而王阳明在其道德自觉理论中提出了人“无善无恶”的本性,并强调这是人类将自身道德境界提升到“至善”的前提和基础,这也是王阳明道德自觉论的核心思想。在当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背景下,王阳明道德自觉论展现了重要的现代价值。     

论至善——张东荪先生及著者对康德“至善论”之批评

:“至善”之于康德是必需的 ,因为没有“至善” ,其道德便永无缘涉于经验界、自然界。东荪先生肯定康德的“至善” ,但对其“至善论”关于“至善”的安排提出了批评。“至善论”以为道德是纯粹的、最高的、最完全的 ,而东荪先生以为此种纯粹、最高、最完全之状态 ,根本就不存在。正是顺着东荪先生的思路 ,引发著者对康德道德哲学尤其是其“至善论”的相关批评     

论普罗提诺的回归方法

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对灵魂回归方法有自己的理解。这一回归之路大体可分两个阶段 :一是灵魂上升到心智的上升之途 ;二是与太一合一的合一之途 ,回归方法是与此相对应的。普罗提诺的灵魂回归方法体现了独特的“被动性”和“个体性”。     

浅析善政向善治的转变

善政是历代政府和人民所追求的理想政治管理模式,善治是良好的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而言,以善政为现实基础,以民本思想为核心,不断发展壮大公民社会,善治才能最终得以实现。     

公正与善政

人类最高的政治理想是通往善治,而通往善治必须经过善政,善政是善治的必经之途.善政的关键是公平的关键要素,没有公平任何善政都不可能.这是因为公平既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政治价值,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要素.实现社会公平是任何合法政府都必须肩负的职责,而政府要实现社会公平则必须建立民主法治的治理体制.     

善恶与教化──兼论基督教和儒学的人的理论

哲学史上长期以来关于人性善恶的讨论,仔细考察起来,乃是思想步入的一个误区。通过对基督教和儒学的人的理论的考察,我们发现,人性是人的自然属性,是先天的,善恶则是后天的,所以人性不可以言善恶。只有人的本质,即人的社会属性才可以言善恶,但抽象的谈论也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说来,人们只能说某人或某个团体的某些行为是善的或恶的。善恶的观念是通过教化而获得的,而教化又蕴含着内在悖论。所以人的理论的核心应当从关于人性善恶的虚假问题的讨论转移到对人的本质、人的行为和教化的思考上去。     

文学之用与作家良知——以《马嘶岭血案》《那儿》为例

文学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抚慰与引领,是为了让人获得向上、向善、向美的力量;作家是真理的追求者,是人类生存方式的叩问者,是现存价值的怀疑者、批判者。《马嘶岭血案》《那儿》显示了文学的真正价值与作家的可贵良知。在一些知名作家丧失了真诚、良知、责任感与艺术创造力的时候,陈应松、曹征路这两个在当代文坛并不出名的作家,通过这两部作品,显示了他们的良知、追求与创作实力,并为文学赢得了自尊。     

善政理念及其实现:一个分析框架

在俞可平教授将善治概念引入我国之后,善政理念又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内涵而言,亚里士多德对善的伦理学意义进行精确界定之后,善政理念的政治学涵义也就呼之欲出了。善政意味着为民众提供一种良善的生活,民众则成为了善政实现程度的评判者,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而言,善政理念的实现需要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加强、政治透明的进一步提高,以及民众高度的政治参与。     

论善治权力观

官德的根本内容是树立理性的公共权力观,树立这种理性的公共权力观需要转变治道范式,因为一定的权力观附属于一定的治道范式.善治作为新兴的治道范式区别于传统的统治治道范式和现代行政治道范式,是专指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进行合作管理的特定范畴;善治参与者自愿组成善治实体,构建的是公正的管理交往结构和管理交往关系、管理交往秩序.因而与善治范式相适应的善治权力观在权力起源观、权力关系观、权力运作观、权力制约观等有关权力本身的各个方面都与统治权力观和行政权力观分道扬镳,是一种公共的、理性的、人民性的在今后长时期内我们应该努力树立的正确权力观.     

“和而不同”：池田大作与艾特玛托夫的生态伦理观比较

日本的池田大作与吉尔吉斯斯坦的艾特玛托夫在探索人类的生态伦理问题上成了同路人。他们均认识到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根源主要在于科技异化．理性发展失衡;他们将人的道德的自我完善视为实现人内部精神的和谐以及人与外部自然世界扣谐的有效方式。他们的生态伦理观是二人宗教情怀的折射。但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上,池田大作比较倚重人类悲悯苍生之情;而艾特玛托夫则偏重表现动物的灵性。     

论行政体制改革与善治

善治是治理的发展,是政府和公民对公共行政事务的合作治理,其实质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还政于民;它表征着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一种宽容为本、合而不同、合而共生的互动共进关系。善治在向度认识和路径选择上为行政体制改革注入了新的力量,行政体制改革则从观念变革、制度创新两个层面对善治作出回应。     

浅析孟子性善说的三个维度

孟子“性善”之“性”,是人天赋之中可以有自我作主的成分,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是使心(以体言)在待人接物时产生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根据。孟子的性善说是一个通过性命之辨、人禽之辨、心性之辨而逐步展开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