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难点与前景

"十一五"期间,推进中国经济的平稳持续快速发展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第一,"十五"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十一五"时期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仍具有良好的条件一是中国有巨大的和不断扩展的市场;二是中国有持续的高储蓄率;三是基础设施条件已大为改观;四是劳动力资源丰富并具有一定素质.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是资源瓶颈制约的问题突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刻不容缓.为了实现"十一五"期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形成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体制和机制,与此同时,注重社会公平,全面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     

就业结构转变与城镇化的国际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我国正处于由农村人口占多数向城镇人口占多数(城镇化水平达到50%),保持就业结构顺利转变,促进可持续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一阶段经济和城镇化可取得较快的发展,就业结构的转变逐渐使各产业的就业偏差缩小,并且进入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完善的重要时期。鉴于目前的发展状况,进一步转移农村劳动力,提高非农就业比重,建立和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充分兑现人口红利的途径与措施

经济发展与人口问题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离不开人口红利的贡献。但人口红利并非可持续的,其能否被充分利用,关系到中国的经济是否可以实现持续增长。实现劳动力充分就业,消除城乡流动的障碍,提高劳动力素质,选择可持续的养老保障模式应成为促进人口红利兑现的重要途径。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城乡统筹发展

运用发展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理论讨论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认为"二元经济"是当前我国经济结构的显著特征,更是制约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稳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如何加快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化一元结构的转化是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解决城乡统筹发展是一项严峻和艰巨的任务,既需要政府在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也需要从全方位多角度跨学科的视野,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     

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及其动力机制实证分析

经20余年努力,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跨入由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实证分析显示：计划经济时期属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后进入要素-技术驱动并向技术驱动持续转变,＂十一五＂时期已取得阶段性突破。其动力机制分解说明,对外开放、科技投入、基础设施改善、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的基础仍不牢固,应采取措施,保持经济转型的持续动力,巩固经济转型的成果,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加强生态经济学研究 提高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

<正> 经济学家许涤新提出建立中国生态经济学,至今已有10年了.10年来,生态经济学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它增强了人们在经济建设中的生态意识,以生态经济规律指导社会经济建设.生态经济学亦在经济建设的实践中,得到了发展和不断完善,生态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亦初步建立起来了.当前,我国巳进入90年代的“八五”规划时期,从现在起至本世纪末的十年,是我国经济大发展的时期.为使经济建设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社会、生态能协调发展,将给生态经济学提出更高的要求和责任.本文将从加强生态经济学研究,以提高经济发展中的经济、社会、生态综合效益,提出几点看法,进行探讨.     

中国土地权演化及地主租佃、小农自耕模式的形成

中国战国之前有过"亚细亚公有制",此为井田制.而此以后,中国土地私有,出现大地产庄园经济、地主租佃经济、小农自耕经济等三种模式.至于明清,地主租佃制与小农自耕制成为土地制度主体.中国古代生产方式并非全然属于"亚细亚公有社会",至少说不典型."亚细亚公有社会"特点仅存于印度、俄国等国.     

城市化、对外开放与人口红利——中国1979-2010年经济增长的实证

运用中国1979-2010年的人均GDP增长模型并辅之以序列平稳性、协整关系和序列相关等检验的分析表明,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获取了显著的人口红利,而城市化与对外开放等制度条件因素则进一步放大和提升了经济增长中的人口红利效应。文章认为,促使乡城迁移人口由"半城市化"状态向彻底城市化状态的转变以及增加对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以提高企业对外竞争力等措施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继续获取人口红利而言至关重要。     

改革开放我国就业发展经验及展望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就业规模持续扩大,就业结构继续优化,就业质量明显改善,劳动者素质不断提升,劳动力市场制度不断完善。就业持续发展的关键动力在于市场化改革持续激活就业需求,城镇化战略推动城乡劳动力要素优化配置,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广泛吸纳城乡就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推动就业质量稳步提升。然而,在多重转型的交织过程中,我国就业发展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形势。新时代的经济发展以效率提升为基础和前提,在更大程度上依赖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推进就业岗位创造和就业质量提高。     

中国经济增长如何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型

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以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为表现的"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从二元经济发展阶段向新古典增长阶段的转变时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开始出现,靠大规模的政府主导型投资以保持经济增长速度的方式,不再具有可持续性。从经济增长理论、国际经验和中国现实等角度进行的研究发现,中国亟须通过政策调整,形成国内版的"雁阵"模型和"创造性毁灭"的政策环境,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并且从技术进步和体制改善中获得更高效率,以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向全要素生产率支撑型模式的转变。     

关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问题探析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事关农村改革发展的核心问题.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期,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一项重大决策,就是推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本文从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必要性、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形式和原则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等四个方面,全面地解析了这一重大问题.     

人口红利效应、产业升级与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

劳动力大量流入为长三角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支持,形成了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入促进了长三角地区产业升级、工业区兴起和集聚、产业带的形成;(2)劳动力流入的人口红利效应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群竞争力提升;(3)在后人口红利期,长三角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需要转型,以应对劳动力成本的增加.同时根据长三角经济发展和人口红利效应的阶段性特征,提出了促进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战略选择和整合策略.     

劳务经济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劳务经济是指劳动者通过提供自己的体力或智力服务而获取报酬收入为目的的产业经济，它是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体制下的特有产物，它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而生，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规模的扩大和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深化而不断壮大，并将在我国全面消除二元结构之时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目前在我国现阶段和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劳务经济将长期存在和继续发展。并对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人口经济效益的另类解释——我国“人口红利”研究述评

人口红利是人口学领域及学科体系的扩展部分,也是人口学界与经济学界接轨而重点研究的领域.人口红利的理论和方法创新研究主要集中在是否存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持续期长短及其人口红利消失后的隐患等问题的争论与研究上,但对符合中国国情的人口红利的判定方法与模型的适用性研究不够明确.对模型所选用的基础数据的处理和修正交待不明确,对参数选取、结果检验等还需要进一步的标准化.合理的年龄结构、丰沛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但它本身并不是人口红利产生的根本原因.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转化为经济成果,还需要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条件.如何抓住"人口红利"结束前的十几年时间调整人口战略,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     

城市土地开发体制中的增长机器与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在快速增长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土地开发体制。土地开发体制的形成，一方面有赖于地方政府在城乡土地配置中的持续在场，另一方面则依托“增长机器”实施以经营城市和土地开发为双目标的发展策略。这一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土地财政依赖、房价过快上涨等负面影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逻辑发生了根本转变，从注重效率与速度转变为更加注重公平与质量，城市土地开发体制的运行逻辑也亟待转变，必须切实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从城市地租的产生看公共住宅金融的经济基础

公共住宅金融最终目标是促进劳动力的再生产,因此公共住宅金融只能以劳动力价值而不是住宅商品价值为经济基础。城市地租不属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组成部分,不应该进入公共住宅供给成本。公共住宅供给成本只包括建筑成本、土地投资和农业地租。从历史上看,城市地租是否进入以及多大程度上进入公共住宅供给成本,取决于不同时期的政治和经济环境。城市地租进入公共住宅供给成本,既增加了消费者财务负担,又增加了政府财政负担,严重时还会诱发公共住宅金融危机。中国生产力水平低,财政负担重,应避免城市地租侵蚀公共住宅金融的经济基础。     

农业劳动力转移视角下取消农业税的政策效应分析

取消农业税作为中国农村经济领域的一项重要政策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本文首次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角度对其政策效应进行分析。通过观察中国宏观层面的农劳比指标变化,结果发现:2004年开始取消农业税以后,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进程明显加快。我们选取1999—200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的识别方法进行实证检验,证明了取消农业税对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政策效应明显,并对其作用机理进行了推测。我们认为在经济下行时期,为从供给侧提升经济增长潜力,可从进一步促进我国农业劳动力转移着手,继续推进农村经济领域的相关改革。     

中国低成本发展模式的演进、困境与超越

中国低成本发展模式指从企业或政府角度来说的"四低"发展模式,包括低劳动力成本、低社会福利成本、低产品质量与安全保证成本、低环境污染成本.其实质在于企业或政府削减其义务性必要成本来谋求利润或发展.该模式的雏形(即低劳动力成本)可以追溯到计划经济时期,但它的内涵和外延在改革开放以后扩大了.低成本发展模式在带来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也造成大量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并陷入发展困境.要实现中国产业升级、社会转型和提高制度竞争优势的目标,客观上要求政府和企业超越低成本发展模式,实行协同式发展战略.     

农村改革对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

自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举解决了农业生产缺乏激励的问题之后,在40年改革开放时期,农村改革乃至整体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赋予农民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利进行,使农村劳动力得以不断退出生产率低的生产活动,日益充分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流动,并依次进入生产率更高的生产活动。这个过程表现为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就业份额的下降,背后的逻辑则是资源的重新配置,导致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并因城乡就业更加充分带来全体居民对改革发展成果的分享。中国以农村改革为历史起点和逻辑主线的这一改革发展分享历程,完整检验了发展经济学的诸多理论预期,堪称二元经济发展的经典案例。按照相同的逻辑,以解决"三农"相关问题进而变成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为导向的进一步改革,应该继续围绕消除妨碍资源有效配置的体制障碍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