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非制度化利益表达原因探微

伴随中国社会的不断分化,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农民作为利益群体之一也要通过一定的渠道来表达自身利益。农民由于经济、社会地位低下,组织化程度低下,政府与农民之间沟通渠道的阻塞,权利救济程序的阻塞和复杂化等诸多原因,导致农民选择非制度化利益表达方式。     

完善弱势群体利益表达机制的对策思考

当前我国弱势群体利益表达存在利益表达意识缺乏、利益表达渠道不通畅、利益表达方式不尽合理等诸多缺陷.对此,应从提高弱势群体自身素质,增强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意识、拓宽表达渠道、规范利益表达方式、提高弱势群体组织化程度和经济地位等方面来解决.     

基于利益表达制度化的群体性事件防范

利益表达是利益主体旨在影响政府决策而通过一定渠道将自身利益诉求表达于外的行为,其结构包括表达主体、利益诉求、表达渠道。近年来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实质上是一种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其产生原因缘自利益表达制度化建构的缺失。利益表达的制度化建构需要保障集会游行示威权、改造信访制度、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等,从而增强制度对利益冲突的容纳能力,并为利益冲突提供制度化的解决方式。     

新生代农民工非制度化利益表达与城市公共安全

在成功案例示范与鼓励下,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损后往往选择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从而给城市经济发展、社会安全以及民主法治进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之所以采取非制度化方式表达其利益诉求主要源于制度化渠道的"形宽实窄"以及现行城市管理存在的"制度歧视"。唯有采取针对性的举措,我们才有可能减少该类表达行为的发生,从而提升城市公共安全水平。     

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农民工利益表达可以促进社会和谐,提高农民工维护权益的能力,也有利于政府的科学决策.当前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存在缺乏平等的利益表达身份、主体化的利益意识、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表达组织等问题.完善农民工利益表达机制应增强农民工的利益表达意识、提高利益表达技巧、扩展利益表达渠道、建立规范的利益表达组织.     

论我国农民政治参与水平的提高及其效应

农民的政治参与对农村的政治发展意义重大。要不断提高农民的政治参与水平 ,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我国农民的政治参与机制 ,不断拓宽农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使农民利益的表达制度化、有序化 ;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 ,尤其是农村政治文化建设 ,提高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 ,提高农民的参政议政水平 ;鼓励和正确引导农民有序地进行政治参与 ,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 ;要尽快提高我国农村干部的整体素质。     

从弱势群体结社权看我国结社自由宪法权利的实现

作为现代社会一种制度化的民主政治权利,充分主张的结社自由权是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的提升过程中逐步得以实现的.现阶段,我国宪法赋予的公民自由结社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项声明性的权利,尚未得到实体法的保护与主张.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社会利益分化和利益群体逐渐形成,弱势群体社会权利贫困开始成为必须直面的社会现象,其权利表达渠道的缺失和表达手段的缺乏成为制约其有效维权的主要障碍.如何在制度层面保护社会弱势群体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并提高其自身争取利益的能力,本文认为,实现弱势群体有组织政治和社会参与尤其是其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和追逐渠道的建立,是改善其弱势地位的必要条件.     

农民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一场利益的重新调整,一些隐藏着林权矛盾的村庄在改革后出现了农民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大量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现象,对农村社会稳定造成消极影响。文章以闽西北J县为主要研究个案,剖析了体制内常规救济渠道不畅导致失山农民抗议性参与和暴力参与,提出构建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和有效的利益均衡机制,在制度安排视角上增强政治合法性。     

利益诉求视角下新农村社区发展研究

新农村建设要实现农民利益的时空拓展、维度深化、内容系统和序列优化,必须实现农民利益的多维诉求.基于新农村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诉求的价值分析,建立健全法律、法规,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改革社区管理模式,拓展农民利益诉求的渠道,创新农民利益诉求的方式,培育农村社区文化,提高农民利益诉求的立体化和系统化,实现农村利益诉求主体、利益诉求内容和利益诉求载体的互动.     

资本下乡中利益冲突的类型及发生机理研究

工商资本大规模下乡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下乡中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利益冲突,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转、生产经营和收益分配等三个环节,根源在于分配规则模糊性。界定新增利益的明晰规则缺乏,为强势群体策略性分配利益提供了行为空间;基层政府和下乡资本更易结盟以合谋利益,农民利益严重受损;抗争成为农民的理性选择,利益冲突愈演愈烈。利益冲突的有效治理有赖于促进规则系统与资本下乡的有效调适,明晰规则以压缩策略性分配的行为空间,减少基层政府对资本下乡的过度干预,重构激励体系以瓦解谋利联盟,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以改变博弈势力结构,构建制度化维权机制以实现动态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