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和他的《龟虽寿》

自从明代作家罗贯中写了一部《三国演义》以来,人们都知道了“三国”时有一个著名的奸狠毒辣的反面人物白脸曹操。不管是“肆意歪曲历史”,还是“肆意丑化曹操”,反正流传了几百年,人们都知道曹操是白脸的。正象鲁迅说的那样,“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志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一位花面的奸臣……。”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郭沫若同志根据历史事实才给予这位白脸曹操翻了案,换成红脸的,恢复了他叱咤风云、卓而不群、除残去秽、定乱扶衰、统一北部中国的英雄面目。     

《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曹操是成功的艺术典型

由郭沫若同志发难翦伯赞同志响应的替历史上曹操翻案工作,近几个月在国内学术界鼓起了轩然大波,这是大有益处的学术讨论,根据郭、翦和其他学者的意见,至少曹操对中国社会发展曾起过好作用,历史上的曹操不应一笔抹煞等等,看起来是没有疑问的了。讨论历史人物曹操,不免涉及《三国志通俗演义》和舞台的曹操,郭沫若同志认为《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没有历史的真实性和艺术的真实性,认为迟早要把其中被“歪曲”了的曹操案翻过来,他说:     

评郭沫若同志的《替曹操翻案》

一九五九年一至五月,郭沫若同志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第二篇是《替曹操翻案》,第三篇是《中国农民起义的发展过程》三篇文章都是因为作者在话剧《蔡文姬》里面把曹操作为正面人物来处理,改变了《三国志演义》和传统戏曲里的曹操形象,所以写点历史论文来替曹操“翻案”,同时也替话剧《蔡文姬》作点宣传。 这三篇文章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笔者当时也参加争鸣,写过《罗贯中为什么反对曹操》一文,不同意郭沫若同志对《三国志演义》中曹操艺术形象的否定,但对于历中人物的曹操也未深入研究。后来,因为写《曹操评传》,研究了东汉末年的历史,也     

试论曹操性格的二重组合——读《三国志通俗演义》断想之一

《通俗演义》中曹操二重组合的性格,不仅表现在小说具体的描述中,即事件的历史进展中,更集中明显地反映在罗贯中的小字批注中。深入分析至今尚未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小字批注,可以掌握和了解作者对于曹操二重组合性格认识的完整信息。《通俗演义》中的小字批注,除了章培恒马美信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前言》中较详细地运用于小说成书年代的考证之外,这些宝贵资料尚未运用于小说的内部研究。对照作品的实际描写和小说中的小字批注、引用诗文,我们是可以进     

曹操文学形象的复杂组合刍议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是集功罪善恶于一身的乱世英雄。本文通过对曹操的详细分析,揭示曹操艺术形象的魅力。在中国小说史上,曹操是一个复杂而又成功,让人着迷而又令人困惑的艺术典型,其巨大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其性格的复杂性,集忠奸、善恶、美丑于一身。     

害才爱才适得其反 叙胜叙败情理殊非——《三国志通俗演义》曹操形象塑造的“亦颇有失”

《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称《通俗演义》)是我国优秀的古典小说,曹操形象是其中最为生动的一个。但是,如同鲁迅曾经指出的:“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曹操形象的塑造也存在这个问题,有的地方甚至还适得其反,本文试析明显的几例。一、曹操的“(?)才”与“爱才”读罢《祢衡裸体骂曹操》,对于祢正平之死,作者几次安排曹操承认自己假人之手:“祢衡辱吾     

论曹操的“奸”与“雄”

曹操是小说《三国演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奸雄”是曹操的主体性格 ,却不是他性格的全部 ;他的性格非常丰富和深刻 ,是由多种情致和各种才能构成的。仅就他的主体性格 ,也由“奸”与“雄”两个方面构成 ;他既是一个“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绝代奸雄 ,又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二者互为条件 ,相辅相成 ,“成雄”是其目的 ,“施奸”是其手段 ;不“奸”难以成“雄” ,为了“成雄”则不择手段。小说不仅写了他“奸”的一面 ,更写了他“雄”的一面 ,还写了他的其他性格特点 ,使曹操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少见的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形象     

版本不同 实质未变──也谈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基本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别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与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     

曹操“七十二疑冢”辨

社会上流传:曹操奸诈,感到生前没做好事,死后会有人挖他的坟墓 遗命设了七十二疑冢,使后人莫知真墓所在,以逃尸骨遭诛。这种传说,可见之于下列各书: 一、元·陶宗仪《辍耕录》卷二十六“疑冢”篇载:“曹操疑冢七十二,在漳河上。宋人俞应符有诗题之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发尽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此亦诗之斧钺也。” 二、明·罗贯中《三国志演义》第七十八回载,曹操临死时,“……又遗命于彰德府讲武城外,设立     

曹操并非“奸雄”

凡读过《三国演义》这本旷古奇书的人一定都曾领略过曹操的风采，而善于评论人物的许邵又给曹操扣上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帽子，从此，曹操被迫戴上了“奸雄”这项“桂冠”。千百年来，为人“津津乐道”。但我则认为，曹操这所谓的“奸雄”并不“奸”。[第一段]     

版本不同 实质未变——也谈罗、毛本中曹操形象的基本倾向

《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曹操形象,分别在与十常侍、董卓等和与刘备等的价值对比中,形成了独自的性格体系。当这种性格的有机组合体已经完成,并在作品结构中定位以后,后人对作为由无数情节与细节组合而成的性格发展史的点滴增删,不可能使之在实质上改变人物性格的主要导向,因而也不会出现两种版本、两个曹操的问题。毛纶、毛宗岗父子在对该书进行修改、评点时,没有改变罗本的结构框架,没有将曹操形象的基本性格因素进行变性处理。虽然强化了正统观念,但艺术逻辑始终置于首位。片面夸大个别改动对形象的实质影响,夸大诗文评语对形象本身客观意义的干预作用,就难免失之偏颇。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所塑造的曹操

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今存最接近罗贯中原著面貌的一个刻本(说见拙作《<三国演义>成书年代考》)。这个本子所塑造的曹操,同毛宗岗的修改本是不尽一样的。由于毛本对明代《三国演义》的传本有很多的改进,成为清代以来最通行的本子(解放后刊印的《三国演义》也是这个本子),所以学者们研究《三国演义》,大多根据这个本子。但我认为,许多研究者根据这个本子的描写,再加上受到活在戏台上的形象的影响(戏台上的曹操是个白脸奸臣,比起毛本中的曹操,又简单化了),把曹操说成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物,以为在他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各种恶德,是有点偏颇的。事实上,在嘉靖本中,作者对曹操并没有全盘否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别论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构成了一个千古不朽的艺术典型群。诸如曹操、诸葛亮、刘备、关羽、张飞、孙权、周瑜、鲁肃等,都给人以血肉丰满、栩栩如生之感。对此,人们已经研究得很深入了,尤其是人物性格的鲜明性,更是研究得非常透彻。本文只就其中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发展性,略陈孤陋,是谓“别论”。典型的性格都应是多样化的有机组合。《三国演义》的人物性格并非抽象单一,而是很丰富的。已故学者傅继馥同志在《类型化艺术典型的光辉范本》一文中曾说:“《三国志演义》人物的主要特征,绝大多数是某一道德品质的典范的表现。例如,曹操的奸、诸葛亮的忠贞、关羽的义、刘备的     

《三国演义》(毛宗岗本)中的曹操也是正面人物形象

曹操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具有雄才大略、颇有作为的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当时社会和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都是有贡献的。这在史学界大概已成定论。但《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却还在被误认为是个“粉面奸臣”,这实在冤屈他了。其实,我们细读《三国演义》,再和陈寿的《三国志》以及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对照来看,可以发现,《三国演义》中的曹操也并不是个反面人物,而是基本上属于功过并存,功大于过的正面人物。 如众所知,《三国演义》材料的主要来源,是陈寿的《三国志》和裴松之的注引。我们细读《三国演义》,不难发现,有关曹操的叙述与描写,在许多重大事件和情节上,甚至包括某些细节,是基本上忠实于《三国志·武帝纪》和裴松之注引的史实的。陈寿     

曹操新论──兼论《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塑造艺术

曹操新论──兼论《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塑造艺术王同书很长时间人们总将名人曹操之所以变成白脸大奸臣，看成是由“三国戏”和《三国演义》造成的，包括苏轼等著名文人都持此见，好象《三国演义》里的曹操让人们深恶痛绝，因而到了新中国诞生初期，出现了著名的《替曹操...     

得人才者得天下——诸葛亮的失误

诸葛亮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虽然与诸葛亮有世仇，但他在《三国志&#183;蜀书&#183;邓芝传》中还是能客观地评价：“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三国时期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曹操青梅煮酒论英雄，手指着刘备和自己说：“今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其实当时的英雄远非曹刘二人。曹操论天下英雄时，诸葛亮还未出山；另外，曹操所论对象着重于与自己地位相当的各方军阀，     

曹操《短歌行》为谁而作

四十年代出版的《国文月刊》,曾经刊载某教授的一篇文章,认为曹操《短歌行》(对酒当歌)中有“越陌度阡,枉用相存”的句子,是为刘备而作。近年出版的《曹操集译注》,又认为此诗“写作时间当在赤壁之战以后”,并把“枉用相存”的“枉”字,解为“空”的意思,哀叹自己主跑了一些阡陌。其实,“枉”是屈就的意思。《战国策》的韩策,有“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的句子,和“枉用相存”的意思相同。 如果要用曹操的事迹来推测,我认为此诗似为邴原而作。《三国志》卷十一引《邴原别传》说:     

曹操身体力行《内戒令》

千百年来，曹操曾被一些封建卫道士诬为“篡逆者”，以至于他在许多戏曲中的形象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他在《度关山》一诗中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一生一贯奉行的准则，并专门为此颁布了《内戒令》。     

《三国》有余韵 虚实相混成——《后三国石珠演义》考论

有人说:“小说无不可续者,独《三国演义》根于历史,不可续也。”其实不然。早在康熙间,刘廷玑就提到:“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东西晋演义》亦名《续三国志》,更有《后三国志》,与前绝不相侔。”两晋为三国历史之自然沿续,《东西晋演义》题名“续三国志”,固无个可,但真正称得上《三国演义》续书的,则有题“西蜀西阳野史编次”的《续编三国志后传》十卷一百四十回和题“梅溪遇安氏著”的《后三国石珠演义》三十四回。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后三国”     

正统观念与《三国演义》

众所周知,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刻划的曹操是篡汉的逆臣,“乱世的奸雄”,而刘备则是扶汉的真主,拨乱的雄杰。书中处处以“汉贼”垢骂曹操,以“帝胄”赞誉刘备,其封建正统史观昭然可见。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既然罗贯中认可《三国演义》(应是《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编次”“陈寿史传”的,理当按陈寿的三国正统史观进行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