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的祈寿风与祝嘏辞

周代盛行祈寿之风,始于武王,迄于战国.周人不但在祭祀仪式中举行祈寿祝嘏,还将祈寿的祝嘏辞浇铸于祭祀或日常生活用的青铜器上；不但为自己祈寿,还在多种场合为君王、家人或朋友祝寿.周人祈寿的对象主要是祖先神,祖先神由天帝授权管理子孙寿命.祈寿嘏辞中,“万年”出现最为频繁,“眉寿”次之,“万年无疆”再次之.祈寿嘏辞可分为三类,在产生年代上有一定的规律性.长期的祈寿活动为战国时不死观念和神仙观念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     

清宫萨满神辞刍议

清代宫廷的萨满祭祀是萨满教研究的重要内容,萨满神辞则是清官祭祀仪式中的核心。乾隆十二年（1747）《钦定满洲祭神祭天典礼》颁布,清宫萨满从此便以固定的神辞诵唱神灵。本文探讨了清宫萨满神辞形成的原因,并分别解析了汉文本和满文本神辞的特点,展示了清宫萨满神辞的真实面貌。     

《诗经》祭祀诗的诗体变迁与程式化叙事探论——以“尸”之主题为个案

搬演受祭祖先的尸存在于祭祀全过程。与此相关,《诗经》祭祖诗中存在大量尸之主题。这一主题在《颂》中消隐,在《雅》中或显或隐于嘏辞而大量存在,祭祀诗和祭祖仪式的张力关系决定了尸之主题的呈现,进而影响了《诗经》诗体构型和结撰技术的发展。     

论汉魏六朝仪式歌辞的文化功能与传播特点

仪式歌辞是为满足封建王朝各种仪式活动需要而创作音乐歌辞,因其满足仪式活动之需的特殊功能,内容上强调其与仪式活动符号象征的一致性,形式上多采用典雅的四言正格,在传播方式上呈现出程序性、依附性、组织性和共时性特点。仪式歌辞特殊的文化功能和传播特点决定了其传播效果的局限性,在传播范围的拓展性、传播时间的延续性方面均不能与娱乐歌辞相比,人们对仪式歌辞的接受,也主要是从其内容的“象征图式”和“意象结构”出发的,是否美听悦耳不是接受重点。     

《周易》卦爻辞非歌谣考

在《周易》原初的占筮语境中,筮法的控制使卦爻辞与卦爻象一一对应,不存在叙事主体以及完整的叙事结构,因而卦爻辞绝非歌谣式的叙事。卦爻辞和歌谣的异质性决定了两者迥异的传播特征。两者的专名“繇”与“谣”在先秦不相混用。目前学界根据卦爻辞与歌谣形式上的相近,普遍将卦爻辞定性为歌谣,并尊之为中国诗歌先导,其探求思路的合理性或值得商榷。     

《大雅·既醉》之“祝”角色分析及其“致福”对唱

《大雅·既醉》以"致福"为核心的"祝嘏"文体特征,彰显其特出之仪式性。诗体结撰中之问答结构揭示了"祝"角色的复数性,"祝"在周代祭祀仪式中居沟通人神之职,其于本诗中以隐身姿态直面在场之"尔"。"尸"扮演神而未直接向祭祀者"致福",通过"祝"为"尸"代言,其"致福"内容以问答对唱之形式展开,揭示周代礼制下人神沟通之仪式搬演性。     

先秦文献中的歌辞记录——古代歌辞文献研究之一

笔者在文献疏理的基础上大致区分了先秦散文中的韵语、韵语短章和歌辞三种文本记录形式。通过对韵语短章诸多名目(如“语”“辞”“谚”“铭”等)的具体考证,理清了先秦歌辞记录的文本特征。发现先秦文献中歌辞名目繁多,其产生和演变与礼乐制度息息相关;具体的音乐表现方式和歌唱内容反映出当时音乐与文学全面结合的盛况。其中对“辞”的考证为《楚辞》命名缘由提供了新的证据,对歌唱方式的疏证为重新理解“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等经典文句提供了新的角度。笔者认为不是所有的韵语都属歌唱之辞,只有用韵规范、句式较稳定且有歌唱记载或说明的韵语才可判为歌辞;“诗三百”是专门的歌辞结集,而非专门的歌辞记录则有纪事、引用和专录三种文本类型,其中纪事一类往往涉及具体的歌唱活动而最具研究价值;同一歌辞多有不同的记录文本共存,异文之中隐含的信息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歌辞记录方式与相关音乐现实的交错和层积。     

卜辞命辞的构成分析

本文通过对命辞的几种常见形式及其变化形式的描写分析,支持了命辞的性质是问句的传统看法.同时,对对贞形式的命辞提出了新的解释.     

汉魏六朝燕射歌辞考论

汉魏六朝燕射歌辞有源自《诗经》中的曲目、上寿场合的四会曲辞、飨宴场合的鼓吹曲以及晋与南朝时兴起的四厢曲辞等,呈现出上承先秦,下迄隋唐的历史跨度.其歌辞内容在主宾关系、歌颂主题和歌颂对象上发生了变化,句式也发生了由杂言为主到四言为主的改变,此外风格亦由欢欣热闹变为庄重严肃.汉魏六朝飨宴之礼对燕射歌辞的创作主体和歌辞功能的变化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飨宴之礼的延续促使创作群体的皇权化、制度化;飨宴礼制的建立明确了宴会上的尊卑官阶,燕射歌辞则成为等级秩序的文本反映.随着飨宴之礼的演变,作为文本的燕射歌辞也随之变化,且成为飨宴之礼发展演变的有机组成部分.     

汉乐府挽歌歌辞考论

汉乐府中存有一些当时用于演唱的挽歌曲目,如《薤露》、《蒿里》、《梁父吟行》等。这些挽歌歌辞能够在丧葬活动中实际演唱的情况,一改先秦"禁乐"的丧葬制度,佐证了汉代挽歌送葬的丧葬礼制。汉代挽歌之所以能够纳入丧葬礼制中,一是与董仲舒提出新的儒家礼乐观有关,他否定旧礼,为民间存在的丧仪风俗争得了合法地位;二是因为汉代挽歌具有一定的仪式功能,如安慰死者,规范活人的行为,维护上下尊卑的秩序等。     

先秦天子大祀牺牲考

先秦时期(主要是周代)只有天子才有资格主祭的天、地、宗庙大祀及有关牺牲的礼法仪制主要有如下六项:(1)选牲,行于正祭的三个月之前,有角体、毛色、牝牡、大小四方面的要求;(2)养牲,将入选牺牲系养于特别洁净的牲牢,直至正祭,历时三个月;(3)省牲,正祭之日前一天的晚上,对牺牲再次进行全面的检查;(4)迎牲,正祭之初天子亲自将牺牲迎至祭祀场所;(5)杀牲,天子礼仪性地射牲或宰牲,以示亲杀;(6)荐牲,含有荐血、荐腥、荐熟等礼事.     

试论当今的语言暴力现象

从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这两个方面对当今的暴力现象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前者在校园语言、体育界用语、社会用语以及文人用语等中都有十分明显的反映,而后者则主要表现为沿用文革时期流行的暴力词语和大量使用詈骂性言辞这两个方面,文章呼吁人们同这些现象进行斗争,以求得语言的和谐。     

《诗经》祭祀诗中的祭品

祭祀是先秦时期的一项重要活动 ,《诗经》中有许多写祭祀的诗篇。在《诗经》的祭祀诗中 ,当时的人们在充满虔敬的心情中 ,把酒醴、牛羊、植物等祭品奉献给上帝和先祖 ,期盼着他们降下福禄。祭品的不同 ,不仅反映了不同部族的生活习俗 ,传达了农业文明对中华民族的巨大意义 ,并暗示了礼的起源。剖析这些献给神灵的祭品 ,为解读当时社会的典章制度、生活习俗提供了许多例证 ,能深入到民族原始心理的深层 ,站到《诗经》的时代去理解《诗经》。     

梅山民俗中的鬼节文化与古代的秋尝祭祖仪式

梅山地区的人们十分迷信鬼神,崇尚天命。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鬼神和天命,所以祭祀活动较为频繁。其目的是为了求得鬼神的福佑,免去灾祸。在梅山地区,一年之中祭祀活动最普遍最集中的时间是在农历七月半,俗称鬼节。关于鬼节的来由,传统上有道教的中元节说和佛教的盂兰盆节说两种观点。鬼节文化是儒道释多元文化杂交的混血儿,古代的秋尝祭祖仪式是其重要源头之一。     

广西玉林寒山庙会民间信仰文化试析

寒山庙会是广西玉林地区一个极具地方特点的庙会。寒山庙会最初产生的原因是农耕时代的人们为了求雨而进行的祭祀仪式,而后人们的祈福愿望开始演变为求子、求财、求姻缘等。庙会作为宗教文化的载体之一,有其积极的社会功能。     

论中国早期的自然崇拜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 对自然界的敬畏产生了自然崇拜, 而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又使自然崇拜成为早期人类的精神支柱之一。中国的自然崇拜有多种自然神形象和完整的祭祀仪式, 并对人们的生活产生深远影响。     

闻一多和《九歌》研究

闻一多的《九歌》研究 ,将传统“小学”考据方法与西方文化人类学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认为《九歌》作为文化典籍在其流变中经历了由“神话”到“经典”、由“宗教”到“艺术”的发展 ,这是一个从以娱神为目的的巫术礼仪 ,到礼乐教化的歌舞仪式 ,从“祭坛”到“舞台” ,从“祭仪”到“戏曲”的文化史演变过程。由闻一多《九歌》研究开辟出来的人文关怀视野和舞台美学的感悟和领会之途 ,在《九歌》和《楚辞》研究史上功不可没     

壮语■jou~5与泰语ju■~5的语法化差异分析

壮语和泰语同属汉藏语系侗台语族语言。壮语■jou5和泰语ju■5虽是同源,都能用做动词或介词,与汉语"在"意义相当,但是二者的语法化趋势却截然不同,即泰语ju■5具有"进行体"、"持续体"的语法化特征,壮语■jou5则没有。而泰语ju■5的语法化特征又能从中古汉语"在"的助词用法中得以反映。泰语ju■5的语法化特征应是包括壮语■jou5在内的早期侗台语的语法特征之一。只因壮语■jou5深受汉语影响,被迫与汉语"在"的语法趋同,远离汉语影响的泰语ju■5则仍保留着古侗台语的语法特点。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及其文化意义

语类文献是上古时期一种载录“善言”的文体,它们因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致使其生成方式存在差异。最初的语类文献大都源于仪式,但周初经过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导致宗教仪式蕴涵更多的理性因素,《尚书》是其典型。周代政治实践特别重视道德理性,盛行规谏风尚,于是出现政典型语类文献《国语》。春秋时期的学术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私学盛行,导致教学型语类文献《论语》的出现;一方面私人撰述风气流行,于是产生著述型语类文献《老子》。     

当代德语中的中文外来词及其发展趋势

不同语言文化互动交融而形成的外来词现象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德语中的中文外来词现象进行研究,就是追溯中德文化交流的过程并探求其发展趋势。在当代德语外来词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中文外来词至今在国内外学界仍未得到完整的梳理和分析,运用计量语言学方法对德语中的中文外来词现象这一文化互动结果进行分析后发现,早期进入德语的中文外来词发音多源自粤方言,主要通过英语进入德语和其他欧洲语言;当代德语中的中文外来词则呈现数量持续上升、拼写方式向拼音化转变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