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藏文《格萨尔》与蒙文《格斯尔》的关系

本文深入探讨了国内外格学研究的一个热门课题——藏文《格萨尔》与蒙文《格斯尔》的关系。认为《格萨(斯)尔》首先发祥于藏族,是藏族人民的英雄史诗;藏文《格萨尔》是蒙文《格斯尔》的本源;蒙文《格斯尔》是藏文《格萨尔》的蒙古化,二者虽然存在着渊源关系,然而,蒙文《格斯尔》绝不是藏文《格萨尔》的翻版,藏文《格萨尔》经过蒙古族人民的再创造,已经发展成为一部具有独立完整体系的蒙古族英雄史诗《格斯尔》。     

试谈编制蒙文图书分类大纲

《中图法》对民族文献所设置的类目少,有的无细目和说明,注释前后矛盾,随意性很大,有些类目对少数民族图书分类没有权威性。从分类角度分析,使用《中图法》分类蒙文图书时,存在“四易四难”的问题。凡是分类“难”的图书都具有蒙古文献载体的特点。针对《中图法》（ 第三版） 的缺漏,使用《中图法》分类蒙文文献时,从实际出发采用（ 一） 蒙文古籍分类借鉴《蒙古文古籍总目》分类大纲;（ 二） 新书相关的目录体系可参考以下分类法：（１） 扩展类目;（２） 改换专类复分表,充实《中图法》的不足之处。从有什么文献就应有什么文献分类法的实际出发,编制符合蒙文图书的《蒙文图书分类法》是客观需要     

论诗绝句的集成与绝唱——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的批评史和文体史意义

陈融《读岭南人诗绝句》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系统清理和记载岭南诗人诗事及有关史事,表现出明确系统的载记乡邦文献、传承地方文化意识;对某些珍稀文献和重要史实进行准确记录和中肯评述,留下重要的文献线索,澄清重要的历史事实,补苴了以往载记之不足。《读岭南人诗绝句》还表现出相当明确的批评观念：以爱古人而不薄近人的评判态度,力图全面详尽地展现岭南人的诗歌创作风貌;以明确的价值判断标准和诗学评骘尺度,表现出对岭南诗人诗作某些核心价值的深度认可或期待;以通达的眼光和明确的诗史意识,对各派诗人与各种人物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以存人事与史事之真实;注意记载和考辨与岭南诗坛相关的非岭南人物或事件,表现出明晰的中国文学与文化整体意识。《读岭南人诗绝句》是中国历代论诗绝句的一个精彩总结,不仅在岭南文学批评史、文体史和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批评史、文体史和文学史上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成就,堪称中国历代论诗绝句的集大成之作。     

蒙古史研究概述(续)

2、蒙古时代中期 (1)蒙文史料进入17世纪以后,出现了各种蒙文编年史。这些蒙古史文献讲的都是西藏佛教在蒙古地区传播的历史,写作形式也都沿袭了西藏佛教源流史(藏语称:却迥)的体裁。蒙文编年史的作者如果是蒙古人,那么有关蒙古地区内部情况的记载便很详细,但也往往互相矛盾,要     

敦煌文献与唐代吐蕃史的构建

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献中,有不少都是吐蕃统治敦煌时期(786-848年)的作品,就其使用的文字而言,主要有两类,其一为古藏文文献,数量约在12000件左右;其二为汉文文献,数量也非常可观.与吐蕃王朝历史有关的文献数量虽不是很多,但非常重要,如<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用编年的形式记录了吐蕃王朝每年的大事,包括会盟、狩猎、征战、税收等,成为唐代吐蕃史研究的基础.敦煌写本中与社会经济、宗教信仰相关的文献数量也很多,为唐代吐蕃社会史、宗教的研究与构建提供了丰富而珍贵的史料,可补充或印证汉文史籍及后世藏文文献的记载.     

对我国托忒蒙文文献研究的展望

对托忒蒙文文献的研究,在国外已有将近二百年的历史。可是在旧中国,托忒蒙文文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出版从未得到重视,散失了大量的托忒蒙文文献。解放后,情况有了根本变化。最近十多年来,国内一些同志写了不少有关准噶尔史方面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主要是以汉文文献为依据,并着重于历史人物评价,而对准噶尔内部社会制度、部落变迁等根本性问题则基本没有涉及。1964年,苏联著名蒙古史学者兹拉特金写了     

笔记体作品与城市史研究——以《汉口丛谈》的人物资料为例

《汉口丛谈》是清代学者范锴所著的一部有关武汉地方历史的笔记体作品,其中记载了100多位与武汉相关的人物的资料。这些人物包罗广泛,有社会上层的官员、学者、士人等,也有社会下层的乞丐、妓女等。人物资料的来源包括:辑录于其他文献资料,当时人的著作,人物的文学作品,当时人的口碑资料,这些人物与作者的交往资料等。《汉口丛谈》记载了各阶层的人物,为人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人物资料。有的人物比其他文献中的记载更为详尽,有的人物因其口碑资料、与作者的交往资料的运用,增添了其他文献中所没有的资料,人物形象也更加生动,显示出《汉口丛谈》作为笔记体作品在城市史研究中的独特的文献资料价值。     

中央亚古代文献的布里亚特搜集者

19世纪至30世纪初,布里亚特的文化启蒙人物经常注意收集中央亚民族的中世纪书面文献,其中包括蒙古人和藏人的作品。第一位布里亚特学者道尔吉·班扎罗犬(1822—1855年)曾于1847年在彼得堡编纂了亚洲博物馆藏东方抄本及刊本目录(见班扎罗夫的《文选》,莫斯科,1955年)。为开展蒙文和藏文书面史料收集工作做出重人员献的学者有俄国著名东方学家A.M.奥登堡、A.M.波兹德涅耶夫。而布里亚特的著名收集活动家有Γ.Ц.齐比科夫(1873—1930年)、Ц.Ж.扎木察朗诺(1880—1637年)、Б.Б.巴拉丁(1878—1637年)。受俄国地理协会的派遣,齐比科夫1899—1902年曾赴西藏旅行考察,带回333卷藏文刊本。1905年他又赴中国为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的东方研究所收集蒙文和藏文刊     

《晶镜史》的沙格扎译本

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着一部著名手稿,题为《善说诸宗教源流及教义晶镜史》,抄在两大本笔记本上。作者是安多学者土观罗桑却吉尼玛(1737—1802年),这是一部著名的历史哲学著作。藏文原著成书于1802年,在贡龙寺印刷,以木刻本行世,蒙文译本题为《晶镜史》。后来在大库伦的达什却普勒寺再次印行,质量精美,超过贡龙寺本。现在,蒙古科学院语言文学研究所收藏的即是这个本子。土观的《宗派源流》在西藏和蒙古的     

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概要

中华法系中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族演化史相伴而生, 并不局限于藏族发展的特定历史阶段, 也不专指具体的某部成文法典, 而是涵盖上至唐代吐蕃王朝下至涉藏地区民主改革之前, 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法律格局和国家法、地方法、宗教法、习惯法交叉调整的规范样式。藏文世俗法典主要有吐蕃时期的吐蕃本土的法规碑文、 敦煌藏文世俗法典文献、《三十六章法典》, 帕木竹巴时期的《十五章法典》, 藏巴王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甘丹颇章时期的《十六章法典》《十三章法典》《十二章法典》等不同写本文献。不同时期制定颁布的藏文世俗法典与藏文史籍中藏文世俗法典文献材料之间有相互补兩的作用。这些材料从不同时期、不同个案、 不同教派、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不同背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藏文世俗法典制定颁布及实行状况。这些规范是附随历史的脉络递进形成的,在内容上涉及刑事、民事、行政、宗教、政治、军事等方面, 呈现出较强的多元性与互补性, 并在实践中发挥出法律的功能。历史上,藏文世俗法典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边疆稳定、稳定民族内部关系、促进涉藏地区经济繁荣、推动与周边地区交往等方面产生了积极作用。     

吴忠信与西藏

吴忠信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共八年(1936年8月～1944年8月),他通过对西藏制订治藏法规、入藏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设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理九世班禅喇嘛返藏以及灵童转世等活动,对西藏的治理作出了巨大贡献.     

近三十年来蒙藏关系史研究评述

蒙藏关系史研究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蒙古学界和藏学界比较重视的课题。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整体研究、关于蒙藏早期交往、藏传佛教与蒙藏关系、蒙古族在蒙藏关系中的地位等方面。梳理、评述研究成果，对该问题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诗镜论》研究概述

公元 7世纪印度古代文学理论家檀丁所撰诗学理论著作《诗镜论》译为藏文以后 ,藏族学者争相传习 ,蔚成风气。它和藏文古体诗的创作相结合 ,经过漫长的发展道路 ,已经成为藏族文学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传入蒙古地区以后对蒙古族古代文论产生了巨大影响。蒙古族喇嘛学者用藏文撰写诗镜论注释和诗例 ,极大地促进了它的传播并扩大了其对蒙古文学的影响。这些注释著作作为蒙古族古代书面文论文献的最初篇章在蒙古文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蒙古创世神话的佛教神话文化影响

在蒙古文献记载和民间口头流传的创世神话的诸类型,颇受佛教神话或信仰佛教的印度等跨国民族和藏族等国内兄弟民族神话影响。这是因为蒙古族在皈依藏传佛教过程中,佛教或上述信仰佛教民族神话影响了蒙古神话,从而蒙古族创世神话蒙上佛教或信仰佛教诸民族神话文化色彩。     

蒙古族与藏族的天体神话与天神信仰的比较研究

历史悠久的蒙古族和部分藏族均以游牧文化著称于世,他们所创造的天神体系的神话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蒙古族的天神神话和藏族的天神神话从神话体系和天神信仰等方面进行比较,可以看出蒙古族的敖包祭祀和藏族的拉资都是天神信仰的表征,由此可以总结游牧民族天神神话的特征。     

谈蒙古族佛教绘画及法舞、法乐艺术的审美

佛教绘画及法舞、法乐是以艺术形象和艺术手段为其信仰服务的宗教艺术。它起源于印度和西藏,伴随着藏传佛教及其寺院的建立,而传入蒙古地区的。由于受到蒙古族社会生活的影响,受到蒙古族传统美学思想和艺术风格的影响,逐渐形成了具有蒙古族特色的佛教艺术形式,在蒙古族艺术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蒙古族佛教劝善故事浅论——以“还魂人的故事”为例

佛教劝善故事“还魂人的故事”是随着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的,其中《乔吉德仙女传》和《古苏喇嘛传》在蒙古族中的影响相对深远。这两个“还魂人的故事”与古代蒙古法律文献之间具有诸多可比之处,特别是在保护喇嘛阶层特权方面,佛教劝善故事和古代法律文献之间是互为表里的。     

蒙古因明浅论

因明学是古代印度以逻辑思想为主要内容的认识理论。因明随着佛教的传入以佛教典籍的译介方式传入蒙古地区并与蒙古族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形成了有别于藏传因明和汉传因明的蒙古因明。蒙古因明属于藏传因明,它是在蒙古地区传播、发展的藏传因明。但它不完全等同于藏传因明,它是蒙古族学者结合本民族历史文化进行解读、研究的具有蒙古民族特色的因明,是藏传因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或分支。     

藏传佛教对黑龙江蒙古族文化和习俗的影响

藏传佛教是黑龙江蒙古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蒙古族医药发展、蒙文传播、文学艺术和生活习俗等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黑龙江很多藏传佛教寺庙与其他地方寺庙诵读藏文经卷不同,其日常课诵是以蒙文经卷为主,因而喇嘛成为传统蒙古社会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阶层。直至今天,藏传佛教仍在黑龙江蒙古族心目中占有重要位置,这种延续的信仰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论藏文文献向蒙古族中流传的主要途径

藏族文化的某些成分即藏文文献是通过哪些渠道,进入、渗透到蒙古草原的?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这一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以口耳相传、文本流传、文人墨客的介入等三个方式蔓延的。这一过程的延续自始至终贯穿着无数参与者的直接与间接、有形与无形、有意识与无意识的传播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