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分析与综合——与李泽厚同志商榷

看到李泽厚同志发表在《文史哲》一九七八年第一期上的文章——《康德认识论的提出》,使我很受教益。但是我对文章中所提出的关于分析与综合的一些论点有不同看法,现在提出来就教于李泽厚同志。李泽厚同志在文章的“‘综合’是吃掉对象、改造对象”一节中,提出了“‘综合’比‘分析’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和“综合作为认识基础”的论点。我认为这是没有根据的。关于分析与综合两种方法在认识论中的意义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     

关于对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的讨论(作者来信)

编辑同志:对于恩格斯的名言“一个‘这个’”的理解,和它的出处问题,搞文艺理论的同志一直持有不同的看法。贵刊七九年第三期发表了拙作《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十二期又发表了赵明政、李遵进同志的商榷文章,以期在学术上开展讨论,有利于百家争鸣,有益于学术繁荣,我非常拥护。学术讨论应当实事求是,既是互相商榷的文章,更应力求正确理解对方的主要论点,搞清对方文章原意,有的放矢商讨问题。赵、李一文的基本论点是说我否认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仅引了拙作开头的半句话:“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便把“不同意个性与其性相统一的看法”强加给     

《论形体》并非“佚文”

编辑同志: 顷读贵刊今年第二期所载闻一多先生《论.形体——介绍唐仲明先生的画》,以及黄延复同志的。《关于闻一多佚文<论形体>》,颇觉诧异。黄同志的文章说:“《论形体》是闻先生专为‘唐亮西洋画展’所写的一篇说明书”,“最近于清华大学档案材料里发现。”事实上《论形体》一文当年已经正式发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是认识论的科学命题

邹先松同志在《我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一点看法》一文(见《学术研究》1980年第2期)中提出一个基本观点:“两变”不是认识论的科学命题。现在我就邹同志提出的几个论据一一加以分析,发表不同的看法,就教于同志们。一、“两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吗? 邹同志认为“两变”不是认识论的科学命题的第一个论据是:“两变”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我认为这个论据是站不住脚的。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的思想的基本意思是:(1)客观物质     

现代自然科学与物质概念的本体论含义

《内蒙古社会科学》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发表了袁宏毅同志的文章《关于“物质”定义的探讨》,读后颇使人耳目为之一新。我完全赞同袁文关于物质概念的认识论与本体论两种含义的划分。恩格斯曾经说过“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24页)所以,物质概念的科学定义归根到底是要受自然科学的发展决定的。关于物质概念的认识论与本体论含义的区分,袁宏毅同志已作过论述,我在这里只是想就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对物质观的丰富,以及由此而导出的物质概念的本体论含义,作点简要的探索。 现代自然科学对马克思主义物质观的丰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作者来信

編輯同志: 承蒙你們在第五期上刊登了拙作《談性格类型——典型共性中的初級本質》。但有一段文字需加以說明或更正。文章一开头有两个问句:“究竟有沒有超越于阶級性之上的‘共性’?这种‘共性’或‘普遍性’与阶級性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原稿在这二个问句之间还有一句:“如果說有这种現象,那么該作何解释?”而且指出这”正是当时(六○年)与人性論     

是实质之争,还是语词之争?——读赖金良同志的一篇文章有感

一《学术月刊》1981年第5期刊载的赖金良同志的“是不可知论,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文开宗明义提出了一个在作者看来非常重大的理论问题: “人能不能彻底认识世界?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是不是不可知论?这个问题, 好象已经没有讨论的余地了。因为多年来,在哲学家的讲台上和书本里,都是这样讲或这样写的:‘不可知论的基本观点,就是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否认人们能够认识世界,或者至少是否认人们能够彻底认识世界。’我却认为,这个‘定论’未必正确。把‘否认人们能够彻底认识世界’和‘不可知论’混为一谈, 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这里被作为”背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典型言论加以引证的一段话,赖同志特别注明引自李达的《辩证唯物论大纲》(陶按:赖同志把书名写错     

为《大行实录》事致本刊编辑部

<正> 编辑同志: 本人是船山公第十一代裔孙,即贵刊载鹤仙茂才的孙子。今年二月,我问爸爸有没有船山公的书在家里,家父把仅存的《大行实录》拿给我。《大行实录》据《船山公年谱》载为“未见”,而贵刊1985年第2期《王夫之著作目录考》上载为《永历实录》,并注明:“同治《衡阳县志》在此书后注明:‘夫之自题为《大行录》’。”此处漏     

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竞争——与李德华、金名俊同志商榷

《学术月刊》在1979年第七期和1980年第四期分别刊登了金名俊同志的《竞争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李德华同志的《竞争是商品经济共有的客观规律吗》两篇文章。我认为,这两篇文章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竞争规律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客观规律李德华、金名俊同志说:“竞争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竞争不是‘商品本性’的表现,而是‘商品生产者的天     

来函照登

<正> 编辑同志: 贵刊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所载拙作《鲁南作家王思砧》中,“王思玷,原名王思(王奠)”一句,     

“斯罗”是“死乐”的谐音吗?

<正> 贵刊八○年第一期刊登的《方苞<狱中杂记>中的几个词语》一文里关于“斯罗”一词的解释,似有不当,笔者愿提出来与阎、刘二同志商榷。阎文认为“课文中的‘斯罗’当是‘死乐’的谐音,是行刑者的行话”。根据是:“其     

吉砚书屋随笔——笔误与错误

2008年第12期《书法》杂志“读者来信选摘”刊出天水市秦泽宇先生“近日读第十期《书法》发现一些问题,总结出来寄予贵刊。”秦先生发现的第一个问题竟出自我的一篇文章,他说：“在董建先生《清代印人姜炜小考》一文中,其所引用《读印人传》中语‘摹印规樵自先秦,两汉而下,靡不肆力焉’。读时觉极不通畅、明了,何谓‘规樵’遂翻检中国书店所出《篆学丛书》下册《读印人传》中相关内容,原来此处非‘规樵’而是‘规樵’,查《艺林楷则》及《康熙字典》知‘樵’即‘模’字,如是则文句之意可明白,即‘师法’之意。”     

斯大林的定义是前进还是后退——和孙冶方同志商榷

读了《经济研究》1979年第八期孙冶方同志的《论作为政治经济学对象的生产关系》一文,很有启发,但有些说法还不能同意,提出来和孙冶方同志商榷。一、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生产关系定义中的“交换”问题。斯大林同志关于生产关系的定义中有没有“交换”?孙冶方同志说:“斯大林定义中没有‘交换’”,“斯大林同志因为一般人都把‘交换’理解为‘商品交换’,他怕引起误解,所以就把‘交换’这一项目取消”。斯大林的定义中     

《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关于康德思想的分期有误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载赵冬垠同志《评李泽厚著<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一文说:“西方哲学史家历来把康德思想划分为‘前批判期’和‘批判时期’,而以《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那一年——1780年作为分界线。”我认为此说不妥,有必要提出来加以讨论。首先,赵文关于《纯粹理性批判》出版的时间,前面说“是1781年出版的”,后面又说是1780年     

“境界”说非王国维创建

《晋阳学刊》1983年5期成立同志《论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立体系》一文中说:“王国维立足于中国古典美学的独立传统,融合西方的某些美学观点,创建独立一格的‘境界’说”。这一提法值得商榷。清光绪年间,江顺诒在其所辑《词学集成》一书卷七中,已先于王氏提出这一观     

关于“山”,“魂”及其他

《解放日报》在去年七月十二日发表了冯英子同志的杂文《要一点移山精神》,九月十三日又发表了振千同志的批评文章《也要移一移》。对照_看,觉得有几句话要说。 冯文的个别提法,如在谈到山头主义等封建残余时,说“我也但愿它只是一种‘残余’”,这“但愿”两字以及说“象《祸起萧墙》所描写的这些无形的山,显然比‘十八盘’还要难以攀越”,是说得有些过头。但提倡移山精神,有利于四化建设,总的思想是积极的。 振文有些观点,如“今天的‘山’不能与三十年代的‘山’相提并论”,“望‘山’兴     

关于《黄宗羲和孟德斯鸠思想异同片论》一文的来信

编辑同志:贵刊年今第二期《黄宗羲和孟德斯鸠思想异同片论》一文,立论精审,自有一种生新之致,阅后启迪良多。但在比较两人的理欲观时,作者却把陈确的“人欲恰好处,即天理也”(《无欲作圣辨》《陈确集》下册第461页)当作了黄宗羲的观点。陈确这一观点正是黄宗羲所批驳的,作者不辨于此,说了这么一段活:“黄宗羲没有简单地否定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禁欲主张,而是把宋儒作为对立面的‘天理’、‘人欲’作为对立统一体有机地加以融合调整,主张‘从人欲恰好处求天理’(《与陈乾初论学     

关于《源远流长的广州回族》的几点更正

编辑同志: 拙作《源远流长的广州回族》(发表在贵刊1989年第1期),因本人疏忽致其中若干材料有误,请予更正,并向读者、编者道歉。1.第47页7行:“其他如‘丁白回羽沙哈保、萨海脱买熊蒲穆’在广州也属多数”;应更正为“在广州属少数,尤其是丁回蒲这三姓,今天在广州只属个别户”。2.第48页《广州回族与海外联系》标题以下的第8行: “现怀圣寺尚保存有一块乾     

来函照登

编辑同志:贵刊1989年2期刊出拙作《唐庭州西海县之置建与相关问题》,内转录《元年建午月四日使衙榜文》。由于我的疏忽,误漏原件第九行:“建午月四日”五字(其末行署衔名着当为第十行)。请赐贵刊一角予以订正,并向读者之歉。     

关于“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和性质——答竺培升同志

<正> 不久前,竺培升同志发表了《王莽“王田”制的实质》和《“王田”不同“限田”》两文,与拙作《王莽改制的再评价》商榷,认为“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是国有制而不是私有制,其实质是均田而不是限田。对此,我觉得仍有讨论的必要。先谈“王田”制的所有制形式。竺文认为,“‘王田’制是土地国有制,获田者,充其量只是这些土地的占有者,而不是所有者。”其理由是:“凡占有土地的人,对所占有的土地,能够任意地去支配它,他才具备了土地的所有权”。并认为我“一方面承认‘原则上把土地收归国有’,‘不允许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