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思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司马迁是我国一位伟大的史学家兼文学家。他的《史记》标志着我们古代民族文化的光辉成就。司马迁的思想今人论述很多,但有些问题仍然值得探讨。例如,司马迁的根本思想究竟是道家,还是以儒道合流为基础、兼采百家之长?他看待历史是形而上学的循环论,还是具有朴素辩证法的发展观?他在《史记》中是以歌颂帝王为中心,还是对最高统治集团以揭露、讽刺为主?本文打算就这些问题谈点看法。     

司马迁的善因论述评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谈到治国之方,即如何对待人们追求欲望的满足或如何解决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问题时说："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所谓"善者因之"的"因",就是顺应、听其自然的意思。司马迁认为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人们自己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而不要加以干预。司马迁的这一经济理论,很容易使人联想起西方自斯密以来宏观经济学的自由主义思潮。因此,可以说,司马迁的宏观经济思想,特别是他的"善因论",正是我国古代宏观经济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滥息和最重要的代表。一战国时期,…     

朝鲜金泽荣对司马迁《史记》的批评与接受

朝鲜文人金泽荣对司马迁与《史记》非常推崇,不仅从史学、文学等角度高度评价《史记》,在评价他人时,更是以司马迁与《史记》为准的,论述他人文学渊源时常常追溯到司马迁与《史记》。在编撰《韩史綮》、《校正三国史记》、《韩国历代小史》等朝鲜历史著作时,金泽荣积极向《史记》学习,践行司马迁的史学观,秉承"实录"精神进行撰写。     

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新解--兼《易传》经学史节点考析

对司马迁"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句话的理解,涉及现存《周易》通行文本的内部层次结构问题。关于《周易》经、传的写作年代,目前,学术界较为通行的说法是《易经》作于殷末周初、《易传》(十翼)作于战国时期。这其实是决定现存《周易》文本结构层次的根本因素。这种两分法,起码在彖传、象传的定位上令人难以信服;而且,如果从文本形成时段角度考察,《文言》的位置也有移至全书最后、与《序卦》《杂卦》配伍的可能。     

司马迁生年考

司马迁生年存在两说,此两说均以《博物志》为主要考证依据,抛开《博物志》,以司马迁著述为主要考证对象,可以得出另外一种结论。其推演思路是以《报任安书》的写作时间征和二年为基准点,以"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向前推出司马迁出仕的时间在元狩六年至元鼎六年之间,从而排出"景帝中五年说",在确定了司马迁出仕时间段后,依据"二十而南游江、淮"一句来推算他出仕时的年龄在前117至前111年之间,由此向前推,得出司马迁的生年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段",即司马迁生年当在武帝建元三年至七年间(前138—前134)。     

秦汉时期刺客叙事的变迁——由《史记·刺客列传》到“汉武梁祠画像”中的“要离刺庆忌”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收录了五位历史人物,而出现于东汉桓灵间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属于"刺客群组"的则有六位,与前者相比,后者所多出的为刺客要离。由《战国策》、《吕氏春秋》至《史记》、《说苑》、《汉书》,再至武梁祠画像石"要离叙事"的变化,可见"要离"未进入《史记.刺客列传》,是司马迁经过考虑而选人入传的结果。在司马迁身后,汉人对其所书写型构的"刺客世界"并未终止,刘向《说苑》中出现了将此五位刺客义士打散后重编的思维与叙事新编。在从《史记》文本叙事到武梁祠画壁画像叙事之间,"要离"重新被型塑并经历了由"刺客之外"到"刺客之内"的角色转变历程。     

论“春秋笔法”与《史记》人物形象的塑造

"春秋笔法"是孔子修订《春秋》时所体现出的书写原则和思想法度,司马迁把它创造性地运用于《史记》的人物形象塑造,开创了"春秋笔法"的新境界。司马迁从"春秋笔法"的角度处理材料、描写人物、传达道义,不但使《史记》中的人物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同时更达到了艺术的真实性,是历史与艺术的高度统一。《史记》中这一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对后世史传文学和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

司马迁笔下的李广形象,具有人格魅力、传奇色彩,《史记》还进一步揭示李广性格上的优缺点,以及不封侯的原因。这是司马迁在坚持"实录"的基础上注入主观感情所致。     

百家之魂:《周易》哲学对先秦诸子的基本规定

《周易》哲学正式确立了中华文明的哲学基础,其"一阴一阳之谓道"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形而上学母题,所以《周易》哲学是古代中国的文化核心,纲领着整个中华文明的从精神到现实的各个方面。《周易》哲学与诸子百家的关系是全方位的,成为先秦诸子百家的"活的灵魂"。儒法道兵墨农医,无不鲜明地展现出《周易》哲学的精神气质。道家的"负阴抱阳",儒家的"仁义之道",兵家的"虚实之谋"等等,都是《周易》哲学的百家诠释。尽管诸子家家殊异,各个不同,但都是《周易》哲学的专门化发展,这种统一性展现出《周易》哲学中的强大的辨证力量。从历史上讲,《周易》哲学是百家之"母";从哲学上讲,《周易》哲学是百家之"魂"。     

司马迁关于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

司马迁极力批判商鞅"刻薄少恩"的言行,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史记?商君列传》全篇内容几乎都是为了批判商鞅。二是从《史记》的文章编排来看,太史公十分推崇儒家道德教化,因此对法家"刻薄少恩"言行尤为不满。三是从司马迁对其他法家人物评价来看,这种"刻薄少恩"的言行是太史公所批判的失德行为。司马迁对商鞅"刻薄少恩"的批判,与其特殊的个人经历及对儒家道德教化的推崇息息相关。     

由张家山汉简《史律》考司马迁事迹一则

关于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20岁时游历天下一事的身份、条件、目的,因《史记·太史公自序》未曾言明,故后世学者存有多说。由近年公布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中的《史律》有关条文来看,司马迁当是以低级史职人员的身份,奉命搜集史迹而去的。     

粲若经传 继乎六籍——论《史记·五帝本纪》采纳《孟子》的学术史意义

《五帝本纪》是《史记》首篇,也是司马迁极用力之文。司马迁在《五帝本纪》的史料选择中除了采用儒家的经典《尚书》,对《孟子》也尤其关注。在《孟子》尚未成为经书而处于辅经地位的汉初,司马迁对《孟子》中有关尧舜题材的采纳,具有不同寻常的学术意义,这不仅表达了司马迁对史料选择的审慎态度,也传达出司马迁对《孟子》的儒家学术经典地位的最早肯定。     

《老子》“为而不争”官德论——以司马迁的“循吏”为例

《老子》从天人合一的哲学高度,把化生万物的宇宙本体"道"的"自然"、"柔弱"、"无为"的本性推广到人类社会,化作"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为而不争"的为官之德,而司马迁《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循吏",则可以说是具有《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的典范。"道"是万物生发之本,而"为而不争"的道德则是官之所以为官的内在根据。离开了"道"万物会失去生发之活力,而离开了"为而不争"的官德,官员就会失去存在的基础而走上邪路,社会则陷于不治。《老子》"为而不争"的官德论与司马迁的"循吏"都具有超时空的价值。     

论《礼记·乐记》的“中和”文艺思想

《礼记·乐记》是先秦时期一篇极其成熟的文艺理论论文。我们可用“中和”二字来概括其文艺思想。在历代儒家心目中,“中和”是个人品格修养、文学艺术作品和治国平天下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是最高的人生追求与审美理想。《乐记》明确辨析了“和乐”与“淫乐”、“道”与“欲”的关系,它虽以乐为名,却礼乐并重。“乐”是德音,凡是堪称为“乐”的文艺都应具有和谐中正的特征。     

从《史记》采撰特点看司马迁的史学思想

在《史记》行文中,通过口传史料与文字史料的相互参校来来追求史实之真的做法,时有所见。作为《史记》采撰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它表明司马迁在这两种材料的可信度上并没有成见。在尊经传、重文字的传统下,太史公对于口传史料的重要性及可信性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而在这两者互相印证的过程中,就不仅体现了他严谨求实的治学精神,而且反映了他在取材中能兼容并蓄的史家胸怀和卓越识见。     

"全球化"文化语境下的鲁迅

"全球化"文化语境中,鲁迅大致遭到以下几种文化思潮的消解颠覆其一是后现代文化思潮,其二是后殖民文化思潮,其三是全球华人区域中兴起的以"新儒学"为标志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但鲁迅终究是无法被解构的,其原因一是鲁迅文学已经成为一种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的"世界性文学经典";二是鲁迅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现代作家,更重要的是他已经成为一种独异的具有生命力的"精神资源主体",永远具有当下的现实意义.     

伦理思想中的"类"与"共同体"范畴——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

从"亲情伦理"、"普世(普遍)伦理"到"环境(生态)伦理",看起来似乎是三种完全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伦理学思想和理论形态,甚至可以概括为伦理思想演化的"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阶段。实际上三者之间一方面表现出道德共同体和伦理主体"类"的范围的扩展、权利主体的延伸,以及理论原则的一致性和普遍化的逐步彻底化趋势和关联性,另一方面三者背后的概念模式和理论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体现出"类"与"共同体"范畴在伦理思想理论中的方法论基础地位。     

论先秦黄老学对百家之学的整合

黄老学是先秦诸子百家充分争鸣的产物,并最终“压倒百家”,成为战国中后期真正的显学。黄老学之所以能够“压倒百家”,是因为其学说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于百家之上的明显优势,这一优势的获得,来自于对百家之学的整合,特别是对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优化整合。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先秦诸子哲学对宗教传统的继承与转化

雅斯贝斯的轴心期理论着重指出了人类精神的觉醒是在希腊、印度和中国这三个地区同时发生的。由于这种觉醒,三个地区的文化以精神自由的原则取代了古代文明的实体性原则,形成了哲学的突破。先秦诸子哲学与希腊、印度哲学起源于宗教的情况相同,都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不同之处在于:希腊哲学重在求知,印度哲学重在人的精神的解脱,而诸子哲学的核心问题则是在天命秩序瓦解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寻求失去的"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