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东路事件与黑瞎子岛问题

黑瞎子岛是１９２９年中东路事件中苏联从中国占去的，这是十月革命后苏联侵害中国的事件之一。中东铁路是帝俄强占与掠夺中国领土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１９２９年中国国民政府和东北地方政府要求收回中东铁路是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与收回主权的正义行动。苏联在１９２９年对中国东北边境发动武装进攻；１９３５年苏联把中东路“卖给”日本伪满洲国；１９４５年苏联又获得中东路特权；１９５２年苏联将中东路交还中国。     

关于中东铁路和苏联秘密外交(1924—1925)

十月革命以后,根据两个以前签定的未发表的秘密协定,苏联恢复了贯穿满洲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铁路的大部分控制权。第一个协定是在1924年5月31日与北京政府签定的,第二个协定是在1924年9月20日与满洲的张作霖政府签定的。苏联政府签定了这些协定,尽管它再三承诺;将永不采取秘密外交它也恢复了俄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尽管一份1919年苏联宣言答应将这条铁路归还给中国。为了巩固在这条铁路的权力,苏联于1925年1月20日又同日本签订了协定,该协定承认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权力(控制权),同时日本默认苏联对中东铁路拥有充分的权力。     

《雅尔塔秘密协定》对战后中国的秩序安排研究——基于蒋氏父子记述及艾登回忆录

雅尔塔会议中,美苏英三国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以牺牲中国主权为代价,满足了苏联提出战后在中国东北享有特权的要价,美国和英国也获得了各自在中国的利益,苏联则同意对德战争胜利后参加对日作战。《蒋介石日记》《蒋经国自述》及《艾登回忆录》都对《秘密协定》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有比较详细的记录,同时也证明在美苏强权政治的压力下,中国与苏联通过谈判,苏联获取了比《秘密协定》还要多的好处。《秘密协定》无疑是美苏英强权政治对中国主权的践踏,新中国的成立使其部分破产。自此中国逐步摆脱受列强任意操控的命运,逐渐成长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当下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为国家间关系指出了完全不同于西方强权政治的一条道路,但是西方强权政治的影响根深蒂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仍需要克服很多阻力。      

简论1923-1935年日本与苏联的关系

日本在反苏武装干涉失败后 ,为获取在西伯利亚东部的特权 ,与苏联签订了“基本条约”并正式建交。苏联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与日本达成暂时妥协。 1931年“九·一八”事迹后 ,日本向“北满”侵略扩张 ,苏联则不断退让 ,甚至将中东铁路出卖给日本伪“满洲国”。     

《中亚文明史》与阿拉木图国际学术会议

1985年9月16日至21日在阿拉木图(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首都)召开了“中世纪中亚文化—历史发展过程”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由“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简称)组织。参加这次会议筹备工作的单位有国际中亚文化研究协会苏联委员会、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和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研究所。     

评中苏关于中东铁路问题之交涉(1917—1924)

１９１７—１９２４年的包括中东铁路问题在内的中苏交涉的焦点是先承认苏联政府并恢复正常邦交还是先谈判解决两国间的悬案问题。北京政府屈从于列强，无意改善与苏邦交，而苏联对中东铁路的政策前后不一，则是面对国内外局势而迫不得已的历史选择和必然的历史退却，并非意味着苏联承继沙俄政策，也不构成对中国主权的侵害。     

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

长期以来,苏联官方机构和历史学者一直认为,“中东路事件”是中国军阀张学良挑起的“反苏反共的前奏曲”,并从此对张学良衔恨在心。笔者认为,对中东路事件的这种定说是不公正的。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政府对中东铁路的态度如何呢? 1918年7月4日,在第五届苏维埃代表会议上,苏俄外交人民委员格·瓦·契切林发表演说,他指出,苏俄政府“愿放弃沙皇政府在满洲所有的掠夺品,恢复中国在该地区的主权。而中东路实掌握该处的主要商业动脉……,假若中国偿清俄国人为建造这条铁路所投的资本,即可购回,勿须等待以暴力迫其同意的合同所规定的期限”。     

“香港问题”的由来

先行进入资本主义的英国，企图把香港作为侵华前沿据点，采取一系列外交和武力威胁手段，终于在1842年借签订《南京条约》之机，正式割占了香港本岛，始出“香港问题”。接着，英国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扩大占据南九龙、“新界”，“香港问题”则完全形成。辛亥革命后，历届政府都曾试图解决“香港问题”，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未能如愿。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经过艰难谈判，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终于签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97年7月1日，英国交还香港，中国恢复行使对香港的主权。     

中国大革命期间苏联的军事援助

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苏联是“当时唯一援助中国解放战争的国家”,这种援助(尤以军事援助为突出)直接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进程。一、苏联对孙中山国民党早期的军事援助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苏维埃政府两次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声明废除帝俄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建议恢复两国人民间的友谊。与此同时,苏联政府与中国南北各大政治力量开始了全面的接触。1920年8月苏俄远东共和国的优林使团抵达北     

帝俄在中东路的投资论考

在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帝国主义对华的经济侵略和中俄关系工作中,难免涉及到帝俄对中东路的投资问题。目前,我国学术界经常引用的关于中东路资本额的统计资料不完全一致,其数字出入很大。例如,有350百万卢布(《交通史路政篇》第17册);445百万卢布(吕荣环,《北满与中东铁路》);406百万卢布(陈晖,《中国铁路问题》);208百万美元(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68百万美元(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66百万英镑(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446百万     

蒋经国与斯大林外蒙古归属的谈判

民国三十四年二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史大林订了雅尔达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达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在谈判的时候，美国方面有人主张：“要结束战争，必须苏联参加，要苏联参加，他当然要提出对他有利的条件，等到他提出之后，中国政府应该考虑给他好处。”……     

中东路事件管窥

关于发生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史家论著颇多。本文拟从当时的中苏关系诸方面入手,对这个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尽人皆知,“中东铁路”是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沙俄通过诱迫清政府签订的《中俄密约》和《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不平等条约,于19世纪末开始修筑、20世纪初开始通车,贯穿东三省而与俄境西伯利亚大铁路衔连的一条“丁”字型铁路。它曾是沙俄政府侵略、控制和企图独占中国东北并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激烈争夺的得力工具。十月革命后情况发生了变化。1924年中苏达成建交协议,并先后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     

伪满协和党研究

日本侵略者在我国东北炮制伪满洲国后,为泯灭东北人民反满抗日的思想意识,成立了伪满协和党,开展以伪满“建国精神”、“民族协和”为中心的思想宣传。然而,伪满协和党仅仅存在两个月即被废除,马上又以伪满协和党为基础成立伪满协和会。伪满协和党作为伪满协和会的前身,目前国内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和系统。本文将从伪满协和党的筹建、活动及结局等方面进行研究,同时阐述伪满协和党演变成伪满协和会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因素

1985年9月由苏联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及苏联哲学协会发起,在国立加里宁格勒大学举行了“提高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社会政治积极性是加速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因素”的全苏学术会议。     

1954年《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缔结的原因及其对中东政局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大英帝国在中东整体实力的衰退,埃及政府强烈要求英国撤出苏伊士运河基地的驻军,实现埃及主权的完全独立。在多边因素的影响下,双方经过多轮外交谈判后,最终于1954年10月达成了《苏伊士运河基地协定》。该协定的成功缔结不仅打破了英埃双方持续多年的外交僵局,而且对未来英美关系发展走向和冷战初期的中东地缘政局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诱发第二次中东战争的重要因子。     

试析美国在美日谈判第二阶段及最后阶段的远东政策

１９４１年的美日谈判主要围绕三国同盟、经济合作及中国问题进行,而纠葛的焦点则在中国问题。美国政府在第二阶段的谈判中,重申“赫尔四原则”,要求日本从中国及法属印度支那撤军。较之第一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色彩趋于暗淡,强硬、遏制的一面逐渐占了上风。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政府的对日绥靖倾向又死灰复燃,提出了严重绥靖日本、牺牲中国的《美日协定基础案》,只不过没有付诸行动。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反复,主要受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时至１９４１年８月,日本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是美国政府对日强硬的重要因素;二、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英国对日强硬态度的影响;三、世界形势与美国的国内形势均趋于好转。但这种强硬是以不导致太平洋战争为基点的,正因如此,到了谈判的最后阶段,为了赢得备战的时间,美国政府不惜抛出《美日协定基础案》。而在亚洲,中国正在支持着美国的先欧后亚的大战略。正是由于中国人民的浴血抗战,才便美国在暂时绥靖日本还是继续支持中国之间选择了后者。     

从《雅尔塔协定》看大国强权政治

五十年前，由美、苏、英签署了举世闻名的《雅尔塔协定》。认真剖析协定内容，不难发现，三大国是以损害中国领土和主权为代价，以换取苏联参加远东对日作战的     

卢沟桥事变后，共产国际、苏联和东北抗日斗争

卢沟桥事变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待中国的关内和东北的抗日战争有明显区别，对东北抗日战争的态度也具有两面性：既有援助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并在其处于困难境况时允许部队人员过境休整，以至最后出兵东北，帮助中国迅速取得抗战胜利方面；也有限制东北抗联斗争和中国革命斗争，和在《苏日中立条约》、《雅尔塔协定》中损害中国主权的方面。苏联对中国东北抗日斗争采取的“中立主义”方针是其民族利己主义的体现，在所签条约中损害中国主权是其推行大国强权政治的体现。     

从国际法看俄日之间北方领土归属问题

根据俄日之间划定国界条约的规定,北方领土划在日本国界之内。根据国际法的规定,两国之间边界线由其合法条约确定以后具有法律效力,也可证明该领土属于日本。《雅尔塔协定》并未规定苏联可以乘受降之机强占北方领土,苏联趁机强占北方领土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关系原则、与国际法原则相悖。前苏联在此问题上,前后种种说法自相矛盾,也证明该领土归属日本。     

《科托努协定》续订谈判与欧非关系前瞻

《科托努协定》原定于2020年2月29日到期,为保证欧盟与非加太国家伙伴关系的持续发展,双方于2018年9月开启《科托努协定》续订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欧盟与非加太国家均认为《科托努协定》的积极成果应予以保留,并在后续协定的内容更新、秉持的原则和目标以及框架设计等方面存在共识。但由于非洲是非加太国家中起主导性作用的群体,其与欧盟在非盟角色、移民问题、贸易投资以及援助资金等方面存在较大分歧,致使后续协定被迫延期推出。《科托努协定》续订谈判遇阻反映出欧盟之困,非洲之兴,非加太国家之限,国际环境之变等多层次多方面的问题。欧非关系亦在谈判中呈现出非盟地位上升、非洲自主性增强、欧盟对非政策政治导向弱化,趋向务实以及欧盟仍注重发展援助,附带条件更加隐蔽等特征。未来,双方将继续关注贸易投资、和平安全及移民问题,公共卫生、气候变化和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也将得到推进。受新冠疫情影响,欧非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强,后续协定的影响力或将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