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吏治腐败问题论析

晚清吏治腐败全面恶性发展,渗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并呈现出"末世"的疯狂情结。它对晚清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如禁烟斗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清末新政等都产生了极大的危害。晚清吏治腐败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体制及其衍生出的特权制度。     

试论王韬的吏治改革思想

晚清以降，封建专制制度已日趋衰微，吏治也是江河日下。针对封建官僚体制的种种弊端，王韬以其特殊的人生经历，参照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深刻地揭示了清政府吏治腐败产生之根源，并提出了一系列整饬吏治的主张。他的吏治改革思想对当今的廉政建设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东汉的奢侈腐败风

东汉初年,社会矛盾重重,为了稳定新政权,光武帝采取了减轻赋税、整顿吏治、提倡节俭等一系列措施,使社会出现了生产发展、吏洁清廉、社会安定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政权的稳定,经济的继续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尤其是外戚、宦官当政后,上流社会的奢侈风和官场上的腐败风愈演愈烈,奢侈风加深腐败风,腐败风助长奢侈风,二者在恶性循环中如癌细胞一样在东汉社会肌体中迅速扩散。最终在农民起义的风暴中,东汉政权分崩离析。东汉由盛而衰的变化过程不能不引人深思。 一、奢侈之风 东汉初期,由于社会经历了长期的动荡不安,社会较…     

清朝前期湖南灾荒频仍的原因探析

清朝前期虽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对山地和洞庭湖的过度围垦，降低了洞庭湖对洪水的调蓄作用，加之吏治腐败、清初的战乱及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等社会原因，致使湖南地区灾荒频仍，民不聊生。     

李鸿章与晚清吏治

吏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要政,起着调节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李鸿章在任直隶总督的25年中,注意整饬吏治,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他所管辖的地区和部门的吏治腐败仍然十分严重,此种状况在传统社会具有典型性。究其原因,既是传统专制政治制度安排的必然结果,也是李鸿章作为一个封建官僚的个人素质所致。     

清末财政若干问题简论

清末财政规模的扩张相当惊人。甲午战争之际 ,清政府的财政收入仅为 80 0 0余万两 ,190 3年已增至 1亿余两 ,1910年前后更高达 3亿两左右。清末财政迅速扩张的原因较为复杂 ,既与赋税的加征有关 ,也与社会经济的变化和清政府对财政的清理整顿有关。就清末财政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而言 ,与乾隆中期的情况并无明显的变化。因此 ,不能简单地把财政收入的增长与赋税加重的程度划上等号。但由于人均产值的下降和吏治日趋腐败等因素 ,清末广大人民群众税负的压力仍明显大于乾隆中期     

宋元赋税制度之比较

封建赋税,包括税和役两部分。战国时期赋税“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三项。只有粟米之征是土地税,是以经济为内容的税敛,其余两项则是按人或户征军需物料及直接服役的人头税。这是由奴隶社会的人身占有前进为人身控制初期的剥削内容,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进步。此后的中国封建赋税就是在此基础上随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自战国到明、清,最突出的是随社会的前进,生产关系的变化,所征赋税以经济为内容的比重逐渐增加,人头税相应减少,最后在封建社会临终的清朝前期,以“摊丁入亩”的形式将人头税全部摊入地亩,按亩课征。宋、元的赋税制度就是这个总变化中的一部分,明显体现着这个时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变化及其新的特点。     

宋代地方财政窘境及其影响

宋代地方州县财政由于中央调发的不断增额，地方开支增长，以及赋税征发制度未作及时调整，陷入严重入不敷出的境地。州县因此采用了法外征敛的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名目繁多。本文试图说明：宋代地方税制的非制度化，加剧了吏治的腐败，导致了民户赋税负担的不平等。历史上这段不成功的财政实践，可为今入制度改革之借鉴。     

浅论《唐律疏议》中反腐败方面的规定

清廉谨慎是封建吏治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唐律疏议》作为我国封建制法的最高成就 ,贯彻了封建国家与官吏贪赃枉法斗争的需要 ,其中关于惩治官吏腐败的内容全面完备 ,立法技术在当时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 ,这些内容不仅在当时和对后继的封建王朝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我国当前相关立法工作中也是值得分析和借鉴的。     

九品相通：再论魏晋时期的户调

从汉代的人头税到魏晋以后的户调制 ,是中国古代赋税征收体制上的重大变化。以往的研究多从制度史的角度或从战争频仍等一时的历史事件来解释户调制的产生 ,但更深层的原因还不止于此。本文以汉魏时期由古代社会往中世纪社会嬗变这一重大的社会变革为背景 ,从“乡村共同体”原理出发 ,认为按“九品相通”原则征收的户调正是魏晋以后中国社会出现封建化倾向和“地方的时代”特征的体现。“九品相通”原则及户调制与中国中世纪的发展、变化历程一致。     

胡宏“封建”思想研究

本文以胡宏有关“封建”的论述为中心,具体考察其在不同时段、不同政局下的论述变化。其论述大致由肯定郡县制,只是修正郡县制在实行时的缺陷;再到在史论中隐约批评郡县制,意欲恢复封建;最终全面论述封建建制。认为封建是大法大本。其论述虽看似循序渐进,实为在具体时势下的权衡结果。     

陕甘宁边区的匪患治理与社会整合

陕甘宁边区土匪的产生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根源.政治动荡、吏治腐败、灾荒频繁以及会党横行等都导致土匪的大量滋生.抗战爆发后,国共党争的加剧,日伪的渗透,促使政治土匪日益猖獗.边区土匪对民主政权和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边区政府对匪患采取打击、利用和改造的综合治理政策,通过有效的社会整合,消除了土匪生存的社会土壤,实现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取得了剿匪的巨大成功.     

齐鲁人与两汉地方吏治

吏治的好坏是关系地方经济发展、教化推行、社会稳定的基础 ,而吏治清明与否与最高统治者能否重视和选拔德才兼备的清官能吏、地方官吏执政素质的高低及对官吏的监察是否到位等都有直接关系。在两汉地方治理中 ,改善吏治是齐鲁籍官员实践活动较为集中、较为突出的方面 ,具体体现在廉洁自律、执法严明、整顿吏治几个方面 ,对两汉地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也为后世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借鉴。     

再论中国封建政体的历史特点

中国封建政体除众所周知的中央集权专制、官僚机构庞大、吏治腐败等负面特征外 ,其基本历史特点至少有四 :政体形态总体适应性与具体时代性统一、政体结构内在发展性与外部开放性共存、政体演变内涵传承性与主体创新性互动、政体理念一定理想性与浓厚致用性结合。     

王船山严于治吏的法律思想及现实意义

王船山深恶封建社会的腐朽统治,憎恨封建官吏的贪污腐化,提出应考核官德,杜绝贪贿;主张宽以养民,严以治吏;认为治理吏治腐败,应抓住问题的关键,即严惩上官。这一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开展深入持久的反腐败斗争和建立清政廉洁的干部队伍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用人的资格问题

用人论资循格,我国古已有之。远在西汉时候,我国封建官僚制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用人方面就出现了种种资格限制。比如,出身、职业、年龄、资历、财产等等。而影响最大的,却是论资排辈、科举正途和门第出身。自汉代以迄明清,这三种资格论先后左右了历代吏治,是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表现的一个主要方面。     

张居正整顿吏治的思想和措施

张居正自明隆庆元年升为大学士,万历元年起任内阁首辅,到万历十年病亡,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整顿吏治乃是他的一大政绩。过去人们较多地研究他在经济改革中实施的“一条鞭法”。对此则注意得不够。明朝中叶以后,吏治十分腐败,张居正以敢于“弃家忘躯,以徇国家之事”(《张文忠公全集·答南学院李公言得失毁誉》。以下只注篇名)的气魄,大胆予以整顿。虽然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整顿吏治之举终归失败,以至遭受籍家诛族之祸,张居正本人也几乎被     

论清末选官制度的变革及其对时局的影响

本文围绕清末以科举为主体的选官制度的变革轨迹,系统地论及该制度的特点、变革的动议及变革过程。特别探究了选官制度的变革尤其是科举被废直接导致的三大危机:中央集权政府失却人才支撑、权威的进一步衰微、官场的混乱及吏治的腐败等政治危机,社会阶层结构分化、社会整合功能弱化等社会控制危机,仕子、传统文化、封建政治的超稳定三角支撑被打破,封建统治在骤然间失去精神支柱的文化危机,并探究了危机对时局的影响。     

明代"以法治腐"的文化解释

传统上,法律被认为是惩治腐败最有效的手段。故而,腐败难以遏制的原因往往被归结为法律设计得不够严密,或过于宽纵。这种解释无疑是符合逻辑的,但忽视了法律运行背后的文化因素。取明代社会为背景,从文化的视角出发,重构以法治腐背后的社会生活场景和价值观念,可对吏治腐败有进一步的认识。     

试论隋朝前期的监察官群体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是政治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隋朝前期监察官作为监察制度的主体大都具有良好的素质,在谏诤皇帝、以匡君失、纠弹官邪、整饬吏治、维护封建国家法律政令的统一和实施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隋朝前期政治清明,经济发展,出现被后代史学家称誉的"开皇之治",是与监察官们的积极作为分不开的,是监察制度正面效应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