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转型与代价选择

中国社会转型有别于其他国家 ,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表现在这种转型实施的是一种自觉强制的定向发展战略 ,经历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并且始终面临着如何处理价值创造和实现发展目标与代价之间矛盾的考验 ,因而 ,探寻避免和减少代价的方法和规律 ,是避免盲目性和减少代价所必需的     

从结构角度看转型期代价问题

作为一个价值哲学范畴，代价的存在本质上源于人的生存方式的内在矛盾。具体说，是价值选择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使代价不可避免，社会结构是代价研究中理论和现实的结合点。本文从社会结构角度入手，结合系统论的方法，对代价作了哲学的探讨。文章分析了结构冲突与转型时期代价凸显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结合我国“外生促动”型的特殊转型模式，尝试提出把社会结构整合作为当前代价问题的解决出路。     

社会发展代价及其调控

代价作为一种负面价值,具有价值损失性、价值转换性、价值补偿性等特点。发展通过付出代价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通过扬弃代价的方式实现发展。为了将代价减至最小限度,应当树立正确的代价意识,实施代价调控（代价预测、代价反馈、代价抑制、代价转换、代价取舍）。     

试论社会进步代价的生成

社会进步的代价生成有其自然根据和社会根据,其生成的最重要根据应从人之为人的社会性根源中寻找。劳动实践是人之为人的社会性根据,而实践活动本身又分为创价和代价两个侧面,实践永恒的内在矛盾就是创价和代价的矛盾,而社会进步代价产生的根本原因也就产生于这一矛盾的不断运动之中;人—自然—社会是一个相互作用、充满矛盾的领域,"人、自然、社会"三者矛盾运动经常发生失衡,从而产生大量的"异态化"现象,导致进步代价的产生;社会进步代价的生成还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何为“社会转型”——基于关键词搜索的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综述

探索何为"社会转型"是对于中国社会转型问题研究的集中概括,根据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搜索,目前对社会转型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社会转型的内涵探讨和分析框架上,而映现对象关系的"社会转型"意蕴和作为研究背景的"社会转型"时段是研究成果中需引起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剖析社会转型,重视现有理论成果,避免对社会转型这一关键词不加讨论地使用,将有助于审视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问题,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

改革后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政治因素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国家的退出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了"第一推动力".社会的顺利转型,需要享有一定自主性的国家发挥积极作用,包括提供社会价值和运行规则,规制利益诉求,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结构与过程,构成现代国家的治理基础,当前和谐社会的建构,不仅要求政治层面的变化,还要求加快推动社会发展,以配合现代治理模式的运行.中国社会转型的政治逻辑在于,国家治理转型需要现代社会提供基础,社会的良性发展又要求国家提供政治动力和保障.国家与社会的现代化是相互依存和相互嵌入的.     

代价论与当代中国发展——关于发展与代价问题的哲学反思

本文在作了关于发展与代价问题的思想史考察后 ,在总结概括中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发展及其代价的一般理论 ,这主要包括 :发展和代价的基本含义及其实质 ,代价的基本类型和代价产生的根源。作者强调 ,代价是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 ,发展通过付出代价并扬弃代价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我们要正确认识发展与代价的辩证关系 ,树立正确的发展代价观 ,选择合理的发展模式 ,提高领导干部和国民的素质 ,把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代价限制到最小程度。     

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理论维度

中国的现代化社会转型 ,在社会发展的客体性、主体性和制度建构三个向度上体现为时空压缩 ,具体地说 ,中国现代化的社会转型应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方式和制度建构的前提下 ,在社会主客体的生成关系上实现两个“社会双重转型” ,协同共进地处理好生产力形态、人的生存形态和基本制度形态三个方面“转型”的关系 ,从而实现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     

中国社会转型的全球化、本土化、制度化

20世纪中国社会变迁与全球社会变迁"一般规律"深刻关联着。由20世纪后20年科技革命使然的新一轮全球化,对于中国社会转型,既是一种国际语境,又是其本土化"内模式"必须共生与同构的一种"外模式"。在两者的关联与冲突中,虽然全球化不等于同一化,本土化也非全球化中的边缘化,但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规制与反制,使中国社会转型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更大的风险。因此,制度化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需要与责任,又是中国本土化与全球化沟通、链接的条件和基础。     

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管理方式创新研究

中国的社会转型远远滞后于经济的转型,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脱节所产生的问题不断加剧,传统的社会管理体制已越来越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加快社会管理方式创势在必行。当今社会管理方式创新应包含以下内容：打破行政垄断,使社会管理主体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整合社会管理手段,使社会管理方式由单一僵化向灵活化转变;进一步开放信息,使社会管理方式由封闭转向开放;推进民主建设,使社会管理方式由强制干预转向沟通协调;加强媒体建设,使社会管理方式由指挥命令转为积极引导。     

社会管理体制的基本阐释、变迁动力与阶段划分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来自内部的改革实践和来自外部的先进理念与实践影响两股力量,共同推动了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交迁。从历时角度看,以“利益分化”和“社会流动”两个维度为轴心,我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变迁经历了四个阶段,包括：从1978年至1984年的阶段,以“社会维稳”为特征;从1984年至1992年的阶段,以“社会流动”逐渐增加为特征;从1992年到党的十六大的阶段,以“转变政府职能”为特征;自党的十六大以来的现阶段,以“科学发展”和建设“和谐社会”为特征。同时,这个变迁过程具有渐进、非均衡、开放动态、社会管理载体社区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结合五个明显特征。     

社会转型与创新乡村社会管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乡村社会管理出现利益主体多元、管理内容复杂等特点,传统的乡村社会管理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乡村社会管理作为社会管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我国全面发展的根基之所在,其成效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展。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对于乡村社会管理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创新乡村社会管理追在眉睫。现阶段,整合各种资源,协调各方利益,形成良好的管理运行机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论当前我国转变社会发展方式

在最近十来年里,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对社会发展的重视程度和投入水平逐渐提高,但社会发展不仅仅需要有足够的投入水平,而还需要有适合国情的发展方式。我国过去社会发展缓慢,不仅仅是因为对社会发展的投入不够,而且还因为社会发展方式中存在着种种缺陷和不足。因此,我国未来的社会发展在提高投入的前提下,还需要转变社会发展的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样,我国转变社会发展方式也会是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行动体系,它要求决策者、研究者和全社会从思想认识、制度建设、机制创新等各个方面都行动起来。为此,本文分析了我国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含义和意义;在对我国传统社会发展方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缺陷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转变社会发展方式的总体要求,以及在社会发展的理念、体制、资源分配、运行机制等方面转变方式的具体建议。     

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以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构论为例

纵观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看到它经历了一个曲折进程———自觉不自觉地处理着与中国社会现实、与中国学术传统,尤其是中国历来的社会思想、与外国社会学和社会思想的关系以及中国特色问题———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结合中体现自己的特色,实现自己的创新。为了能展示这一特点,本文想通过以下四个在中国社会学界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来加以证实,即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和社会互动论。     

社会转型和大众的政治参与--英国个例分析

大众的政治参与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必然出现的过程.它曾给许多转型国家带来了挫折与混乱.英国的政治传统、内源式现代化类型和阶级特点使英国能够比较平稳地渡过社会转型期,其经验值得转型国家借鉴.     

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加速转型时期,价值观的代际特点已越来越明显。在这一社会转型时期,代际价值观主要呈现出成年人价值观权威的弱化和失落及价值观代际多元化等两种特征。同时,代际价值观的变迁遵循着一般价值观变迁的模式,但又有着自己特殊的变迁逻辑,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和代际整合的辩证运动。研究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变迁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当代社会发展趋势与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

在当代,全球的社会发展呈现出社会活动节奏加速倍增化,社会活动方式信息一体化,社会活动性质利害两重化,社会活动群体全球协同化四个大的发展趋势.而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展开的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转向信息社会,从匮乏型社会转向发展型社会,从计划经济社会转向市场经济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冲突与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当代中国已进入转型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种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社会各领域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文化冲突。认真研究转型期的各种文化冲突及其影响,探求文化建设路径,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意义重大。     

社会转型中的正当防卫界限

我国正当防卫制度在犯罪论体系中逻辑错位、在司法实践中缺位与越位的现象凸显。其诸多弊端的根源在于漠视本土文化传统和社会转型的实践。重构现行正当防卫界限,从法益衡量说走向社会相当性说,从正面要件界定走向负面清单甄选,有利于保障人权,实现防卫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