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本小说的戏剧性情节及其交流性

话本小说情节的主要模式就是戏剧性，这与其脱胎并继承“说话”艺术有很大关系。这种戏剧性的情节模式有着丰富的表现方式，其中冲突、转折、表演性和巧合是最为常见的。话本小说情节之所以表现为戏剧性，其原因与其内置的“拟书场”叙述格局密不可分，在这种叙述格局中，虚拟“说话人”和虚拟“看官”之间的交流是叙述合理性的依据，根本上说，话本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即为这种交流性服务，受到这种交流性的潜在支配。     

《儒林外史》打破了古代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结构模式

《儒林外史》不再像传统小说那样在叙述中夹有大量的诗词文赋的缘饰了。它的这种在文体上的变革,显示了其现代小说的特征。这样,《儒林外史》便彻底打破了白话小说融入诗词韵文的结构模式。促成《儒林外史》这种文体上的变革,有着复杂的原因:既有其“简捷地奔向戏剧”的小说艺术方法方面的原因,又有小说用“写实而真实”的创作手法创造其“形象体系”方面的原因,更有小说作者以理性思考的方式来创造小说的“意象体系”方面的原因。     

"三言"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于“说话” ,受其影响 ,存在着一个说书人叙述格局传统 ,导致了白话小说文本叙事的拟对话模式以及叙事视角的全知与限知动态结合模式。拟对话表现在形式上大致是虚拟对话场景和阐释典章制度及民情风俗等 ,直接与读者 (听众 )交流、沟通。“三言”故事都是在全知的前提下 ,作者保留、延宕某些信息而成限知 ,限知和全知视角形成动态组合 ,但易出现视角越界现象 ,造成艺术上的疵漏。     

《豆棚闲话》的叙事学研究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豆棚闲话》叙事模式陡然一变。由“豆棚架”这一意象所结纳起来的众多的叙述者打破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叙述者单一的现象 ;叙述者套叙述者的现象又直接形成了该小说集叙述层次多重复杂的特点 ,从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网状的叙事空间。这些打破了自“三言二拍”以来叙述者单一、叙述层次平面化的传统的叙述方法 ,体现了作者对小说叙事宏观把握和整体控制意识的加强。《豆棚闲话》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应充分予以肯定和重视     

“说书人”叙述者的个性化——中国传统小说与现代小说的一条线索

中国白话小说的叙述传统集中体现在“说书人”叙述者身上。本文认为,“说书人”叙述者在人称上是第一人称,在视角上却属于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因此具有“两栖性”。一方面,白话小说在清末已经超越了完全模仿口头说书人的阶段而进入了文人书面化写作阶段,具有“个性化”的内在可能性;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大量译介的域外第一人称小说通过翻译实践和创作影响直接刺激了“说书人”叙述者个性化的实现即从只讲述他人的故事改变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五四”之后,“说书人”叙述者完成其现代转型,即基本抛弃说书人的口吻与程式而成为充分个性化的“第一人称全知叙述者”。“第一人称全知叙述”是传统白话小说与中国现代小说的内在联系,是中国现代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     

山药蛋派

“山药蛋”派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唯一的真正成熟的流派,有一批成熟的作家,如赵树理、马烽、孙谦、西戎、胡正、束为。该派孕育于四十年代,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初达到鼎盛期。“山药蛋”以“写农民”,“农民看”为创作宗旨,追求小说的“新、短、通”,不少作家担任过农村干部,在他们通常采用的近科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和民间故事结构方式的作     

试论晚清“新小说”的白话语言建构

晚清“小说界革命”的观念迅速为知识界接受,使得整个晚清白话小说发展都打上了它的印记。也造成了“新小说”发展的空前盛况。其时,人们直接赋予小说教育下层民众的重任,在此基础上“新小说”的文学语言与白话的采用建立了必然的联系。同时,由于白话发展的实际水平,“新小说”的白话语言渊源多为传统白话小说,并存在其他的成分,形成一种近代化的文学语言的发展情形。     

赵树理"问题小说"结构形态溯源

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内在结构由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两部分构成。现实世界是为了提出问题,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而想象世界则是为了解决问题,并突出主流意识形态预示的光明前景。现在探讨形成这种结构形态的根源,就成为一个新的话题。通过深入探讨深受史官叙述影响的讲史话本等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可以发现,赵树理“问题小说”的内在结构形态与中国古代讲史话本等小说文本的结构形态有着类似之处,共有的清官情结和道德关怀等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形成了这种“现实——想象”的结构形态。     

赵树理研究在日本

东邻日本,研究、介绍、评论赵树理及其作品,已进行了三十多年。他们对赵树理小说的分析,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探讨品评,对赵树理作品文学语言的研究,以及出版的关于赵树理的条目和最近发行的赵树理评传等等,已发表的不下五、六十种。他们关于赵树理的小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赵树理作品的思想倾向和美学价值,赵树理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种种原因,诸如此类的一系列研究和结论,其中虽有和我们不尽相同或有本质差异之处,但是,日本研究我国现代文学的专家、教授,赵树理小说     

对通俗的自觉追求与实践——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小说创作的终极目的在于与读者的交流,通俗才是小说的本质特征。赵树理小说叙事是一种自觉地和它的读者进行叙事交流的创作活动,努力和隐含读者进行有效的叙事沟通是其创作原则。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赵树理小说终于实现了“五四”以来一直倡导但终究没有实现的文艺大众化。赵树理小说对通俗的自觉追求和实践超越了“五四”小说,还原了小说通俗的本质特征,从而对我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纠偏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正是赵树理小说叙事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独特价值。     

近五年赋体文学与小说关系研究述评

赋体文学与小说两种文体在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和影响.近五年来,研究者们对赋体文学的客主问答叙事体、反复敷陈的铺叙手法、“遂客主以首引”的结构方式以及“卒章显志”的讽喻功能及题材等方面与小说之间的联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尤其探讨了俗赋中存在的叙事要素与小说的关系.同时认为古代小说中赋作的出现,不仅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模式,而且丰富了小说的表现手法.赋与小说关系的研究正在逐渐成为新的学术研究热点,但很大程度上还缺乏理论引导,很多研究者并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传统的理论,因此在研究深度上还有欠缺.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及其言说努力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导源于以西方的逻辑范畴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流行做法,由此所得之"中国哲学",名虽在而"神"已失。在今天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哲学得以"发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古代的话语须具有可传达性、可公度性。吴光明"身体思维"的确立以及故事式表达的推出,使中国哲学原话语的可传达性、可理解性成为可能,对于形成中国哲学自身独特的现代话语系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精严”：金圣叹的“结构之道”——以金评《水浒传》为例

金圣叹在《水浒传》评点中对其结构予以了高度关注,认为"精严"是这部巨著结构上的一大特点.而这恰恰是讥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之结构为"缀段体"的西方文论家所忽视的.他的这一结构观念又是和中国传统文论中的结构观念一脉相承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冰心小说的叙事模式论

冰心依据新的审美要求重新剪辑小说时间,借助叙事角度的转换表现自我,淡化情节而突出氛围,体现出更深层的审美意识,拓展了其小说的表现空间,以自己的独特叙事模式为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提供了初期的资源。     

论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之变异

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全面突破了传统文体规范,出现了篇章体制与叙事模式笔记小说化等文体变异现象。这种文体变异与话本小说文体观念的极端片面文人化发展直接相关,实质上是以笔记体的文体宗旨、叙事精神改造话本小说原有文体传统的结果。话本小说文体变异是创作走向衰亡的产物,而文体变异又反过来加速了创作的衰亡。     

明清讽刺小说之流变及艺术图式

本文廓清了人们对传统讽刺小说的理论误区,并对明清讽刺小说的发展轨迹作了清晰的勾勒。在叙述的过程中,本文阐述了中国传统讽刺艺术对讽刺小说的浸淫与渗透,并从古代讽刺小说文体的演变中归纳出明清讽刺小说的艺术规律。本文还对明清讽刺小说的叙述模式与艺术图式作了简要的总结,并试图通过与西方讽刺艺术的比较研究抽绎出明清讽刺小说的核心价值。     

佛教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以“猿猴盗妇”母题为个案的研究

从宋代以来,唐传奇《补江总白猿传》的写作动机被说成是时人诽谤欧阳询之作。时至今日仍从此说。实则不然,从小说情节的构建来看,《补江总白猿传》应该是写作者在中国古而有之的"猳玃盗妇"传说基础上嫁接汉译佛经中的罗摩故事创作而成。宋元话本《陈巡检梅岭失妻记》的具体内容虽然与佛经中"罗摩故事"原型已相去甚远,但从主要情节的构建以及功能上(劝教)的一致性仍能折射出对印度佛经文学的摄取与承袭。通过小说文本与佛经的比较,体现出"猿猴盗妇"故事类型与佛经故事的关系,也可见小说的主要情节结构是受了佛经叙事文学的影响。     

文学性的叙事与通俗化的经典——论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的书写策略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在欧美史学界推出后,即成为一首以英文叙事讲唱给欧美读者倾听东方历史故事的通俗性叙事歌曲。其汉语读本在中国出版后也呈现出惊人相似的现象,即通俗性。但是《万历十五年》所秉有的通俗性在特质上有着自己的内涵,是以历史事件的叙事真实性收获读者而达向学术的通俗性或历史的文学性。从历史铭刻在本体上的相对原始印迹看,《万历十五年》在其相当通俗化和文学性的叙事中恒持着历史的真实。《万历十五年》毕竟是在美国学界语境下所撰写和翻译的,所以英汉两个文本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大众性、文学性与作者所栖居的那个时段、区域的后现代文化语境是同步的。《万历十五年》潜在的叙事结构具有小说性的叙事模式,明代万历年间的历史在作者的文本结构中被组接为一个个故事性叙事,我们只要翻阅其目录,就不难发现这部史学著作就是一个个故事的逻辑编排,整部叙事文本充溢着文学性与小说性的形式主义色彩。同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历史叙事中所给出的隐喻,即对20世纪70年代治国方略的启示,也因时过境迁产生了当下阅读语境与文本隐喻思想的疏离。     

对鲁迅所谓《三国演义》“缺点”的不同看法

鲁迅谓《三国演义》有三条"缺点",所论有失公允,甚至贬低了《三国演义》的艺术成就。《三国演义》叙事"七实三虚"已为后世历史演义小说创作所普遍接受,王渔洋"被它闹昏了"不是《三国演义》的失误。《三国演义》中"好的人"也有"坏处","不好的人"也有"好处",并未"出乎情理之外"。《三国演义》"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是否不一致,无法说清楚,"文章和主意"完全"符合"是不存在的,成功的作品皆"形象大于思想",曹操的"豪爽多智"和诸葛亮的"狡猾",恰好说明人物性格的复杂多维,这是小说艺术的成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要离传奇的文本考察

《韩诗外传》与《吴越春秋》中的要离传奇在文本上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痕迹。从文本分析上看,《韩诗外传》在情节上多想像、虚构成分,影响着《吴越春秋》中的情节,使之表面合理而实荒幻,最终有别于史而成其为小说;在叙事结构上,《韩诗外传》的故事时序为早期的初具形态的历史演义小说所接纳,并在叙事时序上有所超越;在叙事情境上,《韩诗外传》的作者叙事情境为后来的讲史话本、历史演义小说所采纳,《吴越春秋》则在局部情节中以人物叙事情境之名而行作者叙事情境之实,开中国历史演义小说全知全能型人物叙事情境的风气之先。《韩诗外传》的文学性,对早期历史演义小说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