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郡国并行政体试析

在汉初实行郡国并行政体问题上,传统的观点依据“大一统”--进步、分封--倒退这一简单机械的理论模式,认为汉初郡国并行、实行分封相对于秦朝的君主专制是历史的倒退。笔者在既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及措置,又认同社会意识及措置制约社会存在的前题下,认为汉初实行郡国并行是采取的一种合乎时宜地迈向君主专制政体的过渡性措施.顺从社会惯性、符合黄老思潮,更多地为中央政权网罗士人,是包蕴在这一政体中有利于建固政权的良性机制.汉朝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不失时机地一步步走向中央集权的.回观秦朝迅兴速灭,不能不说是与悖于时宜密切相关.诚然,春秋战国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联系的加强为建立大一统中央集权提供了有利条件,但可能性并不等于现实可行性.     

汉初郡国并行制新论

刘邦建立汉朝后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设置了郡县和同姓诸侯国,即所谓的"郡国并行制".诸侯王国并非隶属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央以"同姓一家"对诸侯王进行道德约束,以"家长"自居,要求诸侯听从"家长"吩咐;诸侯王认为"家"无君臣尊卑之分,不听中央节制.中央设立诸侯王的同时在各个方面加强对诸侯王的防范,包括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双方存在着激烈的对立与冲突,甚至会爆发战争,中央和诸侯王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     

汉初“大、小亩并行”辨

西汉前期的田亩制,史学界多认为是“大、小亩并行”。以晁错上书所言“百亩之收,不过百石”和《淮南子·主术训》“中田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的记载,认为前一记载产量偏低,应指“百步为亩”的小亩;后一记载产量偏高,应指“二百四十步为亩”的大亩。这种仅以亩产量的差异来推论一个时代的田亩制,显然是欠妥当的。 《盐铁论·未通篇》记载:     

汉初政治统治刍议

昙花一现的秦王朝,在农民起义中很快就偃灭了。继起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以刘邦为首的汉军和以项羽为首的楚军为了争夺领导权,在关中地区展开了长达4年之久(前206～前202年)的“楚汉战争”,结果,刘邦胜了项羽,成为汉王朝的开国元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西汉王朝。西汉王朝是在农民起义领袖的相互厮杀中建立起来的,残酷的战争不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战争也使得社会凋弊、经济萧条,从而造成了汉初社会废墟满野、贫穷至极的特殊历史环境。“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     

中国封建社会地方政体刍议

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创建了中央以皇帝为核心的三公九卿制,地方上推行以乡里组织为基础的郡县制。这种从中央到地方呈宝塔式的政治体制对后世有深远影响。明代思想家顾炎武说过:“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尽管封建时代地方体制的基本框架是由秦制所沿袭,但历朝体制形式均有变化。汉初在秦郡县制基础上,改秦子弟无尺寸之封的做法,推行过一段时间的郡国并行政体。至东汉末原作为监察区的州,渐变成具有行政职能的机构,至魏晋形成州、郡、县地方三级制。隋罢州,仍置郡县(后又为州县)二级制。至唐又在州(府)之上设道制。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又改道制为路制,出现     

柏拉图政体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

柏拉图的政体理论是其对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旨在研究柏拉图政体理论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即《理想国》中“最好的政体”与《法篇》中“次好的政体”的实质及其相互关系。通过批判性地分析学界对此问题的三种代表性观点,笔者澄清了关于柏拉图政体理论的种种误解,阐明了柏拉图论述“最好的政体”与“次好的政体”的真实意图,探究了柏拉图政体理论对我们的意义和启示。     

亚里士多德之“优良政体”观

亚里士多德所指的政体与宪法是同义的，认为优良的政体应具有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符合并促进全邦人民的共同幸福；以法治为基础，用法律规范、制约政治权力，确立法的至高权威；是一种“混合”政体，集中了“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的优点，并使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家政权中保持恰当的均衡。     

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的嬗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认为"唯一正确的"统治形式是"哲学家成为国王,或国王成为哲学家",其他四种政体(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是上述这种"唯一正确的"政体没有得到很好维护而逐步退化的结果。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柏拉图将"唯一正确的"政体称作"第七种政体",认为这种政体应与其他六种可能出现的政体完全分开,就像神与人要分开一样;与《理想国》的另外一个不同在于,在《政治家》《法律篇》等著作中,是否根据法律实行统治成为决定除"第七种政体"之外其他各种政体优劣的主要标准。总之,"第七种政体"这个概念的出现,表明柏拉图已基本放弃在现实中实现"圣人之治"(人治)的幻想,而把"依法治国"(法治)看作明智的、务实的选择。从"哲学王"到"第七种政体",表明柏拉图的政体理论经历了从推崇"人治"向倡导"法治"转变的过程。     

解读：亚里士多德的“中产阶级”政体

亚里士多德构建的古希腊城邦“中产阶级”政体,是依其政治学的理想主义而设计;而其所推崇“中产阶级”的理性、中庸等品性观念,也是为制度安排的一种理论铺垫。实际上,亚氏的“中产阶级”政体不仅是主观性产物,带有先验性和空想性,而且还具有极强的阶级性。故以亚氏的中产阶级理论来引经据典,未必适合对当代中产阶级的价值判断。     

就汉初政策论“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某些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封建王朝采取一些与前朝不同的减轻剥削、缓和矛盾的政治经济措施,有的人称之为“让步政策”;有的人则叫做“反攻倒算”。这个在史学研究中既关系到对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评价,又涉及到对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和历史人物的估量的重大问题,史学界断断续续地争论了十几年,至今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下面就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肤浅理解谈几点看法。     

汉初“鲁诗”学派的形成与影响

西汉初年,楚王国形成了以刘交、申公、白生、穆生、韦贤等为主要成员的＂鲁诗＂学术集团。这个学术集团不仅为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作好了人才储备,其学术、政治密切结合的风格也基本就是汉代经学的＂背景色＂。申公培养的众多弟子高材,在西汉中后期的政治、学术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汉经学勃兴,＂鲁诗＂极盛,追根溯源,汉初楚王国＂鲁诗＂学术集团功不可没。     

亚里斯多德的“中庸”政体观探析

亚里斯多德是西方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他在政治学史上的杰出地位是无可争议的。作为奴隶主阶层的代言人,对于政体的分类和政体的维续,亚里斯多德主张采用共和制政体来平衡奴隶制国家的阶级矛盾。事实证明,他的这种类似于资产阶级改良的主张和态度是行不通的,也达不到其维护奴隶主阶级统治这一目的。     

“克己复礼”另解——兼及春秋政体

“克己复礼”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当作“孔丘复辟奴隶制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已经批“烂”了。在奴隶制社会复辟奴隶制,就是人们以孔子为反革命的依据。实际上,“复礼”的“复”字,并不作“反”或恢复解。杨伯峻先生早在一九五八年古籍出版社版《论语译注·学而篇》:“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注中说:“《左传》僖公九年荀息说:“吾与先君言矣,不可以贰,能欲复言而爱身乎?,又哀公十六年叶公说,‘吾闻胜也好复言,……复言非信也。’这‘复言’都是实践诺言之义。《论     

从秦末农民战争看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

翻开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就会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即在每一次大规模农民战争之后,有些新王朝的统治者,迫于当时的形势和压力,在不损害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对农民作些让步,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怎么认识和理解这一政策?仅从秦末农民战争对汉初“休养生息”的关系,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议行合一”与我国的政体结构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议行合一”看成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本文在厘清“议行合一”真实涵义的基础上,认为“议行合一”是成熟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组织原则,是我国政权建设的方向。现阶段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所遵循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宪政之路:梁启超的“政体进化论”思想

梁启超在清末反对革命共和,在民初又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对梁氏的这一政治态度,学术界多强调其"多变"的政治性格,而对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似乎关注不够。对国体和政体关系的认知是梁启超宪政思想的重要内容,他一直主张在既定的国体之下逐步实现政体改革,在清末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在民初则维护共和国体;其一以贯之的政治理念力图阐明政治制度与民主宪政演进的一个规律:国体固然可以采取"革命"的方式迅速发生变更,但政体却必须通过"进化"的过程才能逐步完善。     

司马相如：汉初社会经济孕育的“赋圣”

在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的境况与文学的发展从来都有难解之缘.本文通过对司马相如一些重要作品的解读,展现了相如人生道路、思想意识、价值观念,以及其作品内容和风格的特征,由此凸显了汉初社会经济所孕育的这一"赋圣"的若干特点,并进而揭示了汉初社会经济与文学发展的密切关系.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王朝兴亡“周期率”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官僚政治,注意建章立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职官的分工和职责,分权制衡,一方面对不尽职责的渎职、失职和贪官污吏实施问责制,以避免官吏滥用权力,确保他们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对官吏实行激励制度,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建立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初步形成了秩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用法律保证行政体制和机制运行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效率,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和法治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防范了权力的滥用,调节和缓和了君主专制政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降低或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和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促进了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这种制约和调节机制是为了维护皇权秩序,君主的意志决定一切,法律制度服从权力意志,官吏只服从皇权和上司,排斥制度化、长效化、透明公开的群众民主监督方式,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因时、因人而异,长效性的规范无法发挥作用,体现出一定的"专权"和"人治"性,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吏治的腐败,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政治无序和周期性的震荡。因此,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亡周期率形成的关键原因。     

“孝”“义”并行夏完淳

从出生到死亡,一直处于血雨腥风、刀光剑影的环境当中,谁还能够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屈不挠的成长呢?答案就是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至少也是其中之一。天资聪颖、出类拔萃的他,9岁就写下诗集《代乳集》,14岁便从父、师起兵抗清,走南闯北,可谓“自古英雄出少年”。     

论戊戌政变前康有为的近代“政体”思想

经过文本解析 ,本文得出结论 ,早期的康有为认为 ,为了使列强束手、民族富强 ,同时 ,更为了使人民得所、人性圆满 ,有必要在中国建立起一种新型的近代政治体制。尽管其间可能还需要经过一些过渡阶段或权宜之计 ,在康氏心目中 ,近代新政体应以“仁——通”为根本原则 ,以“平等”、“民主”为基本目标 ,以“议院”为核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