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永嘉学派的经学传承及思想演变

永嘉学派是宋代重要的学派之一,是浙东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永嘉学派的形成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在学术思想上随着宋代学术思潮的变迁最终由师从二程性理之学转向注重经制、事功之学。这种转变经由了北宋中期、两宋之际、南宋中前期几个主要阶段,在每个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如王开祖、周行己、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叶适等人,其思想主张与内涵尤其是在经学诠释及思想重心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其中,北宋的王开祖、周行己等"永嘉九先生"为奠基者,他们一般都注重心性之学,而南宋前期郑伯熊、薛季宣等是永嘉学派由心性之学转向事功之学的关键人物,南宋中期陈傅良、叶适则开始成为永嘉学派事功之学的集大成者。     

试论叶适的事功思想

叶适(公元1150—1223年),字正则,学者称之为水心先生,浙江永嘉人。他出身于贫穷的知识分子家庭,南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高中榜眼,历官宝文阁待制、江淮制置使。他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爱国思想家,永嘉事功学派集大成者。永嘉事功学派与朱熹为首的道家派,陆九渊为首的心学派形成鼎足之势。“乾(道)、淳(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浅谈叶适

叶适(1150—1223年),字正则,号水心,浙江永嘉人,是南宋中期继陈亮、辛弃疾之后有名望的抗金爱国志士,在思想上属于“永嘉事功学派”(此派又与陈亮、吕祖谦为代表的永康、婺学派合称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著有《习学记言序目》、《水心先生文集》、《别集》,在学术上也作出了贡献。由于叶适的思想与程朱理学(南宋晚期之后的官学)颇多抵捂,所以叶适及其书在其身后长期受到冷遇。目前一些学术著作中对叶适的介绍也不够详细。所以,本文愿对叶适其人作一较为详细的介绍。     

明末清初相反对立的阳明学派史——周汝登《圣学宗传》与黄宗羲《明儒学案》的比较

回顾近代以后的阳明学研究史可以看到,阳明学派的研究一般以黃宗羲《明儒学案》为出发点,以尊重有善有恶说的修证派为阳明学的正统,以尊重无善无恶说的左派为异端。但是,如果根据周汝登《圣学宗传》可以看出,明末的状況是在阳明学派中,左派是主流,修证派是相似朱子学的保守派。《圣学宗传》代表明末万历末年的阳明学观,《明儒学案》代表清初康熙间阳明学观,二者都应该被尊重。     

古代戏曲音乐南戏及其特点

南戏 ,亦称戏文 ,是我国古代最早成熟的戏曲音乐艺术 ,被人们誉为“戏剧之祖”。明祝允明《猥谈》云 :“南戏出于宣和之后 ,南渡之际 ,谓之‘温州杂剧’”。它是用南方语音、民歌小曲合成的一种民间戏曲 ,自北宋末年至元末明初 ,在浙江省的永嘉一带极为流行 ,故又称之为“永嘉杂剧”。徐渭《南词叙录》亦有记载 :“南戏始于宋光宗朝 ,永嘉人所作《赵贞女》、《王魁》二种实首之 ,另曰‘永嘉杂剧’”。南戏的产生早于北方杂剧 ,最初只是一种以村坊里巷歌谣小曲为基础的歌舞小戏 ,在发展过程中 ,大量汲取了宋词、元曲以及诸宫调养分 ,逐渐完善…     

元明两朝辞赋复古之差异

元明两代是辞赋史的复古时期,元代提出了“祖骚宗汉”的赋学宗尚,明代以“唐无赋”的提法最为人所熟知。但二者复古的内涵却是有差别的,“祖骚宗汉”确定了以楚骚、汉赋为典范的赋学观念,而“唐无赋”则在“祖骚宗汉”的基础上,把六朝骈赋也纳入宗尚的范围,扩大了复古的内涵。从创作实际来说,元赋除祖骚宗汉之外,由于文学的延续性以及赋家文儒相兼的身份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承袭宋朝文赋的作品,成为浦铣“宋、元赋好着议论”的重要依据。明赋则除祖骚宗汉之外,万历以后拟六朝骈赋增多,甚至超过骚体赋,这与当时“文选学”的复兴有一定关系,故“明人赋专尚模范《文选》”。     

《花间集》与宋词女性意识之论说

作为“倚声填词之祖”的《花间集》 ,无疑对后世词创作与词学造成了深远的影响 ,它奠定了词“以艳丽为本色”的性质 ,以佳人美貌及男女艳情为主要叙写对象 ,以是否能合乐 (尤其是女乐 )而歌判断词体性之正变 ,甚至《花间集》中美女与艳情的描叙也开启了后世词学为尊词体而勉力攀附香草美人之《风》、《骚》之旨。换言之 ,《花间集》奠定了宋词的女性化特质 ,使得以后近千载的词创作几乎没有完全脱离过言“闺情”的“本色”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女性意识的刻画和反映     

林石与温州“太学九先生”之显

林石,北宋熙宁、元丰时以明经笃行著称,长期以《春秋》教授乡里。元丰时与赵抃游,名动京师。又尝与管师常、龚原论学,为学不辞新旧,经术事功兼重。温州太学九先生得益于他的培养。太学九先生的学术思想,实肇基《春秋》学,详考其政治思想和仕绩,都带有经世致用的色彩。至于温州太学九先生一致倾向于程氏学,这主要是在为己之学这一点上,温州的乡先生们、太学九先生们和程氏完全一致。     

论《琵琶记》在南戏传奇中的地位与影响

元末明初人高明写就的《琵琶记》历来有“南戏中兴之祖”的称誉。谈到高明及《琵琶记》,明人张琦说:“自金、元入中国,……大江南北,渐染胡语;而东南之士,稍稍变体,别为南曲,高则诚氏赤帜一时,以后南词渐广,二家(指北曲、南戏)鼎峙”(《衡曲尘谭·作家偶评》);日人青木正儿说:“《琵琶记》实为南戏复兴之第一杰作,后日作南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关于《宋元学案》的"浙学"概念——作为话语表象的"永嘉"、"金华"和"四明"

"浙学"本是朱熹批判浙东思想的语言,而《宋元学案》则用来彰显"浙学"的卓越性.《宋元学案》以故事的方式将永嘉、金华、四明各地的思想整合于"浙学"之中,并有意识地将四明地区作为终点而进行颂扬.     

《温州文献丛书》出版纪实

《温州文献丛书》的编辑出版,整理出版工作是永嘉学派经世致用优良学风的再次发扬,为文史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整套完备而有新意的基本资料,也让温州人能更好地继承永嘉学派的优良学风,它增强了温州人的认同感,增强了温州城市的“软实力”,营造提升了温州的文化品味和学术气氛。     

瑞安公园路:东南小邹鲁的缩影

天瑞地安,人杰业旺。宋代诗人陆游过瑞安飞云江时咏叹道:“俯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蓬莱定不远,正要一帆风。”瑞安,在现如今一些文人心目中是温州的“书香门第”,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称,中国历史上许多著名学者、文学家出自瑞安,如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陈傅良,元曲大师、《琵琶记》作者高则诚,以及晚清国学大师、“玉海楼”主人孙衣言、孙诒让父子等等。     

“天泉证道”考实

《明儒学案》卷首《师说》“王龙溪(畿)”条云:“愚(刘宗周)按:四句教法,考之阳明集中并不经见。其说乃出于龙溪。则阳明未定之见,平日间尝有是言而不敢笔之于书,以滋学者之感;至龙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说猥犯支离。势必进之‘四无’而后快。”刘宗周这一微言,极大地影响了后学黄宗羲。为了替王阳明规辟禅迹,《明儒学案》卷十一钱绪山条、卷十二王龙溪条即批评王畿“竟入于禅”,而德洪(绪山名)“不失儒者之矩(?)”。黄宗羲说,王门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斯言也,于阳明平日之言无所考见,独先生(畿)     

朱熹与"浙学"

近代以来,南宋“浙学”即被视为永康之学与永嘉之学,流风所至,连海外学者也深受影响,误以为朱熹发明“浙学”之初,即是针对二者而言。还原朱子使用“浙学”的语境,我们可以发现其所谓“浙学”往往意味着吕祖谦之婺学。     

《宋元学案》对东莱吕氏家学的评价——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为中心

编纂者在《宋元学案》中详细记载了宋元儒学世家的源流谱系及其学术思想,体现了《宋元学案》的思想史与家谱色彩。其中传承中原文献之学的东莱吕氏是宋代首屈一指的儒学世家,从吕公著开始共计有7代22人收录在《宋元学案》中。吕学以吕希哲、吕本中、吕祖谦3人为代表。其师承关系也是全书学者中最为复杂的,体现了吕氏家学不主一门、转益多师的兼容并包学风。编纂者指出吕希哲为学不名一师、思想博杂且浸染禅学,但垂范后世的思想还是儒学,而吕本中继承吕希哲"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德"的学问宗旨并夹杂禅学,进而澄清了婺学创始人吕祖谦作为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宗师的思想史地位,指出婺学传承了长达400年的中原文献之学,并直接开启了明代儒学。     

周济“寄托”说纵议

清代号称词的中兴时期,而词学研究尤盛。作为常州派的重要理论家,周济的词学理论主要见于他的《介存斋论词杂著》、《宋四家词选序》、《词辨序》等。周济论词,主要继承张惠言关于词应“意内言外”,以“比兴手法表现其温柔含蓄、低徊要眇”之情,有“风骚”之义的主张,并加以阐发,使之具体化。特别是他对于词必须有寄托并如何才能达到寄托的途径的论述,进一步完善了常州派的词学理论,给后来词家、词论家以很大影响。《宋四家词选序》云:“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     

秦汉时期的乡里教育

一、乡里教育的起源和发展我国的乡里学校,最早出现于夏朝,“夏后氏之学在上庠”①,“序,夏后氏之序也”②。在商代的甲骨卜辞中,学校也分为“大学”和“庠”两级。到西周时期,为了加强乡里教化,“里有序而乡有庠,序以明教,庠则行礼而视化焉”③。《孟子·滕文公上》:“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人游于乡校”。杜预注曰:乡校即“乡之学校”。《文献通考·学校》:“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皆乡学也。”这说明,我国的乡里教育在夏、殷已初具端倪,到西周春秋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初步的乡里教育制度。春秋战国之际,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夺取和巩固     

从叶适到朱熹:"过不及"辨略

《论》《庸》开启的过不及论题,系儒家中庸哲学之一重要部分。其在宋儒得以反响与接应,确有两系之分路:主理的朱子一路,主物的水心一路。遮表之诠,固由佛家因明学所盛讲,其否定与肯定之命题形式,却也符合水心、朱子直面《论》《庸》之情形:朱子将顺的或正的逻辑为取径,吾人是谓表,水心以逆的或负的逻辑为路向,吾人是谓遮。而过不及命题与叶水心人性修养之普罗主义的主张,与责任承担之儒家精英主义的水心、朱子之不同进路的考辨,尤有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