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之“怪”与诗人之“识”

诗人之"怪"在本质上是诗人"为人"的一种变态性形式,这是与常态形式相对而言的.就哲学角度而言,它源于诗人对世界、人生的特殊而深刻的认识,这不仅表现在诗人对现实问题的认识上,还表现在他对终极问题的思索方面.     

“正是终有一死者更早达乎深渊”——海德格尔诗人之天命观刍议

海德格尔的诗人之天命观是其诗学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维度,内含着诗人之“世界”、诗人之“返乡”及诗人之“倾听”,隐含着对传统艺术理论的反动和纠正。蕴涵着哲学与诗学的融通。关注诗人之天命,旨在以“它者”的视角,消解传统艺术理论中对创作主体认知的僵化和凝固。     

从“阿拉伯之春”看美国新干涉主义

2010年突尼斯由自焚事件引起的骚乱,波及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以民众抗议和推翻现政权为目标的地区乱局被西方称之为“民主革命”,“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与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推行的新干涉主义政策密不可分。美国的新干涉主义在手段和形式上虽然有所改变,但是推行西方民主和价值观,改造阿拉伯世界,构建有利于美国的国际秩序,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绝对领导权的本质没有变。     

济慈之“忘”与道家之“忘”的哲学意绪与审美观照

“忘”是道家的哲学范畴，它有深邃的审美内涵。英国诗人约翰·济慈也主张“忘”，这是诗人的“忘”，先有审美意义，进而表现出了哲学意绪。道家和济慈都提出“忘”，但“忘”的目的指向与具体内涵不同：“忘”在道家和济慈那里都是修身之法，不同的是，道家之“忘”侧重于对精神世界之苦难的救赎，而济慈之“忘”则侧重于营造诗化人生；道家之“忘”和济慈之“忘”都在于达到审美静观，道家之“忘”的审美目的是在不自觉中达到的，而济慈之“忘”则直接指向审美。     

张湛之“虚”与佛教之“空”

张湛《列子注》继承了玄学"有"和"无"关系问题的讨论,参同佛教之"空"以"虚"为"无",把"至虚"作为万有的宗主,建立了"贵虚"理论。其终极目的则是,神思凝寂、不为外扰以保全,忘怀解脱以入"至虚"之域,超越生死以达"水火可蹈"的类于佛教涅槃的境界。佛教通过对"空"的理解,否定现实客观物质世界,得出一切皆是虚幻的结论,目的是消除人们对于情世间和器世间的执著,从而解脱众生的烦恼。由此看来,佛教之"空"和张湛之"虚"在其哲学构建中处于相同的理论地位,起到相类似的作用,具有不可忽略的可比性。     

“华夷秩序”论

本文探讨的,是自汉代直至晚清在古代世界大大小小国际关系格局中发展得最为完整的“华夷秩序”。这是在古代世界的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原则和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国家关系体系。和平、友好、积极,是“华夷”秩序的主流。华夷之说缘起于我国上古华夏族体的形成时期。秦始皇统一中国,为“华夷”秩序建立了一个前提框架。至汉代,中华与“蛮夷”之间,逐步发展起一种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但此时的“华夷”秩序尚处于雏形阶段。盛唐雄强一时,文明璀璨辉煌,对周边及远方的国家和民族有着强大的影响与吸引力,“华夷”秩序在比较正规意义上形成了。宋代中华四大发明多在此时向外传播,“华夷”秩序得到进一步充实。明清两代,“华夷”秩序终于具备了清晰的外缘和日臻完善的内涵。此后国运衰微,直至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帝国沦为半殖民地,这个历经近两千年的“华夷”秩序寿终正寝。剖析昔日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古代类型的国际关系体系,对于今天我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构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平、合作、进步的世界新秩序,实有必要     

犹太教一神论的“神圣帷幕”之作用--基于彼得·贝格尔的宗教定义

犹太教作为最早的一神教,其一神论思想的确立有着自我选择和发展的历史进路。一神论思想的确立为当时在多神信仰和泛神论并存情况下导致的无序、分散、对立的世界通过上帝的惟一性、终极性与绝对性给出了神圣秩序构建的回应。这与彼得·贝格尔关于宗教的定义--用神圣方式秩序化人类活动有所契合。贝格尔认为宗教发挥了神圣帷幕的作用,为人类提供了神圣秩序。而犹太教一神论中的上帝在空间世界与时间世界两个人类认识前提的维度构建了神圣秩序与意义,发挥了贝格尔宗教理解意义上的神圣帷幕的作用。     

儒家“平天下”思想之理解

儒家平天下之理想实为化成天下,即以循天道之人道治理家国,推及天下,建立和谐的人间秩序。以基于父子关系的家族伦理为核心的五伦关系的向外扩展是人文化成的最主要内容。而智、仁、勇之良知、良能得以真诚无妄的扩充是此五伦能够为天下化的关键。具体以修身为根本,修己安人,成己成物,大而化之,以至社会、国家、天下。     

“春蚕梦”与“簪花照镜”中的人生体悟——古生物学家石声汉先生两组词作赏析

石声汉先生是国内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和古农学家,其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他以对自然科学的深厚感情和对自然现象的细微观察,并融入自己的人生遭际,参以对世界发展变化的理解,以诗人独有的情怀,观物注情,联类不尽,情动于中而发乎诗词,必然是自己人生之镜鉴,命运之呼喊。本文着重分析了石声汉先生《荔尾词存》中咏蚕及簪花照镜的词作,通过缜密的剖析,指出这是作者自己的生命体悟,是用自己对人生、对科学、对世界的沉重而不容旁贷的责任感谱写的生命赞歌,是真正的科学家的精神和高尚品德的表现。石声汉先生词作的成就向世人昭示了一个真理:从事自然科学应该有扎实的传统文化作基础,才有可能登上科学大山的巅峰。     

论杜甫“戏作”之诗

"戏作"之诗虽不是杜甫的主要作品,却有助于研究诗人的生活情趣和艺术追求.诗人生性诙谐,能在苦中作乐,处处流露真情.诗人采取历史评价与特色分析相结合的态度和方法评述诗坛,见识卓越.     

论陶渊明对中国诗境的七大开拓

陶渊明是中国诗史上第一位杰出的田园诗人、隐逸诗人、平民化诗人、哲理诗诗人、儒道释融合而臻化境的诗人、首开平淡自然之风的诗人、首创无我之境的诗人。这七大开拓 ,奠定了陶渊明古今一流诗人的崇高地位。陶诗也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堡垒、精神归宿和心向往之的最高艺术境界。     

白居易徐州行迹考

观照白居易漫长而坎坷的人生,结合其诗集、年谱等各种文献资料,可以看出白居易与徐州有着深厚感情,曾八次往来徐州。徐州乃白居易第二故乡,著名的燕子楼与诗人有深厚渊源,朱陈村也因诗人而备受关注。诗人的徐州行迹是其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诗歌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接受美学与中国古代清淡诗派批评

关于中国古代清淡诗风与清淡诗派的评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关于清淡诗风与清淡诗派的批评言论足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清淡诗派以及它的艺术体现清淡诗风,是产生和存在于千百年来众多诗论家的吟赏和批评实践中的;清淡诗风的美学意义,在相当程度上来自这些诗论家的赋予。总的来看,批评主体之于批评对象,经历了一个从人格批评到文学批评,从审美吟赏到创作实践的过程。      

大而能化工而能变--论杜甫七律首尾联的特殊对仗

讨论了杜甫七律首尾联中似对非对的对仗现象.认为之所以有这些特殊现象出现,一方面是因为受对称平衡传统文化习惯心理的影响,诗人不得不对仗;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诗人想摆脱过于讲究对偶平衡的诗赋传统,寻找一种既可灵动地表达诗意又不丢弃诗歌形式之美的对仗方式.     

锡德尼的诗人观——读锡德尼《为诗辩护》有感

锡德尼的《为诗辩护》在西方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书中,锡德尼针对清教徒牧师高森对诗和诗人的污蔑和抨击为诗进行了辩护,阐释了诗的特质和作用等。通过这些阐释我们也能了解锡德尼的诗人观。在锡德尼的心目中,诗人是学术奠基人,诗人是教育家,诗人是创造者。     

论阿库乌雾诗歌意象的文化意蕴

有生命的意象是诗歌的灵魂。阿库乌雾站在整个时代的高度,以民族学、文化学、人类学等多维度的学术视野,在其诗歌中罗列了众多的乡村意象、都市意象、心灵造象等意象体系,传递出丰富的文化意蕴。这是诗人诗歌创作的飞跃,是诗人生命突围的依托,更是诗人对艺术人生的追思。     

试论"诗怪"李金发

李金发是中国第一个象征主义诗人,曾以创作格调怪异的诗歌,在中国新诗坛引起轰动,被称之为"诗怪".李金发从创作方法、艺术表现形式、创作题材、人生道路等四个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因而形成他诗歌之"怪".李金发第一个运用象征派手法从事诗歌创作,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和价值,从而奠定其诗作在中国新诗史上的地位.     

李贺诗歌中的泪世界初探

前人旱已指出李贺诗中喜用啼、泣等字,但多限于局部考察,实有全面探究之必要。他大量的物之泪、鬼神之泪,彰显了一往情深、穿幽入仄的冷艳谲怪诗风;他的自我之泪、现实之泪则展示了情真意切的一面,可以供我们多维的认识诗人的风格。他的相关诗歌在泪意象的发展史上,也彰显出了长吉体式的诗艺独创性。     

华兹华斯诗歌中女性地位与价值

"湖畔诗人"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的诗歌除了对自然主题的关注之外,还刻画了大量的纯朴自然的女性形象。她们身上体现出的真、善、美衬托了诗人对于美的坚持与追求。基于对华兹华斯诗歌中的女性形象类型的分析,探讨了诗人对于女性主体价值的叩问与寻找,从而挖掘诗人对于女性形象的观照以及对女性主体地位与价值更加深刻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