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唐藩镇的本质和作用

藩镇,是唐代特殊的历史现象,在唐后期历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谈到它,人们很容易想到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的局面。但是,藩镇和藩镇割据并不是同意语。自安史之乱到黄巢起义,唐廷先后设置了大小藩镇八十九个,参与过割据叛乱的有十一个,约占这时期藩镇总数的12%强,但多被消灭。真正长期以半独立状态而存的只有河朔三镇,占总数的3.3%, 大多数藩镇并未参与割据。更重要的是,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政治格局,导致各种矛盾的综合爆发,但唐王朝仍然存在了一百五十余年,其间,中央政权有急骤的衰弱,也有逐渐的复兴,如果以割据叛乱概括藩镇是无法说明上述事实的。我们认为:藩镇是唐朝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做为中央的地方行政机     

唐代藩镇质子制度

唐代藩镇节度使制度产生后,导致国家军力外重内轻,唐中央遂对藩镇征召质子,若藩镇背叛中央,唐中央便通过掌控人质以进行制裁。但唐中央对藩镇征召质子这一措施实行起来较为被动,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藩镇尾大不掉的问题。彻底解决藩镇问题,最终还要依赖于统治者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的不断加强。     

藩镇平衡政策在唐后期的实施

安史之乱后,唐廷一直在贯彻削藩政策。无论是通过温和方式,还是通过战争方式。其基本目的都在于,力求通过以藩制藩的方式,而非废黜藩镇,重新恢复到中央直辖州郡的模式,去维护统治。此因藩镇的存在,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是唐后期中央统治地方的载体。以藩镇为载体,通过维持藩镇平衡等方式,唐廷力求控制藩镇。从而通过以藩镇为触角,实现对地方的统治。藩镇平衡政策适应了形势的需要,维持了唐后期一百多年的统治。     

“犄角之师,犬牙相制”战略在唐后期南方藩镇的实施

安史之乱是盛唐向中晚唐过渡的界限,同时也是唐代制度变革的分水岭。安史之乱爆发后,藩镇林立格局逐渐形成。在平叛的过程中,藩镇奋力与安史叛军作战,并因此挽救了李唐王朝。事实上,唐廷不仅在乱后重生,而且在这样一个藩镇时代长存了近一个半世纪。此因唐廷审时度势,以危机为契机,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调整和革新了相关统治手段。唐后期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在一定时期内,的确起到了挽救时弊,维护统治的作用。其中如何驾驭藩镇,使其维护中央统治的积极作用发挥出来,是唐廷中央一直努力的目标。＂犄角之师,犬牙相制＂战略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逐渐形成的。即通过藩镇间的相互制衡,以求控制藩镇,维护中央统治。     

略论唐宪宗与“元和中兴”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中央权力日益衰落,藩镇日益跋扈,形成藩镇与朝廷抗衡的局面。一些强大藩镇各拥重兵,自署将吏,不输贡赋,各据一方;或互为表里,反抗朝廷;或争权夺利,互相攻战。藩镇之乱与社会其它诸矛盾交错发展,使唐王朝迅速衰落,以迄灭亡。其间,只有宪宗元和时期出现过短暂的中兴局面。这个中兴局面何以能够形成?如何评价?本文就此谈一点粗浅之见。     

论唐代后期藩镇对漕运的保障

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史叛军迅即占领大河南北,以及长安和洛阳等广大地区.漕运线路的安危,时有可虞.为此,沿途藩镇对漕运进行了保障工作,使得江淮等地物资,源源不断输至中央,支援了中央的平叛战争.安史之乱以后,一定时期内,因漕运线路经由的部分区域,仍然受到叛镇的控制或威胁.所以,保障漕运线路的安全,依然是相关藩镇的重要任务.唐后期,藩镇对漕运线路保障的基本得力,有效地延续了唐王朝的统治.     

唐代"批答"述论——以地方官所获"批答"为中心

批答是唐代皇帝对大臣表奏的批复。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官所获批答增多,唐后期皇帝给藩镇长官的批答,由翰林学士草撰,不经中书、门下二省,由中使或奏事官送达藩镇,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皇帝与藩镇长官之间的个别联系。这意味着皇帝在调整中央地方关系的过程中,希望跳出原有制度和官僚机构的束缚,试图扮演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     

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

唐代藩镇是古今中外学界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从宏观层面来看,唐代藩镇的几种研究模式有:藩镇跋扈说、藩镇与中央的关系(类型)论、藩镇的社会基础论、河朔藩镇的胡化说。这些理论模式无疑推进了唐代藩镇的研究,让我们看到唐代藩镇的不同面相。应该把传统学术和现当代学术联系起来,客观全面地评价相关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总结出唐代藩镇的研究模式,展示唐代藩镇在不同语境下所呈现出的不同面孔。进入新世纪以后,唐代藩镇研究呈现出了衰落的迹象。要使唐代藩镇研究重新充满活力,就必须转换研究的视角。从社会流动的视角观察唐代藩镇,会使藩镇的形象更加全面、立体。河朔地区在中古时期政治军事形势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具有重要地位。唐代河朔藩镇的个案研究学术积累深厚;藩镇内部的官僚体系进行等第的划分也有了可能;大量的墓志资料陆续得到整理并集结出版,提供了资料准备。因此,从社会流动的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唐代的河朔藩镇,已经初具条件。     

从两次兴兵成德看元和政治规范的形成

继敉平西川、浙西之后的两次兴兵成德,是建构元和政治规范的重要一环。它不仅让宪宗重塑了皇权威信,同时也使得廷臣对河北藩镇的认知与想象逐渐从贞元时代的阴影中走出来,一种以中央为本位的文化自信得以重构与复归。及至唐廷诛杀吴元济,以维护皇权权威为核心、否定河朔故事为旨归的新的政治规范就已经制作完成。藩镇与中央之间的权力边线被再次界定,地方与中央的政治博弈则必须以此为参考系。此后,不仅长庆年间的收伏河朔可视为元和平藩的余烈,甚至敬宗以降唐廷"放弃河北、控制其余"的藩镇政策,都可以在元和政治规范的延长线上加以理解。     

唐中后期的滑州与义成军

唐代义成军是安史之乱后在河南建立的藩镇,常领郑滑二州,治滑州。令狐彰在安史之乱后期投诚唐朝,并在权力交接之时维护唐中央权威,因此滑豪镇在代宗年间被赐号永平,是河南第一个被唐朝中央政府赐号的藩镇,在政治上亲近唐朝中央政府。大历晚期,因其在平定李灵曜叛乱中的出色表现而领七州,达到极盛。从唐德宗时期的四镇之乱起开始义成镇领土减少,最终固定为郑滑二州,且不再是中央在河南地区的唯一代理人。唐德宗时期,永平改名义成。义成镇在唐后期的大部分时间内依然能得到唐中央的信任,起着控扼悍镇的作用。     

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

安史之乱以后的藩镇形势和唐代宗朝的藩镇政策樊文礼唐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上形成了藩镇跋扈割据的局面，中央集权受到严重削弱。代宗朝是藩镇体制形成的初期，也是唐朝廷制订对藩政策的开始。因此，探讨这一时期藩镇的动向，以及唐朝廷的藩镇政策，对于唐代藩镇问题的继...     

赵翼论唐五代藩镇问题

藩镇割据是唐五代时期重要的社会问题。清代史家赵翼在其《廿二史札记》中多次谈到唐五代藩镇问题,对藩镇兴起与演变,藩镇割据原因,藩镇骄兵,藩镇暴政以及历代控制藩镇的对策等方面进行考证、归纳和评述,这些评论对研究唐五代史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在封建社会上行阶段的农民战争对封建制度起什么作用

在封建社会的后期,农民战争对封建制度起着削弱、破坏的作用,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封建社会的上行阶段,当封建制度还处在向上发展的时期,农民战争对封建制度是否也同样地起着削弱和破坏的作用呢?关于这一问题,在目前农民战争的讨论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就已发表的文章来看,在这一问题上,主要存在有两种对立着的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无论在封建社会的上行阶段或下行阶段,农民战争对封建制度都是同样地起着削弱和破坏的作用,从来也没有推动封建制度向上发展。第二种看法认为:在封建社会上行阶段,农民战争对封建制度起着巩固、完善的作用;只有到封建社会的下行阶段,农民战争才促使封建制度走向削弱和破坏。     

从诏书用词看唐廷对少数民族与河北藩镇的态度——兼论中唐时期的夷夏之辨与河朔胡化

在诏书的书写上,唐廷对于化外民族有着特殊的用词,但这些用词只是在涉及安史叛军的诏书中有所使用,而未见于涉及河北藩镇的诏书之中。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用词,基本不出唐廷对化内敌对政治势力的用词范围。这反映了唐廷对于河北藩镇的态度,是将其作为统一政府下的地方叛乱来对待和处理的,并未从文化层面对河北藩镇有所排斥。史料中存在的河朔胡化的言论,是中唐士大夫在夷夏之辨观念的影响下,对河北藩镇产生的主观认识,并非完全基于对河北藩镇的客观了解。     

杨炎对元载中央集权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唐中叶以来,藩镇势力的强大严重威胁着唐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为解决财政和军事上的危机,唐代宗和唐德宗时期分别任命元载和杨炎主政,对财赋制度和军事进行改革。财赋制度上,元载主要实行开辟税源、提高户税征收标准等方法将财权收归中央。杨炎则采用两税法来充实中央财政收入;军事上,元载主张加强中央兵力,以震慑四方。杨炎也主张分割削弱地方藩镇和节度使的兵权。元载、杨炎两人显然在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上有着共同的致思趋向,在政策实行上也有着前后继承性,尤其是杨炎"两税法"推行,更是对元载加强中央集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对唐后期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晚唐直隶州制度的历史考察

中唐以后,随着藩镇设置的普遍化,地方三级制逐渐取代两级制并成为行政的主体,而国家两级制的残余形态——直隶州则成为地方行政的"孤岛"。通过对唐代地方体制的演变、直隶州的产生、直隶州的内涵、直隶州刺史的来源、直隶州设置目的等相关问题的探讨,可发现唐代直隶州设置的初衷是为了确保中央对若干战略区域的有效控制。由于中央对此认识不足,措施不力,加上客观因素的制约,使得中晚唐直隶州制度没能成为遏制藩镇势力膨胀的重要工具,却为五代、北宋消弭割据隐患提供了直接的思路。     

唐代幕府武将挂文职事官、文散官官衔现象研究

受魏晋南北朝士族文化的影响,唐代在官职设置上有清、浊之分,以清官为贵。安史之乱以后,相当一部分幕府武将会被授予一个或数个属于清官范畴的文官头衔。这种现象在唐朝中后期十分普遍。一方面,唐朝中后期,幕府武将业已成为一个重要群体。由于专门用作奖酬军功的勋官日益低贱,已失去了原有的作用,因此唐朝政府不得不拿出一些清贵的文职官衔授予幕府武将,代替勋官用以奖酬军功、安抚人心。这种现象的出现,实际上体现了中央对地方的绥靖,是唐朝政府对地方控制力削弱情况下的一种安抚措施。另一方面,由于在藩镇的人事任免上,节度使可自辟僚属,使得一些幕府僚佐与唐朝政府之间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脱节。因此将中央的文职官衔广泛授予各个藩镇的幕府僚佐,使原本游离于唐朝政府之外的幕府官僚被纳入到了唐朝统一的职官体系中,在唐朝政府与幕府官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名义上的隶属关系,在形式上保证了国家的统一。     

德、宪、穆、武四朝赐姓名研究

在唐德宗到唐武宗的七朝中,德、宪、穆、武四朝均有赐姓名的现象,其大体可以分为对藩镇的赐姓名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通过对藩镇的赐姓名的分析可知,藩镇内部继承已经成为了河朔型藩镇的主要继承方式,同时军功亦是被赐姓名的关键所在;而对非汉族的赐姓名,则反映出宪、武两朝在整体国力不振的情况下,对于相关民族短期内仍旧占据优势地位。通过对这一时期赐姓名的研究,可以更好地了解当时唐廷与藩镇及相关民族的关系。     

拨开历史的迷雾——斥“四人帮”鼓吹“让步政策”的谬论

“四人帮”是“让步政策”的鼓吹者。他们胡说“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梁效《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农民战争给旧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猛烈冲击……是形成和贯彻他们的法家路线的重要条件。”(柏青《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法家”的     

论党项藩镇

藩镇时代是党项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 ,它的发展倚靠拓跋氏家族与折氏家族 ,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 880年至 982年 ,为党项藩镇的兴盛期 ;第二个阶段从 982年至宋、金之际 ,为党项藩镇的蜕变期。党项藩镇基本上结束了西北各少数民族的政治混乱 ,形成了以拓跋氏家族为中坚的政治核心 ,初步奠定了党项割据西北、建立国家的政治基础与规范 ,从而树立了西北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的新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