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发展趋势

近30多年以来,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经历了从理论到方法的一系列重要变革。学术范式的转变与视觉文化的再度勃兴,确立了影像民族志的学术合法性,在文字民族志与影像民族志之间建立起对话与互文的关系。加之多媒体与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影像民族志的写作也从早期单一的人类学纪录片朝向虚构影片、网络互动短片等新的表达形式进行探索与实验。国际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也因此而呈现出多元而生机勃勃的发展趋势。     

巴厘岛的人类学影像——米德与贝特森的影像民族志实验

2013年是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逝世35周年的祭辰。这位在人类学理论与民族志写作方面均取得卓越成就的女学者,也是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实践先驱与学术奠基者1936—1939年,米德与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在巴厘岛进行田野考察,以拍摄电影和照片的方式,从事当地文化资料的搜集工作,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欧美人类学界最为重要的一次影像民族志实验。在20世纪60—70年代,米德更成为人类学的新分支学科——视觉人类学的倡导者与助产士,她撰写的论文《文字学科中的视觉人类学》是该学科在创建之初最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一篇学术文献。     

民族志舞蹈影像的早期实践与文化建构

作为一种以肢体动作与表情神态为主要表达方式的人类文化形态，舞蹈与影视人类学的渊源较为长远。电影自最初发明时期，就以舞蹈为主要的拍摄对象之一，在展示不同地区、民族的文化特征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人类学者第一次深入田野开展民族志电影记录，舞蹈也是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表征，象征着地方、民族传统消亡与抵抗的并存。随着电影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土著民族舞蹈为核心元素的影片，不仅在大众文化领域成为一种娱乐电影类型，也在某种意义上延续着人类学影像民族志的血脉，并且逐渐从单纯的素材记录走向学术阐释与文化建构的新方向。20世纪后半叶以来，民族志电影与舞蹈的关系逐渐以简单的形态记录，逐渐走向更超多元表达的舞蹈影像志。此外，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体系，舞蹈影像志也具有了影音档案的功能和价值。     

“土著影像”与后殖民时代的影像民族志

以自传式纪录片为载体的"土著影像",是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人类学者索尔·沃斯和约翰·阿代尔进行"纳瓦霍人电影计划"之后,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起来的土著文化自我表述和"影像赋权"。土著族群自我表达、自我呈现的"影像民族志",根本性地改写了民族志电影作者与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影像创作的文化殖民霸权,产生了更为深入、具有丰富阐释价值的影像文本,在当代视觉人类学的发展过程中占有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人类学田野作业与民族志的深度

当代人类学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新的局面，田野作业与民族志受到诸多质疑、反思与挑战。“深度”成为人类学与其他学科民族志之间的标志性差别。人类学的“深度”，涉及田野作业的深度和民族志文本的深度这两方面，由以下五个部分构成：田野参与的深度、社会理解的深度、材料描写的深度、材料解释的深度、理论挖掘的深度。其中，前两者考量的是民族志者在田野作业过程中经验材料的收集，针对的是田野作业者作为主体所获得的主观知识。而后三者涉及民族志写作和理论思考的深度，是针对读者如何判断、理解民族志写作而言的客观标准。但作为学科的人类学，超越田野作业和民族志，在于文化批评和反思的高度。     

人类学的民族志书写:经典与反思

传统的人类学民族志书写以独立的"社区"和"土著"为关键词。从解释人类学开始,在民族志研究与书写中,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权力关系和"价值关联"等方面得到反思,而全球化时代的新型民族志则同时关注文化"去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复杂过程。     

化育新生：1980年代的中国民族志电影

中国民族志电影自20世纪中叶出现之后，长期处于电影学与人类学的边缘地带，较少得到学界的关注，特别是在80年代，由于从业人数较少，且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内部的学术性创作，其成果更鲜为人知。然而，若回溯中国民族志电影发展史，两代学者与电影工作者怀着抢救、记录中国各民族文化的热诚，在80年代默默无闻地坚守他们的学术使命，使这一电影传统延续至今，留存了一批珍贵的少数民族影像史料，其新旧观念的交替、创作方法的变革、转型作品的问世、学术理论的建构以及国际交流的开始等，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也正是自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影视人类学”概念从海外学界的传入，中国民族志电影开始得到人类学理论方法的庇护与引领，这也预示着一个更有学术前景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因此，对于中国民族志电影而言，1980年代是承前启后、化育新生的关键时刻，值得当代影视人类学界重新审视与评价。     

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与文化批评——论中国的法律人类学研究

本文针对目前我国对法律人类学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特色和明确研究方向、研究方法这一问题,提出可以以法律的民族志写作为其工具,进行法律的文化批评,用实践化的研究风格树立其独特的交叉学科形象。     

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与族群景观——林惠祥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

作为现代中国大陆最早开展台湾原住民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先驱,林惠祥在1929、1935年两次台湾之行中都拍摄了不少台湾原住民社会生活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田野摄影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20世纪初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原住民的族群景观与社会状况,而且体现了第一代中国人类学家很早就通过光影之间的视觉手段来生产民族知识。围绕林惠祥这些尚未被广泛认识的早期台湾原住民田野摄影的相关讨论,有助于思考人类学、田野摄影与民族志文本之间的互文性。     

人类学的文学转向——民族志书写的另一种思考

就人类学研究程序而言,人类学的文学转向属于民族志写作实践范畴。自人类学诞生的那一刻开始,民族志就是一种文学式的叙述,而不是科学的书写。不论是英美人类学还是法国人类学,几乎所有的人类学写作都是一种建构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双重行为,因此民族志书写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而不是科学的。文学转向本质上是对书写权威的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田野考察,也绝非提倡一种权威的叙述范式,而是强调人类学书写模式的多样性。     

民族志诗性:论“自我”维度的人类学理论实践

随着人类学界对能动性和实践等概念的关注,传统的"社会中心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整体论观点告一段落。脱离知识主体及其语境的"客观"科学研究受到质疑,个体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性得到全新审视,而"自我"、"意识"、"情感"、"修辞策略"开始进入人类学研究领域,成为考察个体的社会实践、社会展演及主观能动性的关键概念。本文参考了反思人类学近年来的相关研究成果,在对文化他者的创造性加以确认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文化他者在现实语境中所运用的各种修辞策略来说明"自我"得以展示的途径,目的在于探究"诗性"何以使民族志研究成为可能。     

边境人类学发凡——国际边境研究理论范式与我国边境民族志的新思考

“边界/边境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是一个相当特殊的存在,尤其体现在其独特的发展脉络和理论范式上.本文对于边境人类学展开视野较为开阔的讨论,拟系统梳理国际边境研究的历史发展脉络,阐释美洲、非洲的著名边境研究个案和影响广泛的边境研究范式,进而结合当前我国云南边境的研究现状和田野材料,探讨了开展新型边境研究的可能途径.     

近三十年来中国影视人类学的发展与研究

中国影视人类学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得到快速的发展,在诸多层面取得一批重要成果.但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还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总结已有的成果,提出尚待解决的问题,将对这一学科的发展及完善起到有益的作用.     

中国人类学的学术关怀

人类学传人中国虽然已超过整整一个世纪,但人类学学科建设的真正发展则是近年的事,而学科建设中最具有显示度的是博士点的建立.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在从1981年复办后的相当长时间内,一直是大陆人类学唯一的博士、硕士和学士授予单位(香港中文大学也招收人类学博士班学生),直到1998年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建立起人类学的博士点,才改变这种局面.几乎是同时,台湾的清华大学(1997年)、台湾大学(1998年),香港科技大学也开始招收人类学博士班学生.     

中国民族志早期实践中的主体建构——基于《江村经济》《金翼》的分析

中国民族志从出生起就具备主体性,其早期实践的成果《江村经济》《金翼》就是显示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它们分别从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者等四个方面进行了主体建构,因此可以把它们看作是一种重要的主体民族志类型。这种主体民族志实践为人类学走出表述危机提供了重要的路径启示。     

中国人类学者海外民族志研究的理论思考

人类学是源自西方凝视并表述他人社会的兴趣而产生的现代学术,为社会世界提供关于"我们"的认同资源.西方在用武力征服世界各地的时候,西方人类学在知识关系上以"自我-他者"的模式建立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格局,参与到世界秩序的建构中,使世界在政治权力与价值上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等级,在文化上形成对于"我们"的认同的一些僵硬框架.这既受到西方学界内部的批评,也不能为广大的非西方社会甘心接受.已经书写的文化应该被重新书写.来自非西方的眼睛看出不一样的东西,浸染着非西方的墨水写出不一样的文化,这是国际人类学界的期许.     

表演民族志及其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实践——以卡尔·巴格利的“确保开端”项目为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伴随着民族志写作的“表述危机”,表演民族志在欧美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乔治·米德的实用主义互动论、美国种族理论和与之相关的表演作品、亨利·吉鲁的抵制行动观点以及源自拉美的“证明式叙事”和“记忆”两个概念是表演民族志的重要理论来源.表演民族志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艺术性、体验性、表演性和批判参与四个方面.通过简述卡尔·巴格利“确保开端”项目从制作到演出的过程展现表演民族志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与实践.表演民族志在呈现作品精准性、评判标准选择和可推广性等方面遭到了质疑,但这些问题可通过与具有艺术表演素养的专家合作、提高研究者自身鉴赏力等途径加以解决.     

民族志书写——中国人理解海外社会的突破口

目前,中国学术界所能提供给大众的关于海外社会的知识与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本文以北京外国语大学和东南亚研究为例,结合自身的海外田野经验,说明中国学术界在海外社会知识生产上存在着区域不平衡、学科门类狭窄和缺少一手材料研究等问题.持续性地书写海外社会的人类学民族志应该成为知识生产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