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洞”:在美丽背后隐藏了悲惨

“落洞”是湘西神秘文化中一个富有特色的组成部分,至今仍大量存在于湘西民间,与“放蛊”、“赶尸”同称为“湘西三大邪”。“落洞”苗语的一种叫法是“抓顶帕略”,另一种叫法是“了滚巴”。“抓顶帕略”意思是“天崩地裂”,它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从平地陷下去,与周围隔开;二是指心灵世界的与世隔绝,人进入到另一个世界,失去与正常人的正常交往和交流。“了滚巴”的“巴”读“bia”,意为“岩洞”,“滚”是“鬼”,“了”是“丢掉”的意思,“了滚巴”意思是把魂掉到洞里去了。无论是哪种叫法,都包含有人的精神“失去常态”的意思。     

鄂伦春族族称与族源刍议

鄂伦春族是一个宽泛的部落族群,与鄂温克族、达斡尔族的历史关联紧密,其族称体现了这种多样性的特征。比如,与鄂温克、达斡尔两族合称为“索伦部”。“鄂伦春”族称最早见于清朝的历史文献中。崇德五年(1640),《清圣祖实录》中出现了“俄尔吞”一词,此即“鄂伦春”。关于鄂伦春族古老部落的名称主要有“玛涅依尔”“毕拉尔”“满珲”“奇乐尔”“山丹”等。关于鄂伦春人的族源,有“室韦”说、“肃慎”说、“鲜卑”说、“肃慎系靺鞨”说、“通古斯”说、“丁零”说、“综合说”,等等。     

在创新中开新局在结合中做文章

2011年,黄冈市民族宗教工作围绕“民族工作保稳定,宗教工作创特色”的工作思路,充分发挥民族宗教界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的积极作用,确保了全市民族宗教领域的团结、稳定与和谐.初步实现了四个转变:由“被动”向“主动”转变,由“务虚”向“务实”转变,由“无序”向“有序”转变,由“独唱”向“合奏”转变.     

秦、西汉的“内臣”与“外臣”

本文对文献记载中西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时出现的“内臣”和“外臣”作了分析 ,归纳了它们在与中央政权关系上各自不同的特点。作者在分析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基础上认为 ,秦简中的“臣邦”相当于汉代“内臣” ,“外臣邦”相当于汉代“外臣” ;并指出文献中的“羁縻”制度等同于“外臣” ,“葆塞蛮夷”相当于“内臣” ;同时提出“内诸侯”和“外诸侯”的称呼不适合于汉代分封和民族政策 ,应以汉代习称的“内臣”和“外臣”为准。最后 ,本文归纳了“外臣”向“内臣”转化的途径和原因 ,提出中央政权军事力量的壮大是完成此转化的直接动力。     

民族文化交融的典范——方块壮字的“汉字化”

现代汉字符号系统中包含有方块壮字来源的成分,其中用于记录和描写壮语地名和地貌特征的“岽”“?”“咘”“榃”“岜”“?”“峝”“峒”“垌”等字,主要由方块壮字“汉字化”而来。方块壮字“汉字化”背后反映的是壮汉民族的交往史以及文化上所蕴含的共性,是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体现。     

酉水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

酉水贯穿于武陵山区腹地的鄂西、渝东南和湘西,历史上这一带被称之为“巫蛮”“蛮獠”“土蛮”地,或盖称“五溪蛮”。在考古资料匮乏之前,人们研究“酉水文化”仅局限于史料,最先踏足这块土地的人们也仅依托于传说的“三苗”时期,及后世的“濮”“巴”“监瓠”族等。     

林州方言特色统括性范围副词选析

本文选取了“一满”“满共”“统满”和“厮跟”“相跟”五个较有特色的统括性范围副词进行详细的分析描写,着重分析了“一满”“满共”和“统满”在语义特征、句法功能等方面的异同及“厮跟”“相跟”的之间的异同。     

侗族大歌的艺术特色

侗族大歌不仅是侗族音乐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音乐的瑰宝,踏进侗乡,你就到了侗族大歌的故乡。一、侗族大歌的种类大歌,侗族叫“嘎老”或“嘎玛”。“嘎”即汉语的“歌”,“老”和“玛”在侗语里是同义语,即汉语里的“大”的意思“。嘎老”直译为汉语就是“歌大”,但按汉语习惯说     

藏语■称谓在多语种史料中的行用路径与语义演变

■称谓在多语种史料中的记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传承性。敦煌古藏文文献中的■指“王”“主人”“长官”和“兄长”。而后世藏文史料对■的记录相对稳定,语义的演变多指“释迦牟尼”或某一成就者。藏传佛教在16世纪后半叶再度传播到蒙古地区,自此■称谓从“主人”传入蒙古语,记作■uu。■uu在蒙古语中产生语义演变,兼指为“寺庙”“拉萨”或“西藏”。■uu又借入满汉文继而出现“joo”“昭”“召”“招”“招地”“西招”等音译称谓。     

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 ,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 ,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 ,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 ,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 ,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 ,为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民族教育田野研究——基于教育研究方法论层面的思考

基于民族教育学“跨学科”的综合属性,对作为一种“研究方式”的民族教育田野研究给予方法论层面的思考.首先从本体论层面厘清民族教育“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式”的区别,把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方法的“跨学科”方法体系命名为“民族教育田野研究方式”,进而从认识论层面超越“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两极对立,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统一民族教育田野研究方式“两个着力点”,进一步从价值论层面突破“主客二分”的传统思维方式,剖析了民族教育“客体主体化”现象对田野研究方式的投射,最后通过辨析“多学科”研究与“跨学科”研究之别,论证了民族教育田野研究方式不仅规避了“方法中心倾向”的局限,而且进一步确证了民族教育学学科的“合法性”.     

先秦文献中的"族"与"族类"观

中国古代的“族”字原指氏族军事组织 ,后具有了分类学意义 ,西周时期主要指宗族。随着国家组织的发展 ,血缘关系意义上的周氏宗族组织成为统治阶级力量 ,同族的观念也在国家形式的政治层面渐次扩大 ,中原“诸夏”为同族 ,蛮夷戎狄为“他族”。先秦文献中的“五方之民”是最具民族志意义的记载 ,“非我族类 ,其心必异”对“族类”关系的影响是一个方面 ,而以当时“中国”之“教”来教化天下的观念 ,则产生了“有教”则无“族类”之分的观念或事实。春秋战国时期的“族类”观与今天理解的“民族”具有渊源关系和内在联系。     

安多口语使役态的特征研究

安多口语中的使役态“xeujeug”由“xeu”和“jeug”两个要素构成,在书面语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语法中前者解释为“变化格”,后者视作普通动词.但本文认为“xeu”及其不同形态是安多口语的“使役助词”;“jeug”及其不同形态是“使役动词”.     

欧洲国家少数群体集体族群身份认定问题探析

“少数群体”的认定和承认问题,是和“少数群体”界定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一个问题。在欧洲,对“少数群体”成员个体身份认定,逐渐认同了“自我认同”原则。而在集体身份方面,欧洲通常采取国家认定或承认的方式。不过,欧洲国家在认定和承认族群集体身份时,门槛过高、缺乏“识别”过程、主观进行族群归类、添加一些附加条件等特征或不足。对此,有必要将“少数群体”的标准区分为“核心特征”和“外在条件”,将“在族群、文化、宗教或语言方面有异于主体民族”“表达了维护群体身份的意愿”作为认定或确定少数群体存在的“核心特征”,而将“公民身份、居住时长、人口因素”作为“少数群体”存在的外在条件。“核心特征”可以确定“少数群体”的存在,而“外在条件”则作为少数群体获得某种特殊权利或优惠的资格。     

民族与族群:是概念的互补还是颠覆?——民族理论前沿研究系列论文之二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民族研究界引入了西方ethnic group概念,采用台湾学者翻译为“族群”,并逐渐使用起来.随之,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持续至今,涉及“族群”概念与特征、“族群”与“民族”的关系、“族群”在中国应用中的错位和泛化问题,特别是涉及能否以“族群”替代我国现用的“民族”的问题.这一争论实质上关系到以“族群”理论还是以“民族”理论作为我国民族政策和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的理论基础的根本性问题.以“族群”替代“民族”的观点,意在民族问题“去政治化”,改变中国现行的民族方面的制度、政策.     

清代汉文文献所见廓尔喀官职考述

清代汉文文献中包含了众多的廓尔喀官职,然而迄今为止,尚无学者考证,以至于对其并无明确的概念,甚至会出现错误的认识。利用廓英藏汉等语种文献,对清代汉文文献所见的廓尔喀官职“噶南”、“噶箕”、“噶巴丹”、“苏巴”、“萨尔达尔”、“达萨尔”、“苏毕达尔”、“杂玛达尔”、”喀尔达尔”等进行逐一考述,可以窥见其职能及在中尼交往历史中的作用。     

试分析日语的“感谢”

日本人在外国人看来理应“感谢”的场面往往用“致歉”,即表示歉意的说法表达向对方的谢意。例如,在“学生恳求导师延长读书报告提交期限得到同意”这样的场面,绝大多数英国学生都用“Thank you(谢谢)”来致谢,而绝大多数日本学生却用“ (对不起)”来致谢。日本人这种在“感谢”场面使用“致歉”的说法并不是随意的,而是有制约条件的。并且日本人在致谢时往往不直接说“ (谢谢)”或“ (对不起)”,而是间接地说“感谢 (表示谢意)”或“ (致谢)”等,这种倾向越是在郑重的场面表现得越突出。     

试论“刘三姐”经典传播中的文化借重模式

“文化借重”是指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传播者为获得赢效的传播效果,自觉地利用其它优势或强势文化符号,将其作为传播的主题要素以助其传播成功的一种特殊策略.“刘三姐”在其文化传播过程中,形成了“误读”与“挪借”模式、“印象”模式、“寻找”模式、“经典重绎”模式、“异质同构”模式和“恶搞”模式等六种模式,以期由对“借重模式”的讨论而引发了今后如何对文化资源加以激活利用的思考.     

中国神话“元叙事”的“元背景”与中华文化“元基因”

神话作为一种原始文化的“元叙事”现象,对人类文化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具有基础性和导向性意义,研究中国神话“元叙事”与中华历史“元背景”和文化“元基因”的关系,对于破解中华文化“元基因”的“元编码”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梳理中国古籍中创世神话、灾难神话、发明神话和社会神话等几组神话主题的“元叙事”,探讨中国神话与中华文明形成历史“元背景”的关联,深挖神话元叙事中蕴含的中华文化“元基因”,发现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勇于创新”“崇德向善”的“元基因”来自神话。神话积淀着人类早期的文化信息,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活水,它为我们揭示世界的起源,洞悉生命的奥秘,以及探讨文化的真谛提供了最原初最宝贵的文化记忆。     

论藏文文献中“(ζΣ)”(霍尔)的概念及范围

“(ζΣ)”(霍尔)一词在汉藏历史文献中频繁出现,泛指西北方的部族.对其所指的族群和地理范围概念,在史学界引起了不少争议,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藏文“(ζΣ)”一词在一些历史文献和档案文献中被译成“回纥”、“霍尔”、“伙尔”、“夥尔”、“霍耳”、“和尔”、“伙日”等音近的词,学术界关于“(ζΣ)”(霍尔)的界定,学者们提出了各家论点,针对不同时期和不同区域内的“(ζΣ)”(霍尔)进行了论证分析研究,但对藏文“(ζΣ)”(霍尔)一词的概念理解和地理范围仍不明确.鉴此,笔者翻阅藏汉文献中相关“(ζΣ)”(霍尔)的记载,进一步研究分析其来源和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