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回顾

本文从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发展历程以及启蒙思潮的转向三个方面,分析了学术界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研究状况.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是应"救亡"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经历了戊戌前启蒙、戊戌辛亥启蒙、五四启蒙和五四后新启蒙四个历史阶段;也正是救亡的需要而使得启蒙发生了转向.     

"启蒙"语境里的"审美"艰难——论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价值取向

以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语境、审美迷思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变革"启蒙"与"审美"价值取向的矛盾性进行再解读:在"启蒙"的语境里,文学的"审美"追求遭遇时代的艰难.     

中国启蒙:历史、现状与未来--"新启蒙"与"后启蒙"的对话

如何反思并重建中国启蒙,当下思想界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与思路,即“新启蒙”立场与“后启蒙”立场。其争论的焦点问题有:其一,面对中国现代启蒙思想传统,是建构还是解构?新启蒙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蕴含着一个自成体系的思想系统,并试图挖掘和再现这一体系;后启蒙论者则否定这一体系的存在,着力批判其理性缺陷。其二是关于当前启蒙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新启蒙论者主张思想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剥离”,并强调对前者内在逻辑的“整合”;后启蒙论者则反其道而行之。其三是未来中国需要怎样的启蒙,新启蒙论者认为必须在继承现代启蒙传统的基础上整合西方启蒙思想资源;后启蒙论者强调要通过反思现代启蒙传统的理性阙如,耐心打造启蒙的底盘。二者的争论有望使论题走向深入。     

启蒙: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

本文在回顾学术界的近代中国思想史主题观点的基础上,提出"启蒙"才是近代中国思想史的主题。笔者认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产生缘由是与中国社会思潮的演变和西方侵略引起中国民族生存危机有关,并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划分为戊戌维新前、戊戌辛亥时期、五四新文化时期、五四后新启蒙时期四个阶段,进而分析了各个阶段的启蒙实质。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传统与古代"教化"文学的相关性论纲

"启蒙"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传统,这一传统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与西方近代文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化"传统也有着深刻的相关性,从文学的功能角度看,尤为明显.中国现代与古代都强调文学有改变人心、改造社会的重要作用;"启蒙"与"教化"文学皆有明确而相似的对象,并有共同的前提预设,即多数民众是不觉悟的,需要启蒙和教化;它们在方式上都具有"居高临下"的态度和单向性封闭性特征.但由于这两种文学形态的发生发展的基础不同,因而其本质又有根本性的差别.追求人的解放与使人成为"顺民"甚至奴隶是现代启蒙文学与古代教化文学在价值目标上的主要分野;思想内容的多元化与道德说教的单一性是现代和古代文学的重要差别.形成差异的原因主要在于价值基础不同:现代启蒙文学植根在近代理性的土壤之中,怀疑、批判、求真、超越是其核心品格;古代教化文学则建立在传统实用理性的基础之上,服从、肯定、求同、守成乃其主要特征.两种文学传统的最终结果,其性质完全不同.     

论梁启超对近代韩国思想启蒙及其小说革命的影响

梁启超被认为是中国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大师,是中国思想启蒙和文学革命的先行者。他的论述给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和文学带来了深刻变革的同时,对一衣带水的邻邦韩国的思想启蒙和小说革命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凭借着《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梁启超成为近代韩国最知名的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引发了近代韩国的"小说革命",而站在同情的立场上分析韩国的衰亡以及要求新民启蒙是梁启超及其著述能够在近代韩国产生影响的根本原因。     

从"五四"到"文革":道德形而上主义的终结--对一个"启蒙"与"反启蒙"命题的破解

张光芒的<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新文学>一文,将"蛊惑"人心的道德形而上的手段说成极大程度地发挥了"启蒙作用",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文学的作用的微薄则说成是不自量力的"盲区",无疑是放弃了启蒙学者"形而下"的担待,使本该清晰的启蒙与反启蒙的边界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时时散发着"道德形而上"必须和政治实用主义结合才有用武之地的气息.与此相反,笔者欣赏并奉行"形而下"的所作所为,而不欣赏固意"牢化"的"形而上"诉求.人文精神应该是具体的、看得见的、摸得着的和活生生的,而不是抽象的、观念的、僵死的和教条的,这才是文学生命的底线.     

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论中国近代启蒙的个人主义价值追求

近代启蒙中的个人主义来源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积极介绍和鼓吹西方的个人主义,提倡个人主义精神,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但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现实政治都在不同程度上规约着"个人主义"的涵义,近代启蒙的个人主义价值追求具有与个人主义话语实践息息相关的差异性和复杂性.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一人性上升一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     

知识启蒙——《东方杂志》对近代启蒙思潮的贡献研究

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的发展历程中须臾离不开知识启蒙,在政争频仍、思想激荡的中国近现代启蒙历程中,<东方杂志>不似<新青年>等刊物一直处在思潮的风口浪尖,但它却是唯一自始至终坚持担当知识启蒙重任的刊物.以<东方杂志>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与商务印书馆的渊源及第一位对<东方杂志>作出重要贡献的主编杜亚泉,分析了他的"另一种启蒙"--一方面依守传统资源,一方面又积极引进西学新知中的科学与民主,力求在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东方之间调适折衷.这种特立独行的知识启蒙,虽然在彼时悬浮于整个启蒙思潮的轨迹,但在此时看来却在更深层次上真正做到了启迪思想和改造国民.这"另一种启蒙",在近代启蒙思潮中润物无声,其贡献却史册彪炳.     

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以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为中心

“启蒙”成为近代以降中国学界最具批判力的话语之一。它为人们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位置，以及传统与现代性之间所具的内在张力，提供了一种不可忽视的框架与视野。明清之际学术思潮启蒙论的建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映现了近代以降学人在认知与处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关系问题的心路历程。     

启蒙思潮与中国近代佛教——以支那内学院一系佛学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立足于侯外庐先生把中国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这段历史定义为＂近代启蒙思想阶段＂的观点,以＂启蒙＂作为思想文化背景,并以近代佛教重镇＂支那内学院＂一系的杨仁山、欧阳竟无、吕澂的佛学思想为主要视角,对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这一历史现象进行总结分析。认为近代以来佛教思想作为人类的文化遗产与现代文明的调适,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的现象,＂启蒙＂背景下宗教的现代化进路,仍然将是未来佛教的发展方向。     

启蒙道德与契约精神──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期伦理精神的重建

启蒙道德的核心是现代性道德建构，它构成了当今道德论争的焦点。本文从西方近代社会结构转型出发审视启蒙道德及其当代意义，认为近代西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针对现代人类型和现代国家类型提出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是启蒙道德论证的重点，“市民社会一现代国家”是启蒙道德进行道德论证的基本框架，“契约精神”是道德论证的“主题伦理言路”。本文提出应该从现代人类型的形成及其对现代国家道德合理性要求出发来评价启蒙道德的当代意义，这对于我国正在经历的社会变革及其现代道德的建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严复的"西学"思想探析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之一,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加速了他"西学"救国核心思想的形成.他通过著书、翻译来传播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思想,反对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力倡西学"愈愚".严复的西学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亦有其局限性.     

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

正启蒙运动是17、18世纪欧洲的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为旗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兴起作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标志着欧洲最终从中世纪走向近代。近代中国虽然并不存在西方意义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在明清启蒙思潮和近代西方思想双重影响下,又的的确确经历了自己的思想启蒙过程,有着一批最早睁眼看世界、不乏真知灼见的启蒙学者与思想家。在近代启蒙思潮中,除救亡、科学、民主等喧腾一时的思想观念外,与工业化潮流和资本主义兴起密切相关的重商思潮,①也是中国近代启蒙运动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思想潮流。以重商思潮为标志的近代商业启蒙运动,对近代中国冲破封建专制的束缚,走向工业社会和实现近代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拟对近代中国的商业启蒙过程及其内容和影响作一初步的探讨。     

论谭嗣同、严复的启蒙思想

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严复均注重民主启蒙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为臣纲和君主专制,这使他们的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阐述君主由来,申明民本君末。第二,抨击专制君主背离了君主的原初职责,成为天下之害。第三,提出废除君主专制的方案。这些构成了两人启蒙思想的主体内容,也成为两人思想的一致性。进而言之,谭嗣同、严复启蒙思想的一致性是谭嗣同、严复两人之间的默契和共识,拉开了他们与其他近代思想家之间的学术分野,同时具有鲜明的近代特征,是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深化和推进。     

"启蒙"的诱惑--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文学变革的再思考

以“旗手”式人物梁启超为切入点,从近代“启蒙”的思想来源、文化困境以及“民族-国家”书写等层面,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变革与“启蒙”之关系进行再解读,我们发现,近代文学的变革理想与现实情状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启蒙缺位与当代使命

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规定性,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生存样式。如果把现代性作为价值观念来考察,那么其具有启蒙定向。启蒙既体现在个体自我的觉醒,也体现在民族国家的确立。近代以降,中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现代性建构联系起来,从而确立了民族国家。在全球化境遇中,一方面,重申启蒙以促进个体自我的觉醒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培育市民社会和国人的公共精神是中国现代性建构的特殊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