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日知录校注》读评

顾炎武《日知录》的研究整理有三个大的方向,一为以清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为代表的校勘、集释工作,一为以原抄本《日知录》的整理、出版为代表的寻求原貌的工作,第三即陈垣先生所倡导的史料学、史源学的研究。文章为新出陈垣《日知录校注》的读后记和书评,对其校注及遗稿整理提出若干商榷意见。     

古籍整理应谨严从事讲求实效

同一种古籍,愈是新出的本子,应该愈是精良。正由于这一想法,去年我查阅《日知录集释》时,就挑其最新版本——花山文艺出版社(设在石家庄)的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本来读。此本共两大册,印制之精,装帧之美,是《日知录》(以下简称《录》)或《日知录集释》(以下简称《集释》)以往任何一种版本所不及的。卷首特载陈祖武《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一文作为前言,此文对     

《日知录校释》简介

顾炎武著,张京华校释的《日知录校释》一书,由岳麓书社2011年10月出版。该书是《明清思想经典丛书》的一种,以台湾徐文珊《原抄本顾亭林日知录》为底本,以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抄本（简称“北大抄本”）参核,且主要参考了栾保全、吕宗力校本和陈垣校注本的成果。该书共有三十二卷,另有三个附录,反映了当前研究《日知录》的新成果。     

《〈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探析

在前贤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以《（日知录）文渊阁本抽毁余稿》为依据，与文渊阁本、文津阁本《日知录》比勘，得知《日知录》因“违碍字词”、“引用钱谦益”、“谢在杭《五杂砌诸书”等原因遭删改，四库馆臣通过“改变相同字数”、“小字变大字”等方式改变版式，毁灭罪证，成为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窜改书籍的典型案例。     

顾炎武《山东考古录》述论

《山东考古录》是顾炎武考察山东地理掌故的基础上写成的重要代表作,该书集中体现了顾炎武治学的科学态度,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目前学界对该书的研究侧重于该书与《日知录》的关系问题,对其内容的研究较少。《山东考古录》是顾炎武在北游山东一个见证,该书具有较高的历史地理、民俗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古代山东社会的一部较有价值的书,同时《山东考古录》对《日知录》和《续山东考古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推动了二者的成书。     

论《日知录》的史论性质

《日知录》并非纯考据著作,而是一部以考据形式出现的融汇了明清之际时代精神的史论。《日知录》结构较为完整,主题明确,史料严谨,于叙事之中寓论断,反映了顾炎武对于明末清初这一重大转折时刻的深刻认识。该书著述宗旨明确,以总结历史经验的方式对封建专制作了严厉批判,主张回归原始儒学,倡导经世致用,是明末清初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交相辉映的史论名著。     

李光地与《音学五书》

李光地与《音学五书》张民权一《音学五书》，顾炎武著。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学者称亭林先生，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经济家、地理学家。一生著述等身，其《日知录》和《音学五书》堪称其里程碑式的作品，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成就。“所以...     

毛泽东与史学

毛泽东对史学从来饶有兴趣,甚至可以说他与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一毛泽东八岁至十三岁在家乡读私塾时就酷爱经学、史学。他最爱读的是《公羊春秋》、《汉书》等史籍。课余,他最爱看的是《精忠传》、《水浒》、《三国志》、《隋唐嘉话》等历史小说。这段时间,他精读了《史记》、《日知录》,背诵了《左传》不少篇章。1910年,在湘乡东山小学读书时,萧三借给他《世界英杰传》。毛泽东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华盛顿、林肯等人的传记,对拿破仑、彼得大帝、恺撒等留下了深     

《论语》方言辨证

<正> 顾炎武《日知录·方音》曰:“《公羊》多齐言,《准南》多楚语,若《〈易〉传》、《论语》,何尝有一字哉。”顾氏既认为自古便有“五方之音”的差异,且引《〈金史·国语解〉序》曰:“今文《尚书》辞多奇涩,盖亦当世之方音也。”但又断言《〈易〉传》和《论语》并无一字方音,这就未免前后牴牾,不能自圆其说了。黄家岱《女兴艺轩杂著·论语多齐鲁方言述》驳之曰:“古今多异言,别国多殊语。扬子《方言》‘悛、怿,改也。自山     

谈顾炎武《日知录》中的“天下观”

明清易代之际,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顾氏之论区别“亡国”与“亡天下”,是当时时代背景的产物,也是对传统国家观的超越。通过阅读顾炎武的《日知录》,以顾炎武的“天下观”为中心,对其相关思想进行探讨。     

贵创·博证·致用——读杨虹《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

杨虹的新著《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在学术浮躁的当下,可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力作。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认为衡量学术研究的标准有三：“一日贵创”,“二日博证”,“三日致用”,诚乃的论。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人云亦云之作实为学术垃圾。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日：“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综观杨虹的《近二十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无不切合梁氏之论,其是一部观点新颖、论证缜密、切合时代脉搏的学术著作。     

兵何时由器及人?

工农商学兵。今日言兵,人们都知道指的是人——战士,而古代兵的字义是指兵器、军械。兵何时由器及人呢?清初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对此做过考证。他说:“古之言兵,非今日之兵,谓五兵也。”何谓“五兵”?《世本》说:“蚩尤以金作兵,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弓、矛戈、戟是兵器,殳也是一种古代的兵器。所以《左传》中的“踊跃用兵”、“无以铸兵”,都是指兵器。直到《史记》,才有“信陵君得选兵八万人”、“项羽将诸侯     

中国文艺美学和文化精神

中国文化精神是中国文艺美学的土壤,孕育出了特有的美学性质和机制。中国文艺美学素质不是单一化,而是多元化的,这又是多元性文化因素撞击、参融、孵化的结果。仁学和致用文化精神的渗透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致用性质。天人合一、知行合一、体用不二,讲究和推崇知识文化的经验性、实用性。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第一条明确地说:“文之不可绝于天     

“史事宗”易学:一种中国式方法范式的确立与传承

顾炎武《日知录》勾勒了《易》学发展简史,不但泛滥易学的"玄""理"二家,还清楚看到了"史事宗"这家存在的可能性,并深度揭示了史事"参证"方法在杨万里等《易传》中得到确立,认为"史事宗"《易》学以用《易》为学术趣旨,是方法论与目的论的高度统一。顾炎武作为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不但以史证《易》,还由此在其《音论》等著作中推出"广证""博证"之法,终至形成乾嘉学派赖以存在的"疏""证"相结合的范式。乾嘉学派虽以"复古""回到汉学"为旗帜,但纯粹"注疏"的方法范式毕竟已成过时的笺注学。后继的乾嘉学者们分别以吴派、皖派大成之作《周易述》《孟子字义疏证》等为代表,蔚成了以考据、考证为特征的乾嘉学派,标示了中国哲学方法范式薪火相传的学术气派。     

“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

“山西”源流新探——兼考辽金时期山西路安介生清代率先对“山西”之名进行考定的是考据名家顾炎武，《日知录》卷３１“河东山西”条云：“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而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而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各自其畿甸之所近而言...     

两汉乡官“三老”浅探——中国封建制和村社关系的一个问题

<正> 清赵翼《二十二史劄记》中有《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一条,文引汉文帝诏说:“三老,众民之师也。其以户口率置常员。”又引李贤《后汉书》注云:“三老、孝悌、力田,皆乡官名也。”虽然“三老”等属乡官并非赵翼的发现,李贤早已说过,顾炎武《日知录·乡亭之职》条也说过此意,但赵翼能重视汉代这一基层组织的属吏,并列为《劄记》的一条,是很有见地的。本文单就“三老”的性质以及相应的一些问题发表些浅见。三老是秦汉时代的乡官,其职责是协助县令、丞、尉推行政令,教化民众。《汉书·百官公卿表》:“大率十里一亭,享有长。十亭一     

每日都要有新知

顾炎武（1613--1682）,是我国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 《日知录》是顾炎武考察古书有了心得体会,并把那些体会随时写成读书笔记,时间长了,再将那些笔记进行分类整理编成的书。书名出自《论语·子张篇》。子夏日：“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意思是说,每天能学到一些自己没有的知识,每月不忘自己已掌握的知识,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顾炎武取“日知”二字作书名,反映了他深爱学习的志趣。     

屈原氏族考

屈原的代表作品《离骚》，开头便说：“帝高阳之苗青兮。”可见他是十分重视他的姓氏门第的。刘知川史通·序传》认为司马迁的《史记·自序）是“征三周之故事”。可见屈原重视氏族门第，为历来作“自序”者所效法，探本寻原，莫先于此。《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楚姓，本帝高阳颛顼氏之后，《大戴礼记·帝系篇》载之甚详，王逸《章句》，已引据之。《章句》又云：“（楚）武王潜号称王，始都于部，是时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古者姓氏有别，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又《亭林文集》卷一有《原姓…     

从明儒“斋”“庵”“轩”之号看心性之学

中国人的姓、名、字、号是一门学问。由“名”之字义引出的“字”（如岳飞字鹏举）都是既定的，即是父母给定的，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而作为人名之外的“号”则是另起的或后起的，是自称的或自号的，如葛洪自号“抱朴子”，陶弘景自称“华阳隐居”，并由此在人间著述书札以“号”代名。怀着这种常识，在重读《明儒学案》之余，发现这种起自于晋宋时期的自“号”风气（见《日知录》卷二十三《自称字》），在明代得到极大的普及，以致使黄宗表在编《明儒学案》目录时往往将“号”置“名”前，出现的称呼竟然是这样的：…     

说上古部落迁徙和地名方位的转移

<正> 有研究生来质疑。他们说,新出版的《夏史论丛》(齐鲁书社出版)在页6、102、248—249、313—315处都谈到夏史上的两个地名:斟寻和斟灌,在书中除页6处涉及较详外,余均一掠而过。斟寻和斟灌究在山东,抑在河南,我们还是不清楚,请予讲解。我回答说,要弄清楚,光在两个地名上打交道不成,要看旁枝旁叶的许多书,才能有收获。例如顾炎武《日知录》卷六中有“因国”一条,略曰:“有胜国;有因国。《周礼·媒氏》:凡男女之阴讼,听之于胜国之社。……《左传》:凡胜国曰‘灭之’,是也。……(《礼记》)《王制》:天子诸侯祭因国之在其地而无主后者。……”这是说,“胜国”,是被征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