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革命文学”与“革命人”的文学

在文学革命的实践化进程中,鲁迅的创作以及文学主张不仅丰富了文学革命的历史内涵,而且直接呼应了后续展开的革命文学的呼声。在鲁迅那里,"革命文学"是"革命人"的文学,其实质正是对五四"文学是人学"命题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革命文学是革命人的文学"逻辑地符合"文学是人学"命题的纵深推进。鲁迅将革命视为一种有所作为的事业,革命是寄托鲁迅现实愿望诉求的一个明确指向,而文学则是鲁迅参与现实斗争的形式媒介,也是表达其民族使命感所凭藉的重要手段。鲁迅坚执的"革命文学"理念正是对五四文学总命题的深化,其文学创作则构成"文学是人学"的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实践。     

以自由意志质疑政治革命——关于鲁迅与太阳社、创造社的论争

20年代末期,创造社、太阳社在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过程中对鲁迅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创造社、 太阳社的主张是一种历史主义的历史规划,鲁迅却表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鲁迅的革命理念是个体生命自由意志 向历史实践的扩展、转化。鲁迅以强烈的自由意志质疑创造社、太阳社的历史规划,同时也尖锐地批判他们危险的 思想弱点。     

“革命文学论争”时期茅盾文艺思想初探

一九二八年至“左联”成立前夕,我国经历了一场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论争。同鲁迅一样,茅盾也卷入了这一论争。他在《回忆录》中,曾简洁地说明自己在革命文学论争时的态度:“对于从一九二八年开始盛行的这种‘革命文学’的公式,我一直是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的,……我的这种态度很引起一些同志的不满,认为我是从‘右’的方面来贬低或否定‘革命文学’(普罗文学)。不过,我认为我是在坚持现实主义的传统。”对于茅盾在与创造社、太阳社的论争过程中,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出的理论贡献,以及茅盾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试图就茅盾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的现实主义文艺思想作一蠡测管窥,权当引玉之砖。     

关于鲁迅的“同路人”问题及其他

历史上有对鲁迅"同路人"的一种身份界定,连冯雪峰、瞿秋白都持过此观点。"革命文学"运动时,创造社、太阳社思想和行为上的极端盲动幼稚,未能形成"比较完成的无产阶级文学"即文学主流,在此语境下将鲁迅视为"同路人",是一种傲慢、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实际上鲁迅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多次帮助过共产党,不是一个"在旁边""说话"的"同路人"。从鲁迅对他人议论自己"同路人"的反应以及鲁迅对苏俄文学史上"同路人"的评价看,鲁迅不是"同路人"。对鲁迅"同路人"身份的认识实际上还涉及如何客观认识现代文学的历史真貌。     

革命文学论争根源之探析

本文在史料的搜集检阅基础上,力图还原1927年革命文学论争的具体情境,以进一步探讨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文学论争产生原因,并力图对各方在论争中表现的行为动机进行细致的分析,进而指出论争不能深入的根源所在。     

论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

鲁迅的革命文学思想是他在域外革命文学思想和中国现实的主体体验中纠葛而成的,是他融会先进思想文化资源、积极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探求中华民族＂固有之血脉＂和追寻现代革命精神的结晶。鲁迅革命文学思想的发生标志着中国革命文学思想的现代生成,并与其创作、译品一起推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进程,且使中国革命文化得到提升并成为世界左翼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革命文学”论战与鲁迅思想的变迁

<正> 一二十年代末叶“革命文学”论战一开始,鲁迅就被当作建立“革命文学”的主要障碍而遭到空前严重的批判。鲁迅当然作文反击,后均收入《三闲集》;但文章数量不多,长的尤少,与创造社、太阳社一时铺天盖地而来的大块文章相比,尤其显得少到不成比例。     

“转向”的“艰难”:革命语境下成仿吾的文学观念变迁

在创造社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向途中,由于性格因素与文学思维方式的殊异,成仿吾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通过对成仿吾在创造社刚成立时、初步接触革命以及卷入革命后的文学观念的考察,可以清楚地揭示出"革命"如何深入知识分子个体的内心世界与文学观念,革命文学如何在理论上一步步清除"人性论",从而展示出创造社成员在革命语境中"转向"的"艰难"。     

论蒋光慈小说的艺术个性

蒋光慈以“东亚革命的歌者”自命。他的第一部诗集《新梦》出版后,钱杏屯瞩就称它“简直可以说是中国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①这位中国革命文学的开山祖,不仅在20年代中期参与倡导革命文学,而且在中国现代文学由革命文学发展到无产阶级文学的阶段,又和钱杏屯D等人组织“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成员共同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蒋光慈不仅有一套革命文学的理论,而且还能将自己的理论用于创作实践,他作了象《新梦》、《哀中国》等革命诗歌,又创作了《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兄弟夜话》、《野祭》、《短裤党入《菊芬》、《最后的…     

新文学裂变中的"革命文学论争":"鲶鱼效应"与鲁迅的抉择

2 0世纪 2 0年代“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发生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创造社和太阳社以“福本主义”为指导所作的倡导和引起的论争 ,既因理论的谬误与鲁迅之间在文学的特性、阶级论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对新文学的发展有负面影响 ,也产生了积极的“鲶鱼效应” :激励鲁迅一反孤独与沉寂 ,并在深层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学说。鲁迅由此译介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卡尔斯基的文艺论著 ,对于指导包括鲁迅在内的文学运动的健康发展 ,都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我们社、太阳社比较论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我们社和太阳社看作同一个文学社团,但事实并非如此。文章从两个社团的人员组成、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的不同态度、以及国民党当局查封时的情况与当时新闻媒体的报道等方面作了深入比较,并对其代表人物蒋光慈、洪灵菲小说创作的题材、主题和风格不同的形成原因作了探析。     

论20世纪中国的革命文学

20世纪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美学趣味、风格与范式的文学形态,这一文学形态发展到"文革"时代,已经终结.建国以后,革命文学通过文学资源的清理与对各派文学力量的批判,建立起一体化的革命文学知识体系,革命文学成为文学界统一的规范力量.新的文学等级秩序关系的建立,摧毁了革命文学赖以存活的文学竞争机制,革命文学力量与其他文学力量的张力关系不复存在.革命文学自身的艺术规则在革命的"经典"化过程中,日益教条化和公式化.革命文学的终结也是20世纪急进主义文化思潮发生作用的结果.     

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意义生成与辩析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与政治之间的特殊关联,革命文学与左翼文学两个概念在主流文学史的阐释框架内被不断追加与重写,导致概念内涵不断扩容与泛化。从原初内涵看来:"革命文学"指的是左联成立之前未被组织化的革命作家在当时社会情境下对革命的一种自觉、主动的文学反应;"左翼文学"指左联成立至解散这个期间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其同路人作家反抗国民党政权文化围剿的文学实践。这样的界定既考虑到了革命文学提倡的阶段性、复杂性,又指出了左翼文学的质的规定性,同时将其与延安文学、社会主义文学、文革文学等概念区别开来。对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概念的厘定不仅是为了推进左翼文学研究,也试图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概念定位提供一种可行的思路。     

现代小说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

男性知识分子是中国文学中的重要描写对象,其形象的晦暗色彩与悲凉基调,由明清小说至现代小说,随着社会变迁与文化发展而逐渐增强。现代小说中男性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性弱化主要在体现思想上的怀疑与空想、精神上的苦闷与彷徨、身体上的疲惫与衰弱、身份上的没落与尴尬等四个方面,其产生的原因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知识分子的生存艰难和精神困境以及作家对知识分子责任和使命的探索密切相关。20世纪20年代的革命文学与20世纪30-40年代的左翼文学,其所批评的知识分子尤其是男性知识分子的精神退化或道德堕落,直接影响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与建国后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弱化因此而具有了文学性与政治性相互交织的色彩。     

论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的革命文学运动,使文学背负上了沉重的政治理念。革命作家对时代潮流的密切关注及其敏感的社会、政治危机意识,使文学的功利性要求得到充分强调,文学一度被视作政治宣传的工具与武器。革命文学运动中文学与政治的这种特殊关系,对以后的中国文学运动曾产生了很大影响。     

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和内在矛盾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论述冯雪峰文艺理论的背景 :上一世纪 30到 4 0年代 ,中国现代革命文艺思潮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生了深刻变化。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标志着革命文艺思潮从知识分子的思潮变为政治家的思潮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也变成了一种建设政治性文艺的理论。但鲁迅文艺思想继续产生影响 ,表现着它特有的生命力。革命文学内部因此发生了一场持久的论战。下篇论述冯雪峰文艺理论的内在矛盾 :作为中国现代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 ,冯雪峰的理论深刻地、独特地反映着这场论战。它强调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 ,并因此认为文学应该把生活政治化 ,即在实际上主张一种政治化的现实主义 ,政治化的文学 ;但又认为在实践的政治面前 ,现实主义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 ,文学应该有自己独立的品格。正是这构成了它的内在矛盾     

前驱者的启蒙探路——茅盾早期文学思潮观的发展及其意义

茅盾人生观的建构与发展,始终以政治观为核心,带动和制约着包括其文学观文学思潮观在内的其他侧面。随着茅盾由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由人性论到阶级论的政治观的质变,他获得了历史唯物论与唯物辩证法思想武器;带动制约着他由"为人生"的文学观到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观,由文学进化论的文学思潮观到能动的反映论的文学思潮观的发展。遂从根本和本质上把握了文学和文学思潮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动地引导革命文学新潮流;提高了以文学革命促进社会变革的能动性与实效性。对当前和未来的中国文学与文学思潮发展来说,这一切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论鲁迅“作者本身”必须“是一个战斗者”的思想

对于革命文学,鲁迅有一个基本的观点,这就是:它应当而且必须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应当而且必须具有革命性和战斗力。否则,它就难以完成自己所身负的历史使命,因而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但是,怎样才能使革命文学具有革命性和战斗力,并真正成为“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底一翼”呢?鲁迅认为,首要的和关键的问题在于:“作者本身”必须“是一个战斗者,”必须坚持为革命而写和在革命中写。     

左翼民族价值观与阶级价值观的整合——1936年春夏之交的“国防文学”论争

阶级正义和民族正义是中国左翼革命文学价值观念演变悖论性的两个方面。1936年左翼文学内部爆发的"国防文学"论争,涉及的主要有四方:周扬、鲁迅和中国托派以及冯雪峰等。周扬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泛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则坚持革命者在抗战中的阶级斗争立场;中国托派则主张阶级的独立抗战,反对国防政府;而冯雪峰在个人主张上与鲁迅有着相似性,但基于自己特殊的身份,充当了周扬与鲁迅主张的调解者,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在阐释上向"国防文学"趋同。在论争中,他们彼此指责对方为"汉奸"、"内奸",而自命为"爱国者"、"革命者"。从总体上来说,这是左翼的阶级价值观与民族价值观的第一次冲突也是第一次整合。正是通过这次论争,民族价值观最终实现了与左翼阶级价值观的融合,也使得左翼革命文学单一的阶级价值发生了结构性嬗变,成为阶级—民族的双核结构。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