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决权主体研究中的模糊问题刍议

由于国际法在自决权主体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模糊性,导致了自决权主体研究中的泛化现象。根据国际法的宗旨和国际社会的实践,少数者、土著人、一国内的部分人民、主权国家和个人均不得被界定为自决权主体。自决权主体只能界定为"国族"和"一个国家的全体人民"。随意扩大自决权主体的范围,不利于国际国内秩序的稳定。     

论作为自决权主体的"民族"与"人民"

按照法律文本的翻译,自决权的主体应是"民族"或"人民"。如果译为"民族",那么这里的"民族"应界定为国族,而非种族;对于单一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是指单一的民族;对于多民族国家来说,民族自决权的主体则指一定领土范围内由多个民族构成的民族整体。如果译为"人民",那么这里的"人民"应界定为"任何一个国家之全体人民"(既包括殖民地人民和其他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也包括独立主权国家的人民),而非一个国家内部的一部分人民。     

自决权理论的“三种版本”：比较与评价

自决权理论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版本,即马克思主义的自决权、国际法上的自决权和西方学者的自决权。这三种不同版本的自决权对于自决权的性质、适用范围和内容等有着不同的主张。我们在理解和把握自决权的内涵时,应以国际法版本为主,以另外两个版本为辅。     

德国讯息自决权之范围及其界限

在现代生活中,科技的发展使得信息的快速传递与储存成为可能,个人难以保护其隐私.为能对抗这种新型态的人格侵害,个人的讯息自决权遂成为一项重要的基本权.本文探讨德国讯息自决权之发展源由及其内涵.德国讯息自决权的概念及发展源自联邦宪法法院之人口普查法判决;此权利是从自我表现权延伸而来,得对抗国家无限制的调查、储存、使用与传递个人信息.为确立讯息自决权的保护范围与界限,领域理论将个人的私生活划分为绝对受保护的核心领域、不可侵犯的私人生活领域.人口普查法判决着眼于领域理论的功能面向,以是否造成人格权核心领域之侵犯,作为是否禁止信息传递与连结的基准.但个人对其数据并无绝对的控制权,在重大公共利益的前提下,个人必须忍受其权利的限制,而国家对此权利的限制则必须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     

生育权利、生育方式与法律保护刍议

生育随着社会、科学发展,成为了专属于合法夫妻双方共同平等享有的身份权利,并随附相应的义务.为了国家的昌盛和民族的兴旺发达,应该慎重对待新的生命科学研究成果,严格限制人工授精在生育上的应用,并禁止将克隆技术应用于生育.     

低生育水平下的生育意愿研究

本文是课题组2006-2007年在江苏六县/市开展调查的初步分析报告。本调查从多个角度测量收集了有关生育意愿、生育观念、生育计划及其影响因素的信息,初步探讨了生育的政策、意愿、计划、行为之间的关系。调查发现,育龄妇女的意愿生育水平和实际生育水平都远远低于更替水平,理想子女数、现有子女数、生育打算和政策允许的生育子女数之间存在差距。育龄妇女对子女作用和子女价值的认识已经变化,精神需求是生育的重要理由。生育政策对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已不是首要因素,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才影响人们的生育决策。     

论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的尊严观

从法理学的角度区分义务本位和权利本位尊严观的不同价值取向,厘清维护人的尊严与尊重人的主体自决权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有效维护人的尊严的前提。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必须履行之义务时,应避免由于禁止行为人自损尊严之行为,而对其主体自决权构成的不当限制或侵害;当从法律上确定保有人的尊严是每个人自治意志之权利时,应明确义务主体的法律责任,以保障该权利受到侵害后能够得到救济。     

关于完善我国生育保险立法的思考

女职工不仅是物质财富的生产者,而且还是人类自身的生产者。对女职工给予生育保险保障是现代国家立法的重点之一。由于社会还未充分认识到妇女生育行为所具有的其他保险所没有的社会价值,加之国家对生育保险制度的建设也未给予高度的重视,所以,在我国现行生育保险的立法、执法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中国家庭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研究

在“三孩”政策背景下,探讨中国家庭生育模式的代际传递效应及作用机制,可以为目前低生育水平成因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家庭生育模式具有代际传递特征,父代的生育行为对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有显著影响,原生家庭同胞数量越多,子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越高。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强度因个体异质性存在差异,表现为男性大于女性,农村居民大于城市居民,并且随出生队列的推移而增加。机制分析验证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和养老负担的差异是生育模式代际传递的重要路径。     

新疆维吾尔族生育状况与生育观念的发展演变

通过实地调查,对新疆维吾尔族就目前的生育状况及生育观念进行研究,通过综合分析得出结论：晚婚、晚育观念逐步形成;传统的＂多子多福、后继有人＂的生育观念正在悄悄地发生变化;＂重男轻女＂＂传宗接代＂传统的生育观念依然存在;发展相对滞后的地方经济、文化导致对男性孩子的偏好。     

适度生育的伦理问题

适度生育的理念带来生育行为上的重大变革。生育控制在有效控制人口的同时,也引起了一系列伦理争议。适度生育,要坚持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为了明确生育主体的生育责任,必须外在控制与内在引导相结合。     

论我国妇女平等权及其立法保障

妇女既是公民,又是特定权利主体,因此,妇女平等权有双重属性和双重特点。妇女平等权是平等权的一种,其最根本的内容是禁止不合理的差别对待。妇女平等权所要求的禁止差别对待应从妇女作为公民和妇女作为特定主体两个层面去分析。妇女平等权的各种保障中最为重要的一种是立法保障。我们可以从国内立法和国际立法两个方面考察我国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障:我国以宪法为核心、以部门法相配套,为妇女平等权的实现提供了有力的国内立法保障;联合国通过的一系列关于妇女权利的法律文件,为妇女平等权提供了有力的国际立法保障。     

论中国传统生育文化

生殖崇拜是传统生育文化的源头。由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 ,生殖崇拜文化逐步向传统生育文化发展 ,进入封建社会之后 ,便逐步形成了系统的传统生育文化。传统生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早婚早育、高出生、重生男、轻生女的“早、多、男”的生育价值体系。中国传统生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是有其厚重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的。对传统生育文化应当批判的继承 ,不应一概否定。传统生育文化向现代生育文化的转型大体经历了两大阶段 ,一是转型的萌动期 ,这个时期从中国近代开始到 1949年新中国建立 ;二是转型的进行期 ,这个时期从 1949年至今。转型过程中存在着矛盾和问题 ,这些矛盾和问题有观念生育文化层面的 ,有科技生育文化层面的 ,也有处延生育文化层面的 ,对诸多不同程度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应切实加以解决     

生与死的调解者--"生育造人"叙述中的神异女性

作者以“生育造人”来组构两类不同叙述主体的叙述,通过比较对照叙述主体性别转换对叙述对象的影响,辨析阐释以生育为本源的神异女性作为生死调解者的不可替代性。     

婚姻教育匹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研究

当前我国低生育问题已经成为不争事实,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强化其在婚姻匹配中的优势地位,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重要影响。文章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7)数据,建立家庭内部生育决策模型,构建以收入赋权的婚姻教育匹配指数,探究婚姻教育匹配对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影响及作用路径。研究发现,婚姻教育匹配指数增加,即妻子的受教育水平越高于丈夫,会显著降低女性生育意愿、减少生育行为,并扩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偏离程度。婚姻教育匹配对低收入、夫妻双方均未接受过高等教育及农村家庭女性生育意愿与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并且女性在婚姻教育匹配中的优势增加会显著降低男孩偏好。进一步发现,婚姻教育匹配会通过改变女性生活满意度与性别角色转换度对生育意愿与行为产生影响。因此,围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树立新时代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制定政策有助于提升生育水平。     

论合伙的第三民事主体资格

关于合伙的法律地位之争由来已久,学者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合伙是否符合传统的民事主体的建构。作者认为,是否确立合伙的法律资格取决于其契机是否已经出现。为澄清合伙的法律地位,我们首先考察了民事主体的历史逻辑,以为合伙法律上的“正名”提供法理依据;其次讨论了合伙的发展过程,表明目前组织体形态的合伙在经济生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通过对合伙的实体性进行法律分析,指出合伙是与自然人、法人不同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确认其第三民事主体资格是必然的。     

绿色生育工程研究

绿色生育工程是世界绿色运动的一部分 ,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所谓绿色生育工程 ,就是针对大工业时代环境被严重污染并导致人类体质退化的严酷现实 ,在现存的计划生育、优生优育等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 ,倡导控制或者改变环境 ,营造适宜人类繁衍的绿色生育环境的系统理论 ,这是我们进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之计划生育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目前 ,实施绿色生育工程至少要抓住以下三个环节 :1 青少年人口生活学习绿色环境的营造。 2 育龄人口生活、工作绿色环境的营造。 3 政府与社会为人口的绿色生育提供保障等     

已婚流动人口流入地生育行为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09年在北京朝阳区、广东东莞市和浙江诸暨市组织进行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对已婚流动人口流入地生育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已婚流动人口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流动人口有子女在流入地出生,在流入地出生的子女以男性为主,出生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子女主要出生在2000年以后,在流入地出生的子女大约有七成目前依旧在流入地。回归结果显示,年龄越小、来流入地越久、有父母在流入地的流动人口,其子女越可能在流入地出生。研究还发现,如果第一个子女在流入地出生,第二个子女也更有可能在流入地出生,体现了两个子女之间的关联。     

农民生育偏好与行为:社会解构模型——对当今部分农民生育偏好及行为逆变的一个解释

传统理论认为,农民的生育偏好取决于传统的生育文化,经济效用、功能需求、生育文化、生育需求理论能够从不同的侧面解释农民"多生、早生、生男"的偏好及其行为,但是无法解释当今农民"适度生育、生男生女一样、打死也不多生"的偏好及其选择.社会解构模型则能够较好地解释当今农民的生育偏好和行为,经济解构、文化解构、需求解构从反方向侵蚀、消解农民的传统生育文化,从反方向影响、冲击农民的传统生育偏好和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