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与胡适的自传观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位积极倡导现代传记的代表人物。在自传观念上,梁、胡二人都重视自传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梁启超强调传记的著述品格,其指称的自传仅限于史著范围内的自叙传,其自传观很难阐释中西自传的差异;胡适无意于为自传找寻历史渊源,而有意将自传的边界无限放大,以最大限度地积累史料,胡适对中西自传差异既有理论阐释,更有实践贡献。梁、胡二人在自传观上的根本差异在于,梁启超侧重对过去的历史做现实的研究,而胡适侧重为未来的历史做现实的准备。     

论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

梁启超是20世纪初向国人介绍西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先行者。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属于干涉主义而非放任主义,其价值追求是"于不平等中求平等"。他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过度无序的自由竞争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其要义是土地归公、资本归公,而劳动是创造一切价值的源泉。他将社会主义区分为社会改良主义和社会革命主义,并明确表示自己认同的是国家社会主义。梁启超预言社会主义"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但不认为20世纪初期的中国具备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他相信社会主义精神"吾中国固夙有之",但明确表示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总原因在于当时尚未形成劳动阶级;他认定社会主义的实行"各国各时代种种不同",主张中国应当鼓励和扶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此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还体现在他对生产和分配问题的看法上,他从重视生产问题到重视分配问题,再到提出重视生产的同时兼顾分配,说明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     

论梁启超的精英受众观

梁启超在其办报实践中无不体现着他的精英受众观念。本文从读者对象、报刊内容、文体文风等方面做出分析研究。     

论梁启超的精英受众观

梁启超在其办报实践中无不体现着他的精英受众观念.本文从读者对象、报刊内容、文体文风等方面做出分析研究.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整合——论梁启超的民权观

在"欧风美雨"的侵淫下,与其他所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梁启超把西方传入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作为救治中国的一剂良药,而民权和国权则是他经常使用的药引之一.梁启超利用中国传统民本资源将西方近代勃兴起来的权利思想加以改造使其中国化,并赋予它新的含义.民权的宣传和实践增强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权利意识、为近代中国政治制度的变迁及选择提供了理论性指导、说明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一国国民的现代化做起.     

《新大陆游记》与梁启超的美国观

《新大陆游记》一书文化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其政治上的重要性。书中根据实地考察，对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及其扩张性，美国平等自由的价值观和共和政体，美国现存的严重社会问题与未来发展前途，美国社会的特色及中美基本国情的差别等作了记叙和评论，鲜明反映出坚持维新立场的岭南思想家认识美国的独特视角和深刻程度，是先进的中国人自觉进行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记录。     

论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及学术史意义

梁启超的文学年谱观的理论体系、编撰“书法”、创作实践等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或存在误读。通过对梁启超著述中有关年谱编撰的言论充分梳理、剖析得知,梁启超的年谱观既在理论上承继了“史界革命”倡导以一人之史窥时代之变的观点,又在编撰“书法”上汲取了“文界革命”的理念,这种融汇古今、会通中外、宏博精严的年谱观引领了年谱编撰风气,为尔后的年谱编撰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导向,也影响了文学史写作。     

梁启超晚年的国民运动观刍议

梁启超晚年政治思想中值得重视之处是提出了国民运动的重要观念。这一思想是以他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以往政治实践失败的产物 ,其立足点和核心是通过国民运动逐步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这一思想也是对他 2 0世纪初年新民观的继承和发展 ,反映了他始终坚持的政治理想和政治品格。     

梁启超基督教观探析

梁启超作为一个佛教徒,致力研究佛教的同时,对基督教也略有研究。他的基督教观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从基督教与当时欧洲的政治关系来看,他充分肯定了基督教对欧美政治的影响,但接着认为中国仍无取法的必要。(二)从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比方面来看,他认为:佛教乃智信非迷信,但基督教为强信;在形魂关系上,基督教的形魂观较为原始;在解脱或拯救方面,基督教仰他力,佛教仰自力。(三)在教义方面,他认为基督教"三位一体"中的圣灵即灵魂。梁启超的基督教观的确存在着许多值得辨析的错谬之处,但这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为兴国本对当时各种宗教考察的一个结果,反映出他们对其他宗教形式初步地加以接受的心态。     

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

近代以来,日本人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对中国的不同认识,这其中既有日本的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对中国进步与发展的赞誉,更有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诋毁、丑化甚至仇视。正是这些不同的中国观影响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梁启超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与反思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变革。梁启超既是立宪派的领袖,又是辛亥革命的亲历者,他在民国初年和辛亥十周年两个不同时段对辛亥革命曾有过不同的评价和反思。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我们回忆并解读梁启超的评价和反思,以揭示他从文化启蒙的角度,回答中国将向何处去的思想。     

简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在我国古代,小说是一种倍受压抑的文体。"小道观"自始至终制约着小说创作和小说理论的发展。到了近代,梁启超特别重视小说的功用价值,提出"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小说的观念才得到根本更新。然而"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这一著名命题,亦有偏颇之处,那就是对小说的地位的矫枉过正。因此文章认为这种思想是梁启超矫枉过正的根源。他利用舆论之威力,把小说置于文学的颠峰,自此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意义得到进一步确认。     

论李鸿章的日本观

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影响巨大的政治人物,长期主持清政府的洋务及外交工作。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联日”、“防日”、“师日”的复杂发展过程,但“轻日”倾向非常明显,而且贯穿于李鸿章对日活动之中。甲午中日战争之后,尽管李鸿章有一定的“师日”趋向,但“制日”的思想是主流。     

梁启超铁路外资观初探

梁启超以近代经济学为基本分析框架,对近代中国的铁路外资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经济学阐析。他认为要发展近代铁路,不能不充分重视和借助外资的力量,但外资的介入,却又带有强烈的侵略性。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努力方向,就是要尽可能在获得外资好处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其危害性,平衡好维护主权与引进外资之间的微妙关系。他的分析表明,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近代中国的铁路建设究竟能够沿着对外开放的道路向前走多远,哪些是我们应该为之付出的在可以承受范围之内的代价。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的日本观

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的日本观经历了一个由漠视到正视、由“以日为师”到警日、防日、反日的演变过程.本文从政治、媒体与民间三个层面来考察辛亥革命前后湖南人日本现的主要内容.这一时期湖南人日本现有着独特的区域个性,展现其自主性、多元性、不对称性和理性的多元特征.此时湖南人的日本观,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南现代化的进程,并有力地推动了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     

略论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近代中国人的日本观经历了初期的传统"东夷"论、"蕞尔岛夷"论,到明治维新后视其为学习的典范,再到随着日本侵华加深对日本的排拒与反感剧增三个阶段。     

梁启超的社会主义观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人的社会主义追求联系在一起的。梁启超首先把社会主义的术语引入中国,并且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过评价。虽然他的评价并不准确,但他把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相联系,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首先从历史发展趋势上加以理解。梁启超虽然没有在革命的主题下认识马克思主义,但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