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信仰的中国式难题——兼与沈永胜同志商榷

西方语境下,基督教文化的信仰体系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依据,宗教的去魅化又促进了理性法的生成,这使法律信仰从对超验价值的神圣感演化为对实证规则的理性确信。作为意义体系的法律,法律信仰具有神圣的超验维度,作为规则系统的法律,法律信仰是对法律确定性的理性确信。从法律文化的研究进路反观法律信仰的中国语境,让我们发现了法律信仰的中国式难题,信仰体系的缺失无法从中国本土文化中建立人们对法律的超验情感,中国法律文化中对权力型权威的崇信可能造成法律信仰中的权威异化,权变伦理无法确立人们对法律的理性确信,弘扬法律信用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可能进路。     

从纸上的法律到社会的法律

使从纸上的法律走向社会的法律,使纸面上的死的规则变成人们行动中的活的规则,使理想的法治迈入现实的法治,必须认识到法律本质在于法律之利益,法律效力在于法律之意识,法律至上在于法律之信仰,法律生命在于法律之实践。     

伦理神学与现代道德信念的确证

启蒙伦理学是在基督教信仰式微之后的世俗化过程中试图为现代人提供在现世中安身立命之基础的价值转型运动。康德伦理神学对于西方现代道德信念确证的意义在于:一是这种伦理神学信念的确证完成了宗教信仰的世俗化。二是它充分阐明了单纯理性信仰的不可能性。康德的伦理神学认为,只有对于"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的确信,才能最终使"正义"和"道德"成为绝对的义务,从而实现信仰形式的这一现代转变。这一转变的真实意义在于,信仰的世俗化只有在超越的神圣化引导下才能通往自由的意义世界。     

对"法律信仰"论题的一种事后解读

法治是一种治理秩序和治理模式,法治的精神在于社会树立法的权威,形成权力有限的政府和权利本位观,实现有法可依和有法必依的局面。作为一种系统工程,它需要的是经验的积累和理性的建构,而法律信仰则是感性的。面对当下中国的法治难题,不能仅仅局限于理性的思索,更重要的是在于能否正确认识国情,结合实际寻找到现实的出路。从信任到信仰,可能是一种可行的进路。     

论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敬畏信仰的缺失与重建

当代大学生是社会建设的栋梁之材，他们的信仰关系着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敬畏信仰是大学生信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社会转型期文化的急剧变迁造成了这一信仰的缺失，进而引发了诸如大学生诚信问题、道德问题、校园暴力问题的频发。改变这种状况的唯一出路在于从规则、传统和生命教育的角度对大学生的敬畏信仰进行重建。     

理性与信仰有高低之分吗?——从托马斯与洛克的看法说起

理性与信仰孰高孰低是古往今来的哲学经常论及的问题.尽管不同的哲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往往大相径庭,但在谈论这一问题时,均未对问题本身提出过质疑.我们可以把托马斯所讲的信仰理解为作为人的认识的神的认识,而由于神的认识高于人的认识,所以人的信仰高于人的理性.洛克则认为,信仰是有根据的意见,因而从属于理性.实际上.在现实的认识中,既没有脱离信仰的纯粹的理性,也没有脱离理性的纯粹的信仰,因而很难分出理性与信仰的高低.     

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的信仰培育——一种基于西方诠释学的考察

理解和信仰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关键词。在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程中,对理解和信仰关系的处理有着不同的模式：古代圣经诠释学主张理解基于信仰并服从信仰,信仰被置于理解之上。基于人神之别的宗教预设．教会的解释被赋予绝对的权威。近现代精神诠释学则倡导基于理解的认同,理性的理解从宗教信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获得了独立地位,理解不再仰信仰之鼻息,亦不趋向对他人的服从。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普通民众达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培育起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并把这种信仰融入到日常实际生活中去。诉诸基于理性理解的信仰,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孔子的理性与信仰

西方宗教文化发达,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儒家思想给人们提供生活的信仰,有人认为是中国的宗教。但信仰和宗教不能等同,孔子儒家思想提出＂仁＂的观念,是对人的全面深刻的思考,包括理性和非理性两方面。非理性的需要导致信仰,产生宗教;理性则与宗教相对立。孔子儒家思想包含信仰,但不是宗教。     

中国信仰的现代性问题——以国家公祭圣祖先贤为例

近年,中国人关于国祭、公祭的争论,实际上是表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人在意义建构与意义冲突层面上的重大问题.对于传统圣祖实行国祭或公祭的关键,不在于祭典的操办及其国家形式,而是在于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信仰的现代性构成,以及信仰构成的神圣资源、实践模式如何建构的问题.它们构成了以中国信仰认同为中心的现代性政治--文化方案.所以,国祭、公祭的争论焦点,进一步涉及的,是中国信仰的公私之辨,中国信仰与中国人的集体认同、社会认同甚至是政治认同的边界是否存在及如何建构等重大问题.国家公祭圣祖的现象,表达了中国当代信仰的差序格局、公私之辨及其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人性·信仰·道德与社会整合

人性、信仰、道德各自具有不同的社会功能 ,三者之间同时还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在中国社会基本结构变迁的特定历史时期 ,人性、信仰、道德 ,构成社会整合的新机制 ,协同法律形态的社会整合机制发挥重大的社会控制力 ,提高社会的一体化水平 ,促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论哥特式教堂建筑结构与玻璃花窗的宗教寓意

基督教信仰是哥特式教堂建筑艺术风格的灵魂。哥特式教堂为了这种信仰而建造,同时也是为了这种信仰而存在。石材与玻璃在教堂的整体结构中组成了一种和谐,石头和玻璃的材质美组合在一起,构成了教堂的形式美,形式美又寓意了基督教信仰。哥特式教堂建筑的目的不在于建筑的本身,而在于其中所蕴藏的基督教的思想和信仰。信仰与材质,信仰与建筑构成了一种平衡,它既是为了追求这种平衡而诞生的,也是因为这一平衡的丧失而没落的。     

论中国现代美育思潮中的信仰精神及其对中国梦的意义

中国现代美育思潮是在中国传统信仰失落的情形下为弥补人们的信仰缺失而作出的文化尝试,它着眼于整体的中国现代文化蓝图,试图以审美教育为基础构建起一种全新的现代信仰模式,所倡导的是理性与信仰并重的现代性文化规划。中国现代美育思潮的深层意蕴是希图将现代审美精神的确立与民族振兴的渴望融汇在一起,进而缔造出一片能够真正抚慰现代中国人灵魂的信仰之海。这对中国梦的最大启示在于:中国梦建设须将信仰作为自身的一个重要功能要素加以强化,并通过审美精神的融入将其转化为人们自觉的精神诉求,以自身信仰承载价值的实现来应对当代的信仰危机,真正成为能够召唤时代的伟大精神体系。     

宪法权威的历史塑造与现代表达

宪法因其地位特殊而有着不同于其他法律的权威表达,同时具有规范意义和价值信仰使得宪法必须认真考虑权威的生成方式。宪法权威依赖某一特殊文化环境中的大众心理,而这种心理更多来自历史的塑造和文化的传承。中国古代对于“宪法”权威有着自己的实践方式,这是在法律规范和价值信仰之间取得的一种平衡。清末“西法东渐”的独特历史背景使得宪法权威具有更多规范的实用意义,从而割断了与历史的联系。当今社会需从革命信念和历史传统中寻找宪法权威的现代表达方式。     

“土神”与“洋教”:当代中国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交往关系研究

学界对民间信仰与基督教的关系研究主要呈现出宗教生态论、反相关论、工具论等交往特征,这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未能完全考虑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非对称的因果关系,也未呈现两种信仰及其信仰方式之间的动态变迁,更没有充分展现不同信仰差异,为何使信仰交往成为问题、甚至冲突的根本缘由.基于扩展个案法的研究工具,考察福建莆田、江西余干、浙江昌国三地民间信仰与基督教之间的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可以看出地方公权力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复杂关系或多重逻辑,不同信仰呈现或强或弱或力量相持的格局,又与宗教或信仰自身的历史底蕴、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信仰需求等因素相关.在不同信仰交往实践过程中,信仰本身的差异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公权力主体的偏好和区别对待.因此,公权力在对待不同信仰时须保持公正和平等这一点至关重要.     

论当代大学生法律信仰的构建

在依法治国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生树立法律信仰是国家法治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法律信仰的对象是一个最宽泛意义上的法律概念,并不指国家法律,而是一种融意志与规则、情感与信仰于一体的"综合法学"。在传统文化、法治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下,当代大学生普遍表现出对法治观念的迷茫和对法律态度的功利性。优化法治环境、唤醒权利意识、注重法德并举、改革法学教育等措施有助于培养大学生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最终实现法律信仰的构建。     

论中国语境下的法律信仰

在中国的语境下法律并不能被信仰,"法律信仰"本身的用语就存在着错误.虽然本文中仍然使用"法律信仰"的表述,但是必须将这个词语内涵扩大解释为:法律信仰指信仰主体笃信法律是具有至高无上价值和理想的真理并且愿意为之献身的精神状态.实质上是对"程序正义"、"法律至上性"和"法治社会"这些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而其根本上是对自由和正义等终极价值的信仰.法律信仰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其一,对一定法律价值、理想的信仰;其二,对这种价值理想的精神基础或根据的信仰.     

法律功利性导向的法信仰价值取向

功利作为一种道德评价并不必然具有贬义.人们对于法律学习具有一定功利性.从古到今,无论是制度设计还是人的行为选择都有功利性的痕迹.积极利用人们学习法律的功利性.从法律满足人们对规则、利益、人性等功利性目标的角度,理解法律价值,推动法信仰的逐步树立.     

从"法律信仰"到"法信仰"——一种基于宪法的法信仰理论

法律信仰曾经引起了我国法学界的热烈讨论,但是这个概念一经提出.就面临着自身难以解决的逻辑难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没有弄清楚法律信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法律信仰的对象只能是自然法,而不能是实证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使用.法信仰"的概念比使用法律信仰更加准确.而作为法信仰的现实归依,宪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被信仰的品质,因此,树立对宪法的信仰,是我国当代法信仰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理性与信仰：克尔凯郭尔神学悖论的启示和意义

在西方神哲学史上 ,克尔凯郭尔是对悖论进行生存论探究的第一人。他认为 ,基督教是关乎生存的宗教。基督教植根于悖论。对基督教而言 ,悖论是一个应张扬和加强的优势 ,而不是一个应遮蔽和减弱的缺陷。本文剖析和梳理了克氏著作中的若干悖论 ,并认为 ,他的悖论的主旨在于揭示理性和信仰的关系 :信仰高于或超于理性。理性应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界限 ,“为信仰留下地盘” ,从而确保基督教的“超越性”和“生存性”。克氏从唯信论生存论的角度对悖论以及理性和信仰关系所作的思考 ,蕴涵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值得我们对之深入研究。     

“法轮功”的出现与共产党员信仰问题研究

法轮功在当代中国的出现 ,并征服了一部分党员干部 ,其原因并不仅在于李洪志的歪理邪说的诱骗 ,还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 ,即部分共产党员信仰世界的紊乱 :世纪之交中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引发的政治冷漠感 ,文化开放时代多元文化并存导致价值选择过乱 ,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碰撞导致文化认同过失以及党建工作弱化使党组织凝聚力下降 ,构成了共产党员法轮功信仰形成的文化土壤。因此同法轮功的斗争 ,必须从共产党员的信仰重建入手 ,通过对党员进行唯物主义、党的知识和方针政策及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使其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科学理性精神 ,从而构建共产党员理性的信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