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吗?——与庞长富同志商榷

《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1期发表了庞长富同志《物质与意识不是对立的统一》的文章(《新华文摘》1982年第6期也曾摘转)。初看起来,这篇文章立论新鲜、引证有据、理直气粗,但仔细考究一下就会发现,从观点到论据都似是而非。由于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物质与意识的相互关系,而且直接涉及如何正确认识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所以,有必要从理论上予以澄清。     

能动反映世界不是意识的能动性吗?——与孙运福同志商榷

孙运福同志在《意识能动性刍议》一文(载《山东师大学报》1986年第2期)中认为,能动反映世界不是意识的能动性,意识的唯一能动性就在于指导实践。笔者对该文的观点难以苟同,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一孙运福同志认为,“能动反映世界是意识的能动性”的传统观点,与意识的本质相矛盾。笔者认为,这是他在片面理解意识本质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孙运福同志认为,意识在本质上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人脑与客观世界相互作用     

也评《李白与杜甫》——兼与谭、宁二同志商榷

郭老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京赴奉先县咏怀》)显然是脱胎于“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孟子·梁惠王》)。并且说:“不过问题还得推进一步:既认识了这个矛盾,应该怎样来处理这个矛盾?也就是说:你究竟是站在那,—个阶级的立场、为谁服务?推论到这一层,杜甫的阶级立场不能不突露出来了。他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见《李白与杜     

视听资料不能作为刑事证据吗?——兼与张弘同志商榷

1986年8月15日《中国法制报》刊登了张弘同志的文章《刑事证据一定要合法》(以下简称“张文”)。张文认为,“录音不能直接作为刑事诉讼的证据。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视听资料(包括录音)可以作为证据。”对此,笔者观点不同。笔者认为,虽然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将视听资料单独列出作为证据的一种类型,但视听资料是可以作为刑事证据的。     

“白马非马”是诡辩命题吗?——兼与林颖同志商榷

《宁德师专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刊登了林颖同志的文章《浅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以下简称《林文》),拜读之后深得启发,也有不解之处。富于启迪意义的是:《林文》从哲学与逻辑学两个层面,对公孙龙的《白马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提出了一些很有理论价值的看法,并从方法论的意义上指出:“我们对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必须加以具体的分析和批判,采取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不能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林文》)。不解的是:按照《林文》的论述,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就是“白马不是马”,是否定“白马是马”的,割裂了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是形而上学与诡辩论。对此,笔者实不敢苟同。下面结合《林文》,从三方面来论述“白马非马”,并提出笔者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林颖同志与逻辑界专家。     

邵力子列席过党的“一大”吗?——与陈德和同志商榷

关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及其有关问题,近几年通过党史学界的努力,已经考证得比较清楚了。但是,近来陈德和同志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即党的“一大”除了正式代表之外,还有列席代表,邵力子曾列席党的“一大”,“一大”会议后一段由上海转移到嘉兴南湖举行,也是采纳了邵力子的建议。他在《复旦大学校刊》去年第八十三期发表的文章《中共“一大”由上海转南湖召开可能采纳了邵力子的建议》。《解放日报》编《报刊文摘》去年157期又以《邵力     

屈原是法家吗?——与经本植同志商榷

遵照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本期发表对屈原有不同看法的两篇文章,先就屈原评价问题展开讨论,后将开展有关的其他问题讨论。热烈欢迎广大工农兵和专业理论工作者积极参加这些讨论。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通过严肃认真、广泛深入的讨论,将会促进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     

这里的“伟大”不是反语——兼与杜方剑同志商榷

《记念刘和珍君》是鲁迅先生一篇文情并茂感情至深的散文。其中有这样几个长句:“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转辗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呵！中国军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自《鲁迅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刊载了汪泽树同志的《症结在哪里——<记念刘和珍君>中一个句子的理解》一文后,不少同志相继写了文章对汪文“伟大”一词是正语的结论,表示肯定或否定。比方一九八二年的第一期《教学与研究》就开辟了一个争鸣专栏,     

计划规律不是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兼与宋养琰同志商榷

长期以来,国内外经济学界,都把计划规律作为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规律之一。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传统观点仍旧被人们作为定论沿用着。一九七八年出版的《辞海》,在“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条目下,这样写道“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国民经济各部门按照统一计划和相应的比例关系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消灭了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国     

悖论不矛盾吗?——与谢洪欣同志商榷

一、悖论不矛盾吗?谢洪欣同志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4期上发表的《悖论的不可避免性和不矛盾性》一文中提出悖论不矛盾的观点,这对深入讨论悖论问题是有益的.但是,这种观点是否能够成立,我认为还是可以讨论的.谢洪欣同志认为悖论的定义应该是:“命题P是悖论,当且仅当P(?)(?)P(即P与其否定(?)P同值).”(《哲学研究》1982年第4期38页)他由证明“‘悖论是矛盾’是一个悖论”来证明“悻论不是矛盾”.请看他的论证一.“论证一:设P是悖论,即P(?)(?)P.(1)如果‘P(?)(?)P＇是矛盾,则由于P与(?)P同值,可用P代替(?)P,即得     

思想先于语言吗?——与周建人同志商榷

一年前,周建人同志发表《思想科学初探》一文,言简意赅,读了颇受启发.文章提出了思想与语言产生的先后问题,思想是先于语言的,语言是先于文字的.他说:“‘思想——语言——文字’这一串相连的环节,可以肯定,思想放在首位.”我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文字后于语言,这似乎不成问题,但说思想先于语言,就值得研究了.“是思想先于语言的吗?”我觉得问题就出在“思想”二字上面.     

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兼与杜奋嘉同志商榷

文学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更应该是复杂而又丰富多采的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文艺作品要达到正确地再现社会生活的目的,就得“具有一个因素,缺了这种因素,文学就没有什么价值,这就是真实。”(注一)斯大林指出:     

“五形态”理论不是人类历史的普遍规律吗?——与刘亚文同志商榷

刘亚文同志撰文指出:“五形态”理论和“跨越论”同属较低层次的理论,“由于它们具有地域性,因而不能作为普遍的历史规律。”(见《理论与改革》1991年第2期“社会形态的演进与历史发展的规律体系”一文,以下筒称刘文)这种探索精神是可敬的,然而其结论却不敢苟同。笔者愿以文会友,诚恳地就教于刘亚文同志和理论界同仁,以求共识。     

自然美不是自然现象——与温靖邦同志商榷

《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4期发表的温靖邦同志的文章《关于自然美的本质属性》,批评了瓯群同志在《论“比、兴”与自然类》(《文学评论丛刊》第一辑)一文中所持的论点,阐述了自己对自然美的本质属性的见解.美的本质是一个十分难于回答的复杂问题.瓯群同志从艺术对自然美的反映(人对自然美的认识)的角度,探讨了自然美的本质特征.温靖邦同志从自然美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角度,否定了瓯群的主张.这种不同见解的交锋,对于促进美学问题的探讨,提高美学研究的水平,是有益的.     

《郑伯克段于鄢》解歧——兼与肖泰芳诸同志商榷

《郑伯克段于鄢》作为《左传》名篇,历来为众多的古文注家所瞩目,但对其中的一些重要词语却始终未能给与确切的解释。肖泰芳诸同志在《古代汉语札记》(载《山西大学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三期)一文里对其中的八条词语作了新的解释,颇能给人以启发,但亦似乎不无商榷之处。除“无生民心”一条彼此理解相近而外,笔者拟就肖文选释的其余七条词语从《左传》语言整体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正于专家同好。     

这样比较恰当吗?——与荣伟同志商榷兼论中西文化的比较方法问题

荣伟同志在《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的《中国传统文化再批判三题》一文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否科学、民主和人文精神的问题,作了基本否定的回答。这种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呢?通观全文我们看到:荣伟同志基本上是以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儒、道两家的哲学思想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整个文化比较得出的。笔者对这种笼统、混乱的比较方法实在不敢苟同,所以,把自己的想法写在下面,以就教于荣伟同志。     

“that”不是关系代词吗?──兼与Huddleston教授等商榷

自从乔姆斯基（ＮｏａｍＣｈｏｍｓｋｙ）的转换生成语法问世后，不少英语语法学者便接受了著名语法学家叶斯柏森（ＯｔｏＪｅｓｐｅｒｓｏｎ）和克鲁辛加（Ｅｔｓｋｏ　Ｋｒｕｓｉｎｇａ）的观点，认为ｔｈａｔ在下列句子中不是关系代词，而是连词：１．Ｉｄｉｄｎ’ｔｌｉｋｅｔｈｅｇｕｙｔｈａｔｓｐｏｋｅｆｉｒｓｔ．２．Ｔｈｅｂｏｏｋ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ｄ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　ｗｅｒｅｕｎｏｂ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３．Ｏｎｅｈａｄｔｏａｄｍｉｒｅｔｈｅｗａｙｔｈａｔｈｅｈａｎｄｌｅｄｔｈｅｃｒｉｓｉｓ．其中最有影…     

人类需要不是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兼与唐宗力同志商榷

<正> 当前,在史学界、哲学界深入讨论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经济学界也开展了对生产力发展功力问题的重新探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功力究竟是什么?这确实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此《安徽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一期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李稼蓬同志的《试论生产力的内在矛盾》,另一篇是唐宗力同志的《人类需要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读过这两篇文章后很受启发。但是,唐文认为:人类基本的生存需要是推动人们从事生产的最初动力,需要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决定了生产力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需要总是先于生产,大于原有的生产力,因此,人类     

劳动强度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吗?——与陈谋箴同志商榷

读了陈谋箴同志发表在《中国经济问题》1983年第四期上的《劳动强度生产绝对剩余阶值》一文,深受启发。但对文中以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的论述为据,认为超过国民平均水平的劳动强度,会在同一时间内增加绝对劳动量,同时增加剩余劳动,由它形成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剩余价值。并且认为《资本论》中《劳动的强化》一节马克思说明的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基础上的绝对剩余价值。还认为若是主张劳动强度形成相对剩余价值,则就难于解释和坚持马克思关于“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也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方法”的原理,对此,我认为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     

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吗?——与蔡德贵同志商榷

《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发表了署名蔡德贵的文章《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读后感受有三:这篇文章是有针对性的,即针对本刊1982年第1期发表的拙作《关于研究新疆兄弟民族哲学与社会思想史的初步设想》和同年第4期发表的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的文章《论艾卜·奈斯尔·法拉比的逻辑学说》,此其一;其二,文章的作者断言法拉比是“阿拉伯哲学家”,“法拉比的国别是不成问题的”;其三,文章就“法拉比的哲学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矛盾的说法。